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专题摘要:

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

中外国际专家详解：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 　　重磅！听听三十位中外国际问题大家怎么讲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和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聚集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本场论坛为CCG专家夜话，聚焦“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议题。为探讨各国应如何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多边体制和共同推动全球化朝着合作共赢方向发展，CCG邀请了国际关系、国际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的30位国内外智库专家学者在本场夜话中围绕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发展前景等焦点问题展开讨论，为全球化发展提出智库建议。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金灿荣：各国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这个概念最初是在90年代初期，由秦亚青、阎学通等学者引进来的。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对这一概念的态度从最初的谨慎保守，到逐渐接受再到积极参与。这种转变不仅与学者研究和阐述有关，更离不开国家领导人对全球治理重要性的认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匪浅，是过去30年中最大赢家，因此中国愿意为推动全球化贡献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虽然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但是中国不想夸张这些矛盾，而想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十分消极，但中国大部分领导人对美国却持有欣赏态度，对中美关系也极其重视。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都治理不好当今的世界，全球治理的出路就是让大国们共同合作，达成共识，特别是中美两国要协商一致，维持世界和平。 CGTN政治和和经济评论员Einer Tangen：各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要保持初心，合作共赢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以应对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重建和其他全球治理的相关问题。为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各国该如何在主权方面做出妥协，实现合作，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各国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初心，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为世界带来人们期待的变化，贡献力量。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Daya Thussu：新兴国家应该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多话语权这个世界不仅只有中国和美国，全球化不是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参与者。虽然它们占了全球GDP的40%，但是按照两极化的思维来思考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局限的思维。许多人在探讨全球治理的时候把问题集中在了几个方面，例如当前的国际形势是谁造成的，谁是基调的奠定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但是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问题，可以发现现在不仅是中国崛起了，其他国家也在崛起，因此现有的国际格局遭到挑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这就意味着目前各国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审视国际局势，给新兴国家更多的话语权。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全球治理应先从经济治理入手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治理是在“全球治理”领域最先被提出的问题。但是近年来，我观察到“全球治理”的概念在更多的场合中被提出和应用。全球治理的覆盖面非常广。如果要真正地要推进全球治理，难度非常大。各国协商谈判和重来是全球治理的唯二路径。所以我认为结合当前的局面，进行全球治理应该先从经济治理入手，确保全球经济恢复健康增长，从而为各国坚定下一步的政治治理和其他的国际秩序的治理奠定基础。WTO改革和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是目前最棘手的两个问题，需要各国用合作精神，体现灵活解决问题。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关系杰出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国际关系学教授Amitav Acharya（安明博）：各国应加大对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的研究全球治理听起来很美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发展过程是曲折前进的。国家不是全球治理的唯一主体，各国也应关注WTO基金会、WHO基金会等基金会组织，同时允许民间社会参与全球治理。同时，在全球治理中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全球治理不仅仅涉及到IMF、WTO或者是联合国，还有欧盟等区域性的组织，也在全球治理如气候问题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要。未来人类可能我们会进入全球治理新阶段，出现全球治理既依赖国家主体又依赖国际组织的模式。我期待各国能够用协商谈判的方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Justin Vaisse：扩大多边主义定义，帮助多边主义发展走出困境国家主权是不可侵犯的，但是当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时，主权国家就需要进行协商合作，从而解决这些问题。全球治理需要涵盖更多的主体，除国家之外，还应涵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多边体系和Google、Facebook、腾讯、百度等跨国公司，以及一些国际和当地组织，并为这些国家和行为体提供一个沟通平台。此外，我们还要用多种方式将这些主体联系起来，有效推动全球治理进程。目前多边主义发展陷入了困境，世界缺少对各国行为的法律性约束力，因此我们更需要维护现有的全球治理多边机制，扩大多边主义的定义，关注更多领域的全球化的问题，从而帮助多边主义走出困境。 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纽约、旧金山总领馆原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中美两国应共同成长，互利互惠对多边体系和全球治理，首先是捍卫，其次才是改进。现在各种多边机制已经很多，不需要成立新的。因为如果不遵守多边机制的规则，再建立新的也没有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并不是因为没有预防的多边机制。国际联盟就是。但未能阻止二战爆发。日本退出了，德国也不遵守。现在最大的威胁是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凌驾于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和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机制之上。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一些智库对中国有几个重大指责。一个是美国当初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却没有像美国那样发展成民主国家。这个指责并不能成立。因为世贸组织不是政治组织，不是社会制度组织，仅仅是贸易规则的组织。中美当年谈判中国加入世贸，所有的内容都是关于贸易和投资规则。另一个指责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搭了美国便车。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搭了美国便车，没有买车票，现在补票不就得了？其实中国加入世贸后，美国并不是输家。2002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累计增长487.0%，是同期对全球出口累计增长123.1%的差不多四倍；美国从中国进口累计增长303.8%，是同期从世界进口累计增长101.7%的差不多三倍；但慢于同期对华出口增速。因此中美完全可以共同成长，互利互惠，而不应打贸易战。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中心主任Daniel Ikenson：各国需要找到多边主义发展新方向多边贸易体系长久以来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自从1995年WTO成立以后，再没有新的多边贸易协定出现。有些国家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改革WTO体系，而想让近200个国家在50个问题都达成共识是几乎不可能的。现在特朗普政府与85年前的美国贸易政策背道而驰，保护主义成为了美国再次伟大的工具。但是现存的WTO机制亟需与时俱进，将环境的问题，贸易货币，数字技术和电商问题囊括在内，让协定更加地包容。为达成此目标，中美两国的合作必不可少，需要找到妥协平衡点，达成共识。此外，世界还需要更多多元协定，除多边协定外，还需要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我们需要让美国意识到多边主义和其利益相辅相成，从而真正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喜马拉雅山共识组织创始人Laurence Brahm（龙安志）：维护多边主义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对话自二战以来，国际格局相对稳定。但是自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一些新单边主义的机制正在撕裂这样的全球结构。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边主义的世界，也需要多边主义维持世界和平。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在国际上体现出来，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多边主义的发展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各国应加强沟通交流，增加对话，从而维护多边主义的发展，保持国际格局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构建多层次的全球化有助于真正实现全球治理谈及全球治理就必须讨论什么是全球化。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全球化4.0的概念，但是我更愿意称其为全球化3.0。为什么是3.0？全球化1.0是殖民主义统治世界的全球化，全球化2.0是制度化的全球化，而现在的全球化3.0是“治理的全球化”。在现阶段，治理全球化应超越第二阶段的制度全球化，也就是让更多的国家参与治理，而非由某个国家主导。除全球化外，世界还呈现区域一体化趋势，因此在全球治理的新全球化框架里，需要分层次，分区域，跨区域，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全球化，形成全球区域间合作网络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球治理。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事务公使衔参赞William Klein：多边主义消亡论是无稽之谈  多边主义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存在于世界各地，许多主权国家通过共同合作来维护彼此的利益。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中国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但中国愿意继续推动开放并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友好的关系。美国和中国政府一直在讨论知识产权问题，这并不是美国口说无凭捏造出来的，在中国执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时确实存在着很多难点。在美国看来，中国已经是国际事务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中国行为应该符合其他大国都遵守的标准。如果中国想要公平竞争，互利互惠，获得其他国家的市场准入，那么中国就必须和其他国家一样同等开放。美国的目标是积极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共同打造一个公平的、可执行的、建设性的贸易经济关系，促进互利互惠的中美关系发展。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江山：WTO改革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学习了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知识产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跨国界的，也是需要全球治理的，不能单方面指责中国，要看到中国取得进步。我们应该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对WTO进行改革。WTO改革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不能在讨论过程中夹带私货，并将其作为向另一方施压的手段。WTO的非歧视原则及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也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世贸组织改革的谈判难点是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是世贸组织改革谈判的难点，其难度可能超过非市场导向的问题。每个国家对电子商务谈判的重点诉求是不一样的。首先，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全球政策协调的必要性进一步地增强了。第二，互联网领域是一个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领域，中美作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全球化这一关键议题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双方必须加强对话与协调。第三，全球化困境。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以及各国国内民主机制这三者难以高水平兼得，这在数字流动问题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在全球数据流动进一步自由化的同时，中国必须要加紧提高与开放体制相适应的监管能力。日本东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原院长Masahiro Kawai：中国和美国应该同日本一道维护多边主义  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观点和看法。特朗普在大选时候用的一些手段反映了美国缺乏调整机制，其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减弱和丧失。日本一直在推动全球化和多边主义进程。日本的策略是给美方施加隐形压力，同时又希望中国也能采取措施，尤其是敦促美国能回到多边主义的谈判桌上进行贸易谈判。日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与各国一道就补贴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数据自由流动进行谈判。中国和美国应该同日本一道维护多边主义和促进多边贸易谈判。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世界经济发展现状的十个矛盾现在全球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十大矛盾：贫富矛盾、南北矛盾、新旧矛盾、收支矛盾、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能力支付不足的矛盾和多元文明与文化的矛盾。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这不仅表现在中美关系中，也表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印度甚至其盟友的关系中，呈现合纵连横的局面。其中中美关系成为最大的矛盾点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中国现在扩大改革开放，拥抱全球市场，通过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为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提供创新的合作平台，寻求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携手发展。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刘德斌：全球治理关键在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全球治理归根到底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人类历史是大大小小人类命运共同体演化的历史，但是仔细去考虑有三点辩证关系，即我者和他者的辩证关系：第一，相互对立；第二，他者的存在往往以我者的存在为前提；第三，他者和我者是可以转化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我者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朝着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方向转化，这就要让国家体系保持弹性，比如建立各种共同体，区域化可能是未来世界秩序发展的可能。中国的历史经验是不断地把他者转化为我者，这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有相似之处，只是美国的历史很短，和中国转化的方式不一样。 CCG高级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原主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原会长孙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不谋求领导地位目前，国际金融体系远没有实现自己的使命，世界秩序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我们任重而道远。华尔街资本的逐利性加速了美国产业外移和就业减少的势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当局的直接干预，美国华尔街是最后的受益者。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擅长学习，我们已意识到知识产权等相关权利的重要性，并正在践行这些工作。中美双方过去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成功的尝试，现在更应该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对话，这样才能进行顺畅的沟通和合作。我们应该参与到全球治理中，而不是谋求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因为全球治理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像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制。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中美对时间的观念不一样中美之间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双方对时间的观念不一样。10年中出现变化、波动甚至是曲折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只看这10年的时间，应该给予中国一些耐心。另外，美国认为中国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不公平的市场准入政策，或者说中国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这10年的时间太长了，为什么中国这么发达了还不开放？我希望美国人能多一点耐心，或者说用冷静的态度来理解时间概念。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协调，或者说把国内治理转化成国际治理的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些耐心。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中美贸易战不打不相识第一，关于全球治理的问题。全球治理的未来依赖于中美相互之间的合作，因为中美两国是全球治理的关键。第二，中美贸易战不打不相识，贸易战没有赢家，经济相互依赖对于中美双边的制约还是很明显的。第三，中美两国都处在国内巨大变化调整中。第四，中美协议达成有助于中美关系找到走出战略竞争的办法，这可以为中美在WTO等领域的合作会开辟一个机会之窗。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亚洲司原司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原公使吕克俭：贸易体制改革过程中问计群贤很重要目前全球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摩擦一样，只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来解决。贸易战没有赢家，一旦全球秩序遭到破坏，会对全球的经济发展秩序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首先要维护全球秩序的稳定。希望CCG能够在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交流和探索。大家都是贤士，问计群贤非常重要。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爱丁堡大学公司金融学首席教授侯文轩：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资源配置问题是症结所在要解决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和中美贸易纷争中的症结，首先要回答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何种作用？问题在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资源配置问题。企业的增长和消亡是很正常的，国家在大政方针上要有所改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严忠：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存在积极合作当我们提到中国在全球治理参与的时候，不应该一直强调中美之间缺乏合作，中国和美国还在其他社会问题上有着积极合作。第一，1945年的机制性安排没有让中国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也没有一个机制促进权利的分享。第二，中国依赖“国家主导”的方式进行全球治理。第三，中国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国家领导力需要首先应对国内问题。 CCG联席主席、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美国应学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国家之间不是平等的，有大小之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现阶段不仅奉行孤立主义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非常强势。如果说中国需要改进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美国则需要改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尽管十年后，中国可能还不能在经济数字方面超过美国，但与美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小，而排在第三、第四名的经济体一定会被远远甩在后面。因此中美两国一定要通力合作。在贸易谈判时，中美两国必须坐下来达成共识，并将共识扩散到全球。同时，美国要学会接受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在崛起的事实，与其和平共处，共同创造“共赢”局面。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Hon.Terry Miller：各方达成共识才能商讨出所有人都会遵守的规则我听到了一些针对美国激烈的言论，其他几位与会者提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全球治理。在贸易领域或其他领域，国家间的合作必须要基于自愿合作。当全球治理开始以强权胁迫国家参与，那么大家就各自逃散了，国家政策在实践中不会真正得到落实。我很欣赏CCG一直致力于推进对话，只有通过推进对话，各国才能真正理解彼此，规则才会应运而生。各方达成共识才能商讨出所有人都会遵守的规则。 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全球治理需要得到改善，让大家都能参与其中二战之后，全球治理发展已经跟不上全球实践了。我看到IMF最近提出的一个报告，就是跨国公司缴税水平和过去相比已经下降了很多。不管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在所运营的国家，缴税水平有所下降。现在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在中国运作，每年收入达到超过5000亿，超出了中美贸易逆差。所以美国企业在中国运营能够受益，其它国家的企业在中国肯定也会受益。特朗普总统宣布要减税，苹果宣布要汇回美国2500亿美元，很多美国企业开始把海外税收汇回美国。现在福特、通用等汽车公司在中国的销量其实已超过在美国销量。所以，我认为全球治理需要得到改善，让所有国家都能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而不仅仅是让中国去承担贸易不平衡的表面赤字。今天智库专家的讨论很精彩，很荣幸CCG能举办这样多专家参与的讨论，希望以后能把各位专家好的想法集合起来更好的为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政策决策服务。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CGTN主持人杨锐：需要思考如何重新定义国际秩序包括地缘政治和文化现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这也妨碍了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共享全球平台。在特朗普总统执政任期可能会注意到美国的精英和媒体都指出，目前的总统背离美国国父们建国时的原则。未来，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中国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的领导力将会如何？在出现了这样一个在全球化、反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的今天，我们的全球治理究竟应该是由国家为主体，还是非国家主体为主要的参与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重新定义国际秩序包括地缘政治和文化。同时，在恐怖袭击中大家不会去批评某一个国家主体，像ISIS这样的组织。这样的趋势确实是在动摇着国际的秩序。[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23日 18:25

科技与全球治理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 　　科技与全球治理，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新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一系列新科技革命，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加之受新技术激化国际竞争等因素影响，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动荡时期，而现行的全球治理体制难以有效应对这一系列挑战。未来如何顺应科技全球化，运用好科技手段，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互利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将会趋向一个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本场分论坛聚集了来自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就此展开研讨。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陈启宗   在过去十几年里，科技越来越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说，因为科技，世界会大同；因为科技，无论住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用的基本上差不多是同一个平台。所以科技会将世界变得非常扁、非常平。比如在教育领域，借助AI等科技能够解决缺乏优质师资的问题，促进教育全球化和资源共享。在旅游领域，科技的运用虽然降低了传统的就业职位，但是移动互联网所提供的海量旅游信息、产品预订功能等都提升了旅游业的效率，从而提升了整体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出入境旅游人数的增长，也因此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科技究竟会带来世界大同，还是会带来更加分化的社会和分化的世界，值得大家共同思考。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梁建章：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可以从旅游和人口两个角度体现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可以从旅游和人口两个角度加以体现。机器人成为各行业主要劳动力取代人工的同时，休闲时间则更多地被用于旅游。此外，科技进步对生产率、贫富差距和城市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城市化率提高导致中国人口生育率的降低，这是未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问题。此外，旅游业等服务性行业对中国整个贸易顺逆差有着重要影响。随着移动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国际旅游增长，来华旅游人数增加，中国会从贸易顺差变成贸易逆差的国家。中美两国游客的增长对双方经济发展都非常有好处。科技对旅游的提升和旅游体验的提升都有很大作用。流利说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翌：科技是未来实现教育公平化的手段教育和科技的结合会产生三大效应：首先是个性化程度上的质变。其次，在教育上节约时间，更加高效地提升了效率。最后，科技、人工智能、移动等手段能够显著提高教育质量。有效地使用科技，发挥其优势作用，可以显著提升基准线，技术在未来是实现教育公平化的一个手段。就AI和教育的结合前景与边界来看，一方面，AI和教育最先的切入点是技能型学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有更多技能型学科，AI会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各个学科在各个环节上都有可能被产品化的空间。 VIPKID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CCG常务理事米雯娟：科技可以促进教育全球化在教育全球化方面，一个科技驱动的全球课堂，为全球各地的学生提供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未来的世界是更加分化，更加共享的。在教育领域，一定能够把教育资源和需要教育的孩子们通过科技相连接，实现教育资源在全球的连接与共享。外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CCG副主席何梅：科技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加共享通过互联网、AI等技术将师资与全球的学生连接在一起，可以使优质教育资源更加开放和共享。走向面对面的项目和课程也可以通过科技的力量产品化，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从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另外，建立中国人的国际公民意识很重要，通过国际化的资源也可以培养多元化的人才。汉帛集团总裁、CCG常务理事高敏：碎片化时代，中国可以作为研发中心为全球输出解决方案大部分中高端产品和整个制造其实都是从中国出去的，基本上全球一半的时尚产业制造份额还是在中国。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点，因为它向上对接整个欧美消费需求的变化，向下对接整个“一带一路”战略和策略。中国的产能是存在的，其瓶颈在于没有使其可视化、信息化的能力。因此，要整合中高端碎片化产能，把碎片化的需求对接碎片化的产能，推动中国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随着碎片化时代进程加快，对时间、品质的高要求和集成协同更加重要，中国可以转变成为研发中心，为全球输出解决方案。量化派创始人兼CEO，CCG常务理事周灏：将金融服务和AI的工具嵌入到消费和生活服务领域能够提高效率我认为金融服务本身是一个工具，我们最终做的肯定不是金融服务，而是把金融服务和AI作为一个工具，把它最后嵌入到消费和生活服务领域里面去。我们目前想做的事情，是把金融和AI的工具作为一个切入点嵌入到实体的消费或者生活领域里，从而实现这些领域的高效率。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新阶段出现的挑战进行探讨，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建言献策。 [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9日 10:26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 |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影响着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商务部近期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健康发展，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面临海外投资的新挑战，中国企业该顺应新的全球化发展更好地“走出去”？如何合规开展海外业务？如何回避地缘政治的风险？中国企业精英领袖在本场分论坛中共同探讨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学会合作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首先应该量力而行，在海外投资的时候，要发挥自己的综合优势，而不止是单纯注重资产投资。其次，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一定要学会合作。和跨国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能够避免恶性竞争。而和当地企业进行积极合作、共享共赢，能够提高中国企业在当地市场的受欢迎度，从而真正融入国际市场，成功“走出去”。此外，国际上对国企补贴问题和国内民企对国企在银行贷款融资方面存在误解。中国政府提供的税收减免和税收返还政策是普惠性质的，而非针对国企。反而随着国企上市后股票增发，国有股越来越被稀释，可能成为后患。而融资方面，大部分国企贷款容易是因为更愿意向大型企业发放贷款，而非因为国企和民企的所有制差别。 CCG常务理事、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闵浩：中国应加快改革标准制定和监管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发展的经验就是要专业化，以过硬的产品质量打开市场，创建品牌，而非打价格战。通过品质和创新打动客户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是对企业品牌的树立和发展至关重要，会使企业受益无穷。中国在行业标准制定上有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行业标准大多由政府制定，缺乏效率和动力；二是中国缺乏有效的标准监管体系，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得到认可。中国在未来的行业标准制定上，要向国际学习，提高自己的标准，最后向世界输出中国标准。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杰商会（AAMA）会长、CCG副主席徐井宏：企业应该是为了企业发展需要而“走出去” 企业“走出去”仍然是当下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企业还没有“走出去”，或者“走”得还不大好。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和挑战。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万物互联，时空的界限被打破；而是虚实混一，感知的界限被打破；三是跨界融合，行业界限的被打破。因此，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是什么时候“走”，怎么“走”，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能力和特长。企业应该是为了企业发展需要而“走出去”，而不是为“走出去”而“走出去”。此外，全球化另一个解释是本土化，“走出去”的企业要对当地文化法律规则有清晰的认识，用共赢打造持续发展。富爱达国际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唐浩轩：园区建设对“一带一路”至关重要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舞台，那么园区就是台柱子。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与中国相比并不完整，因此园区建设可以有效帮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获得配套原材料，从而节省成本，提高价格优势。目前，一些园区的建设和经营并不理想，有先天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未来在海外园区建设过程中要注重规划设计，高效发展。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府学校总校长、CCG资深副主席王广发：“走出去”概念已今非昔比今天的“走出去”概念已经今非昔比，中国企业所处的国际双边和多边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更加关注投资转型、升级、优化能否取得当地支持和法律政策的问题。目前，中央确定了更加开放的政策，第二个四十年会更加开放。在“走出去”的时候，民企和国企有不同的使命。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和合作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要确立自身正确的方向，通过财务、贸易合作等手段进行优先发展。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魏力：金融企业“走出去”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恒昌作为金融服务行业的民企，努力做到在深耕国内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化突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可以成为金融服务企业向东南亚国家发展的借力点，利用行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积淀和优势走向国际市场。同时，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也要“向西走”，与国际的金融中心互联互通提高服务质量。目前，民企向银行借贷困难是阻碍其“走出去”的巨大阻力。此外，清醒地认识到国际金融风险和收益性价比是帮助中国企业更有效、更安全地制定国际化战略的有效方法。 Kingsley战略研究所所长及亚洲战略和领导研究中心原CEO Michael Yeoh：中国应加强与东盟贸易合作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发展贸易的重要伙伴。首先中国是东盟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东盟十国内每一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拥有良好的经贸基础。第二，许多东南亚国家都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益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贸易等方面得到了发展。例如不久前，马来西亚与中国签订的高铁项目将为未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帮助。因此，中国应该扩大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在了解当地文化和需求的基础上，增进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从而创造共赢局面。 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中国企业需要顺应全球化新趋势制定更好的“走出去”策略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挑战。虽然根据商务部的最新数据，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态势平稳健康，对外投资结构也更加多元化，但是面临全球化4.0带来的新挑战，中国企业应该怎样顺应潮流，制定更理性的海外发展战略，更好更成功地“走出去”，依然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4.0时代下中国在更高水平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研讨。 [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9日 10:22

一带一路如何成为多边合作新平台？多国使节观点碰撞: 　　一带一路如何成为多边合作新平台？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多国使节的观点碰撞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一带一路”倡议是未来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框架。近期，随着中意两国“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意大利成为首个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G7国家，卢森堡也紧随其后。“一带一路”第三方合作亦已取得积极成效，成为维护多边主义的有效实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举办，在本场大使圆桌论坛中，来自多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官员和中国前驻外大使共同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相关问题进行了回答与讨论，从多元视角为“一带一路”建设建言献策。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Hon． Terry Miller：中国应学习世界银行的经验，不断完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 CCG创造了这次让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相互交流增进理解的平台。在当今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路径，对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增进互信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带领数以亿计的人们成功脱贫，并走向全球化。随着其实力的增强，中国正在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一带一路”倡议在本质上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过的事情相辅相成，因此中国在完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时，可以多借鉴已有的经验，提高“一带一路”合作的透明度，加大反腐败力度，为推动全球化发展更好贡献力量。爱尔兰驻华大使Eoin O‘Leary：欧亚互联互通，维护多边合作，共同打造全球公平竞争平台 2019年是中爱两国建交的40周年。在过去的40年里，中爱两国积极合作，爱尔兰对于多边主义的承诺也是爱尔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未来中爱加强合作路径的重要基础。欧盟和中国已经达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承诺，完成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2020投资协议。通过建立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欧盟和亚洲之间将会形成一股合力，在加强沟通与合作的同时，建设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打造全球的公平竞争平台。德国驻华公使Giuseppe Fedele：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意味着中意两国共识的达成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意大利的国事访问对中意双方共识的达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表示，“一带一路”不仅是货物服务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知识、思想以及学术的交流。意大利希望“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一条知识的丝绸之路。意大利作为欧盟成员之一，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会坚守透明度原则，遵守包括经济、金融、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为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化发展努力。 CCG顾问、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前驻冰岛大使苏格：中国在不断用自己的努力为全球化发展贡献力量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第四轮全球化发展紧密相连，从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1992南巡，到中国加入WTO，再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不断用自己的努力为全球化发展贡献力量。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希望为世界各国增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提供有效平台，并听取吸收世界各国对完善“一带一路”的建议。中美两国更应该增加交流，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进行合作，从而共同推动全球化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前驻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瑞典大使兰立俊：“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五个历史维度 “一带一路”体现出了五个历史维度。“一带一路”首先是试验性的。实施五年来，“一带一路”虽然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在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需要应对。第二，“一带一路”具有创新性。目前这一倡议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意大利的加入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里程碑。第三，国际合作规范是“一带一路“发展的未来方向，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进一步建设”一带一路“。第四，国际合作需要法治基础支撑，“一带一路”发展不仅要与已有的国际规则相接轨，更要依据国际新局势制定新规则。最后，媒体和智库在对“一带一路”的传播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从而为其发展凝聚共识。加纳驻华大使Edward Boateng：加纳应抓住“一带一路“窗口机遇，用创新思路推动经济发展加纳在2017加入“一带一路”，是因为相信“一带一路”能够为加纳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加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之一，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巨大的产业链，而“一带一路”为加纳提供了一个发展经济和融入世界的窗口，让加纳在世界产业链中发挥更大的价值。他认为亚洲的发展方式对非洲国家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因此加纳更需要抓住机遇，改变思路，在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机制的建设，与中国和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共同推进和完善这一机制。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政务参赞William Klein：互联互通需要建立在国际原则之上互联互通需要各国政府遵守国际原则。不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协定都需要建立在开放、透明、公平竞争、法治和思想自由的国际原则上。中国在发展“一带一路”时，需要多聆听国际声音，借鉴已有的经验，以国际标准进行合作。美国希望能与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因此中美双方应该加强对话，共同解决现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非贸易壁垒等领域达成共识，从而共同推动全球化发展。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移民署）驻华代表Giuseppe Crocetti：建立相关机制和政策应对“一带一路”带来的国际移民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将会为国际移民在多个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建立相应的机制和政策以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必要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力点。移民是全球化的特征之一，移民政策的制定有利于有序推动人才流动，从而推动全球化朝着积极方向深入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打独斗，只有国际合作才能更好的应对和解决移民问题，实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因此，在全球化4.0时代，各国更要通力合作。古巴驻华大使Miguel Angel Ramirez Ramos：“一带一路”可以加强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互联互通一方面中国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也需要合作和共赢一同推动。对于“一带一路”，参与国才更有发言权。现在已经有包括古巴在内的14个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这些国家也已经充分了解到了“一带一路”带来的众多益处和巨大机遇。古巴的加入不仅是为了古巴自身的发展，更是为了加强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希望各国能够共同合作，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出更多建设性建议，为全球化发展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开放的环境。 CGTN主持人刘欣： “一带一路”倡议的完善需要更多精英智慧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在国家间合作更加频繁的同时，逆全球化潮流也愈演愈烈。因此我们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实践，共同应对全球化新阶段带来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在2013年提出，是一个有创意的，并包含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概念。目前已经有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正式支持了这个倡议，并且在未来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扩大，因此为了让这个倡议能够为更多国家和更多地区的人们带来好处，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政界、商界领域的精英人士贡献智慧。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4.0时代下中国在更高水平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研讨。[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9日 10:20

国际商界对话《外商投资法》细则与投资新前景: 　　国际商界对话《外商投资法》细则与投资新前景|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不久前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外商投资法，旨在用法律的手段更好保护外商投资，吸引外商投资。这无疑是对世界释放了中国将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一大信号。《外商投资法》的实施细则将涉及到哪些？如何为外企在华投资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在该法案的实施将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本场分论坛邀请了跨国公司CEO和国际商会领袖共同探讨《外商投资法》的实施细则、更佳方案和外商对华投资的新前景等话题。默克中国总裁Allan Gabor：《外商投资法》是中国创新的转折点对《外商投资法》可以保持乐观。它不仅仅能够支持外商企业，从广泛上能够支持创新的发展，而且也将会推动每个人的健康发展。为了让之奏效，立法也必须要透明，而且必须要可执行，这样才能真正地支持创新发展。而中国研发的人工智能，也是中国建立《外商投资法》环境的优势。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外商投资法》是中国创新的转折点，它让中国有能力塑造全球的趋势。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CCG顾问周延礼：《外商投资法》是一个维权的工具《外商投资法》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更好地保护外商投资者，包括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以及未来仍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二是对于政府的行动进行了进一步的约束。《外商投资法》已经非常具有广泛代表性，是备受期待的。最后，《外商投资法》需要更多的具体规则来加强落实，因为细节的细则会使法律更加有效。在中国经商的外商会面临着很多的风险和挑战，法律其实是一个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有效工具。已经发布的《外商投资法》，让外商能够了解中国正在实践法制。政府和商界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维权的工具。宽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CCG副主席关新：将来的创新依靠的是更灵活的资本《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要多实践，多反思。扩大开放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能够继续扩大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环境。对外资的态度和对外资的吸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更有意义的，是给内资更好地定义。我们不应该只注重那些大企业、大国，或者大资本，同时要注意的是，将来的创新依靠的是更灵活的资本。中国在法律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不断创新、不断学习的同时，当然，也是有底线的同时，互惠互利也需要考虑在内。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CCG副主席李学海：《外商投资法》将有一段过渡期、磨合期，需要有细则《外商投资法》比之前的《外资商法》具有更进一步的开放性。具体体现在它的总则非常清楚，即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而且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的《外商投资法》将有一段过渡期、磨合期，而且在执行层面要想加强了解或者实行，需要有细则，这样有助于更进一步扩大开放。华商的投资前途无量。《外商投资法》是扩大开放的巨大进步，也希望能够更快地切实落实。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CCG副主席方方：应该更加开放地看待国家安全与投资《外商投资法》主要针对外国人，对这一发展可以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此外，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是它的整个审议范围、流程和方向都是巨大进步。第二是企业管理和企业治理方向。新的法，从它的组成、收入分配等等方面都是进步的体现。不管是国内还是在海外市场都是一样，国家安全常常被作为一个好用的借口去否决一项收购案，但其实是国家安全被过度放大了。随着经济互联互通、人才流通的加强，国家安全常常被当作一个顺手但常常又不奏效借口，因此必须要开放地看待这些问题。对于新的《外商投资法》，有三个词加以总结：一是渐进；二是多边；三是坚持。中国美国商会主席Tim Stratford：《外商投资法》将是两国之间形成更具建设性的讨论平台必须要解决核心问题，《外商投资法》才能取得成功。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就必须要有一个争端解决机制，而一个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则需要能够适应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大量高精尖技术都会影响国家安全，但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美都有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和考虑，因此双方都面临着在新的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威胁和挑战，而这又与科技进步直接相关。对此，政府要思考如何以新的方式解决。企业也要参与其中，保护国家正当安全利益的同时，提高企业竞争力。《外商投资法》将是两国之间形成更加具有建设性的讨论的平台。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京首席执行官Nick Coyle：《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永远不可能是终点可以把在外商投资方面的变化，包括围绕某些领域的互惠互利，看作是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势的信号。如果中国愿意改变，一定会给外商带来很大的好处，在这方面的变革和变化肯定是需要的。《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它解决了很多企业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永远不可能是终点。 BP中国总裁杨筱萍：《外商投资法》的落实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对于国家来说，它的底线就是人民的生活质量。如果外商投资的能够提升技术，提高竞争力，提高质量，为什么要看谁是投资者呢？这才是我们的底线。《外商投资法》是中国改革开放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但落实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此仍然需要持续不断努力和改进。《外商投资法》的落实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副总裁Jacob Parker：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超越商业利益的考虑是外商对中国仍然缺乏信心的原因《外商投资法》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国内的很多改革，金融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等，都给外商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而外商对中国仍然缺乏信心原因在于，很多时候国家安全的考虑可能就会超越商业利益的考虑。因此，现在就需要制定一个目标。整个法律的贯彻和实施也非常重要，要真正得以落实才能够重建外商对于中国的信心和信任。外国企业是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这个领域是未来的潜在亮点。由于安全、战略等问题很难解决，外方企业是可以把双方拖回正轨的重要力量。 CGTN主持人、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田薇：《外商投资法》是一个起点，法律细则的制定值得期待外国的投资人看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有很大的潜力，而且这个潜力是值得我们共享的。本次的论坛，并不是起草法律的人进行问答，而是共同合作来实现一个更加满意的结局，进一步让我们的法律细化。贸易是中美之间的重要话题，也将会是引领一个新的双边关系的讨论领域。同时，科技对于任何一个产业都至关重要，所以产生了一条很模糊的线，划分着国家安全利益以及企业成长的必要条件，同时又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也期待具体细则的制定。届时，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加自信的态度去面对未来。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4.0时代下中国在更高水平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研讨。[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9日 10:14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 　　主题论坛：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主题论坛论坛一以“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为主题。全球化4.0已经到来。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积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然而，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贸易摩擦、经济动荡等因素影响，全球治理面临挑战。新形势下，中国如何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世界如何应对新一轮全球化挑战？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商学界国内外顶级专家共同探讨了相关议题。嘉宾观点：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CCG名誉主席陈德铭：WTO改革关系全球化发展进程全球化的进度越来越高，当前的停滞趋缓是对多边规则的挑战，背后是大国关系如何相处。WTO改革则关系到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2018年的G20峰会上，WTO改革的困难就得以体现。各国对改革的去向、自身所得利益和想法很不一致。WTO的缺陷是很多规则要164个成员完全一致通过，而它的优点在于能够制裁，且属于永久的独立性机构。然而，经过多年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地缘发生变化，高科技发展，信息社会到来，WTO所追求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还远未实现，确实很多规则需要修改。很多国家建议由中美来讨论WTO改革，但这其实也很困难。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但美国则持反对意见。今年日本G20会议会讨论世贸组织如何改革的问题，但真正实现WTO改革还是要到WTO部长级会议上讨论。这也说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多边规则讨论非常难，短期内难以实现。商务部原副部长、CCG顾问陈健：未来改革开放要准确把握国际规则的趋势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结果，是不断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过程。下一个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要确定目标，还要预测国际规则的发展趋势。国际力量、格局、分工、经济结构、治理体系在发生变化，要准确把握下一步发展。全球化既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又带来了一些问题。目前国际贸易体系存在不够开放包容、不够公平合理、不够民主平等、不够普惠平衡等问题，对其调整是完全必要的。全球化4.0的趋势应是逐步向上的过程，应从目前实践最薄弱的地方出发、最需要的地方出发，在坚持既有规则的同时不断完善治理。在完善治理结构的过程中要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这是WTO的基本原则，正确理解“不破”“不立”，坚持“一带一路”精神，妥善处理既有规则与新实践的矛盾。用定力坚持正确方向，用包容看待各类分歧，用智慧解决复杂关系，用耐心面对持久的博弈。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陈启宗：东西方应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对方观点新一轮的全球化被广泛讨论，但到底会不会有，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不是真的全球化，这是目前值得思考的问题。10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会出现中国会站出来支持新一轮的全球化，而美国却开了倒车。中国未来将继续扩大开放，而包括美国的其他国家认为自己够开放了，但英国脱欧、特朗普的措施让人质疑西方国家是否真的需要进一步开放。同时，中国是否需要像西方一样完全的全面打开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东西方的话语体系非常不同。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享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打造让所有人都能受益的未来。西方国家是否真的想求同存异尚未可知，但希望西方能学会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希望东西方能够达成共识，追求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未来。 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中国将在全球化4.0继续扩大开放全球化4.0已经到来，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积极推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开放，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提供重要动力。新一轮全球化需要凝聚更多共识，以扩大开放促进人才和教育的创新，以科技发展带动全球化4.0的进步。在全球化4.0时期，中国将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智慧，提出更多中国方案。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盛行，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新形势。中国如何在未来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如何应对新一轮的全球化挑战以及如何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亟待思考的问题。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CCG顾问刘世锦：中国未来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到位已提出的改革目标全球化经历了挫折，但一直前进，这是全球化的韧性。从国际层面，中美贸易争端以来，中美贸易仍有所发展，并有很大可能达成协议，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扩大这一利益符合中美及全球的根本利益，这是全球化的力量。同时，WTO改革也势在必行，中美日欧等可能最后走向自贸区零关税，时间可能很长，但方向很难改变。从国内层面，中国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中国下一步的增长来源主要有：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和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前沿性创新；绿色发展。中国在国内外面临很多挑战，体制需要向前进，提出新的改革目标，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下一步关键是把已经提出的改革目标重点进行落实到位。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CCG顾问刘燕华：中国要用新的理念、模式理解世界创新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新模式。创新包括从创意到形成价值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要是畅通的。基础研究是一步步往下推，最后走向市场，这个周期很长。但这种长周期的研发模式正发生变化。然而，目前这一思维仍然被广泛沿用，它还是起作用的。当前，主导创新竞争模式已从正向创新转向逆向创新。在知识爆发的时期，80%的创新成果由逆向创新产生，但很多领导层或决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模式的转型。未来，中国要用新的理念、模式理解世界创新。创新生态、创新模式、创新软实力、创新体制机制和创新的生产关系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挑战，中国只有开放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互补，才能和世界有共同的话语权，才能在全球的合作中实现共赢。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和更高层次国际化的创新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贡献。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JustinVaïsse：全球化的方向：维护、改革和扩大逆全球化的原因有很多，包括2008年经济危机破坏了全球价值链，服务贸易有所上升和贸易摩擦等。全球化的未来有三个方向：一时维护全球化的机制，更好地监管全球贸易，这是WTO的责任，中国、欧盟要共同抵制单边主义；二是改革，欧盟不赞同特朗普一些单边主义的做法，中欧正进行密切沟通，需要在WTO框架下开展中欧工作小组沟通应对；三是不断扩大，推动全球治理。未来，要更加关注环境、地缘政治与贸易关系这两个方面。首先，保护气候，要真正努力减少碳排放、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把它与贸易联系在一起，并确保其协调。其次，和平促进全球化，稳定带来更大贸易。未来要加强贸易和地缘政治的关系，避免重蹈覆辙，管控好风险，避免更多的贸易战、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威胁。万科集团创始人、CCG 资深副主席王石：中国在推动全球化前要有“亚洲化” 第一，中国要加强应对全球化的创新。创新依靠人才，日本平均每年出一个诺奖获得者，相比之下，中国在基础研究工作和真正突破性的研究还有一定差距，还应加大力度。第二，在说全球化之前会有一个“亚洲化”的问题。中国在亚洲化面临一些困境，需要注意中国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经济贸易。全球化首先要“亚洲化”，需要解决好目前的中日关系、中印关系和朝鲜半岛问题。日本对中国来说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可喜的是，预计明年中国到日本游客会突破一千万，这是过去四五年里有了高速增长，但遗憾的是，来中国的日本游客没有增长。中国游客通过对日本的旅游有了更多了解，但反过来却是没有的。不仅是日本，全球到中国的游客都没有增加，这不仅关系经济的平衡问题，更多的交流、了解和对话也非常重要。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薛澜：教育全球化是所有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4.0的重要特点是其多元化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第一，新一轮全球化最核心的一点在于国家不再是全球化唯一的主体，尤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建立过程中。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是“机制复合体”，同一类国际事务处理有很多相关机制，是交叉甚至是矛盾的，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机制，这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重构提出新挑战。第二，机制复合体的背景下，多元化的交流机制很重要。国家间交流之外，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和讨论很重要。第三，从长远看，要真正实现比较和谐的全球化，而教育全球化是所有全球化的基础。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白鸽：在全球治理的实践和创新方面，有三方面需要考虑每一次全球化都与四次工业革命的关系紧密相关。全球化4.0时期，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信息技术、智能化、信息化及综合技术的使用为其创造了重要的载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四次划分与四次革命的关系及衔接、四次全球化的主题、主要参与者和攸关方，对四次全球化分析作出清醒判断是值得研究的。在全球治理的实践和创新方面，有三方面需要考虑：第一，原则或价值；第二，机制；第三，共享，不仅共享利益，还包括知识、信息和教训。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新阶段出现的挑战凝聚共识，更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建言献策。 [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7日 16:19

宋志平：国有企业面对国际质疑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新浪财经讯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成功举办。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CCG顾问宋志平在大会论坛五围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中国对外投资调整与新机遇”发言。他指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量力而行，学会合作，以共赢的精神扎根海外。以下是全文观点整理：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量力而行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建材其实是以“引进来”的方式消化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并通过研究和创新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专长。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建筑材料的水平提高，许多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走出去”。大家可能不清楚，其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说在中国以外甚至是全球，65%的大型水泥装备都是中国建材来生产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企业有65%的市场占有率应该是很高的。30多年以前，我们做水泥也好，做玻璃也好，成套装备都是从跨国公司引进的。30年之后，大批的跨国公司也都在用中国建材的成套装备。这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从出口成套装备，到现在开始在海外建工厂，中国建材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过去讲中国是世界的工厂，而现在世界是中国的工厂。因为我们不光要跟别人做EPC交钥匙，同时我们还要把资金、技术、装备、管理都一起带出去。中国公司在“走出去”，包括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应该量力而行。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水泥、玻璃这些投资都是重资产投资，所以中国建材在整个布局上要考虑到自己的承受能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建材不止是进行重资产投资，也对服务业进行了大量投资。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建材现的“六个一”投资战略：一是我们建了10个建材工业园。我们的工业园不大，每个大约一平方公里左右，建在像赞比亚、哈萨克斯坦、泰国等等国家，大概由水泥厂、混凝土，还有一些墙材厂组成。我们组成规模较小产业园来供应当地的市场，主要想实事求是做事，降低风险。二是我们做了10个海外仓。我们在迪拜、俄罗斯、坦桑尼亚等地建了海外仓，主要用于把中国的建筑材料运出去。它们不光服务中国建材，也服务包括各省市的建材公司。三是我们沿着“一带一路”建了10个国际实验室。因为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往往没有行业标准，水泥生产质量不稳定，所以我们也做一些工作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四是我们做100家建材连锁，主要是非洲、南太地区建立小型的建材连锁。五是我们做外包管理工厂。现在在非洲，如果你和当地企业合作建立水泥厂、玻璃厂等，存在当地人管理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找发达国家合作，他们又不愿意。所以我们选择与印巴公司进行合作，帮助他们管理水泥厂和玻璃厂。这样中国公司依靠收取管理费也赚了不少钱。六是我们做了100个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的玻璃厂和水泥厂。通过中国建材“走出去”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要发挥自己的综合优势。企业学会合作共赢才能扎根海外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还要学会跟跨国公司合作。因为几乎每一个海外市场都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现在中资公司“走出去”，一定要学会合作，而不能造成“我来你走”的局面。例如中国建材在做EPC的过程中，会进行全球采购，向欧洲、美国、日本公司采购许多关键技术和关键装备，所以这些原本的竞争者成了我们的合作者。此外，我们还是联合开发的第三方，比如在非洲，我们和法国的施奈德联合，在东南亚和日本的三菱联合，共同开发，而不是吃独食。这样，我们和其他跨国公司可以保持良好关系，减少恶性竞争。贸易摩擦看似是国家之间的，但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的。所以我认为作为企业来讲，特别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光要竞争，一定要学会合作。此外，在“走出去”时，中国企业也要学会和当地企业合作。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很欢迎中资公司来，但是如果中资公司来了以后把当地企业的机会都挤占了，他们就不欢迎了。因此我们应该给当地企业机会。比如中国建材在埃及做世界最大的水泥厂时，把一大部分工程承包给埃及军方。我们当时把六条六千吨的生产线的基础建设部分交给了埃及当地的8家公司去做。他们做得非常好，甚至比我们国内工人去做都要好。当时工地最多有1.2万工人，其中中方只有2千人，而当地的8家公司有1万人。假如这1万人都是中国公司派去的话，光食堂都得建100个，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国的人工成本也并不低。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和当地公司合作，给人家机会。这样当地政府和当地企业才会欢迎我们。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高举合作的大旗，站在道德高地上做生意，让当地人欢迎我们；和跨国公司合作，让跨国公司愿意和我们一起开展国际业务。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才能走深、走远、走长。否则，就会“走出去”又被人家打回来，站不住脚跟。跨国公司一定要学会给大家多分一杯羹，用共享共赢的精神扎根海外市场。国内外都应破除对国企的误解我想说的另一个话题是关于国企。在讨论“走出去”的时候，竞争中性原则是一个热点话题。我想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国有企业，英文是SOE（State Owned Enterprise）。但中国现在的国有企业是历经了40年改革的国有企业，是经历了上市和混合所有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既不是我们40年前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也不是西方人理解的那种国有企业。我们用一个最近最热门的词来形容它叫“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既有国有资本，也有非公资本，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的所有制方式。中国在海外进行了许多投资，承接了许多项目，但这些投资和项目不是中国建材集团直接完成的，而是通过它底下的公司去执行的，中国建材集团只是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例如，中国建材集团底下有个中材国际，这家公司进行了许多工厂的建设，那么这个公司是什么股权结构呢？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中占44%，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在中材国际的股权里占40%。大家想想40%×44%等于多少，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中材国际股份中的比例是小于20%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海外真正参与竞争的企业并不是纯粹的国有集团公司，而是国有集团下面的上市公司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埃及投资做玻璃纤维的巨石公司。它在埃及每年也有几个亿的利润，但这家公司的资本结构也像中材国际那样，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里占44%，中国建材股份在中国巨石里占27%，大家可以算算27%×44%等于多少。这家公司的国有股不足20%，也就意味着8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持股，或者股民持股，或者海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我讲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老说国企、央企，但当真正在市场竞争的企业国有股有多少时，我们的股权比例满足澳大利亚人讲的竞争中性原则。总要有人把这个话讲清楚，这次我去美国和他们交流，就是要把话和他们说清楚，不然总是说“大央企、大国企”来了，产生许多误会。现在的国企是改革后的企业，是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和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国有企业不同，在国际化过程里，尤其外国的朋友们，大家也能够理解。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合作也做得非常好，很多行业都是民营企业先出去，做了很多工作。央企去的时候，发现到机场接待我们的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代表，在当地见总理、总统的也都是民营企业代表。事实上，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国企、民企不分家，它们是一个军团，在一块儿做事情。所以，“走出去”真的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是一个互相融合、互相理解的过程，不能拘泥于意识形态。第二个误会是关于国家补贴。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政府有些政策，例如针对水泥业务，如果企业在混合材中加一些电厂的粉煤灰，政府就会给企业一定比例的税收返还；比如政府支持光伏和电动汽车发展过程中也有些税收减免。但是这些税收减免并不只针对国有企业，而是普惠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可以享受。但是税收返还在国有企业财务计帐时会被记入政府补贴栏目，这样通过上市公司公告，大家就会以为这些政府补贴是国有上市公司独有的。但实际上，这部分补贴是大家都可以有的。前些年，水泥利润低，大家会发现相关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利润来源是政府补贴，但这实际上是企业综合利用了粉煤灰，帮政府解决了环保问题，所以享受了一些税收返还，这是大家都有的，并不存在所有制歧视。我之所以能讲清这个问题，因为我这多年常参加上市公司路演，对财务报表中的政府补贴比较清楚，也经常给投资者解释。最近，关于国有企业享受政府补贴的说法还有很多，有些人还列举了上市公司公告中的政府补贴。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我在企业工作多年，不论中国建材还是国药集团从来没有享受过特别的针对国有企业性质的政府补贴。反而是我常向政府建议，应适当增加国企的资本金。国企这些年缺乏资本金补入，不少企业杠杆偏高，而且随着上市增发，国家又很少认购，国有股逐渐被稀释。长期看这倒是个问题。第三，关于融资问题也存在一些误会。不少人认为国企在贷款时受到了银行特别的支持，其实这也是对国企的误解。实际情况是大企业贷款相对容易，中小企业相对难。现在绝大多数银行都实行股份制，是上市公司。因此，银行贷款是根据企业的信用评级决定的，不会因为是国有企业就贷款。前些年关掉了那么多国企，银行也沒有去救。国企贷款容易是因为今天的国企都是大企业集团，而目前银行货款一般需要母公司对贷款企业出具担保。这一点大企业容易做到，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找担保比较难，只能做财产抵押，但中小企业财产有限，且一般要打一半的折，所以贷款困难。民营企业中的大企业，比如华为和阿里肯定都能贷到款。所以要解决中小企业货款难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银行改革信用担保体系，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要提高商业诚信。我认为目前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国企没有关系，我们不应该把什么问题都归咎于国企和民企的所有制区别。一有问题就怪国企，这既不客观也不合理。（本文根据作者在全球化智库（CCG）2019年4月14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7日 14:10

唐浩轩：“一带一路”是大舞台园区是台柱至关重要: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富爱达国际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唐浩轩出席并演讲。以下为实录：唐浩轩：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成为中国的国策，这是非常鲜明的，我现在的发言就集中在“一带一路”。第一“一带一路”投什么？我觉得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大舞台的话，那么园区就是这些台柱子，所以这个台柱子至关重要。去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拜访完东盟总部以后去参观了日本丰田的园区，为什么？我们的总理已经感觉到这个园区特别重要。今天日本智库的嘉宾也到场了，去年5月6日从那里结束之后又飞到日本，继续参观。为什么？也是觉得这个园区特别重要，通过在印尼的访问，在日本的考察，把这个园区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上来。第二为什么园区这么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产业链非常完整的国家，走出去以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是不完整的，你投资了一个工厂可以投，很多原材料的配套很难配齐，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成本。所以如果像宋总讲的，中国建材这样类似的企业出去以后，也会带动很多的配套企业出去。我刚才第一点是从园区层面，第二点是从产业的层面。第三如果有园区的话，真的可以做到抱团取暖，也可以成为一个大本营，到现在为止中国园区113个，经营状态各异，有的很好，有的很不理想。问题在哪里？宋总他们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他们在做之前就有这种设计，中国目前很多园区都是半路出家，原来是工厂，后来偶然的机会转化成了园区，有很多先天不足的东西。我的问题就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下一步继续建园区的时候要提前审计好。所以我的观点是，“一带一路”按照我的感觉，园区是至关重要。再重复一遍，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大舞台的话，园区就是一根台柱子，这根台柱子做得不扎实或者是不理想，那么会影响整个推进，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4日 18:16

闵浩：尽快让产业产品标准向国际靠拢: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闵浩出席并演讲。闵浩称，大企业是做规模，小企业要做专业化。中小企业要提升自己产品的技术能力，在专业化方面、品牌化方面要加强。他还指出，中国在标准制定方面整体比较落后，中国在国际化中间一直是追随别人的标准，学习欧美的标准。闵浩认为，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尽快在产业、产品的标准上向国际靠拢。“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把标准输出出去，你的产业优势其实不能发挥到极致。” 以下为实录：闵浩：我分享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中小企业做海外市场的一些经验和想法。从大企业来讲，像宋总他们这样的大企业是做规模的，我认为小企业就要做专业化。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整个企业的状况和我们国家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像早期改革开放的时候有非常强的成本优势。所以早期1998年我去欧洲的时候看到，中国的产品主要是靠成本的优势，靠价格的优势打市场。而现在中国在成本优势上面逐渐丧失了，所以我们看到中低端的产业逐步向东南亚、印度等转移。未来中国的企业应该如何走？我认为中小企业要提升自己产品的技术能力，在专业化方面、品牌化方面要加强。 1998年我们去欧洲做市场的时候主要是给别人贴牌，我们当时给欧洲最大的厂做贴牌。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价格的问题，广东的企业就把我们挤掉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就吸取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一批企业如果只是做贴牌，你的业务会非常不稳定，你的前途是不可控的。所以2003年我们转战到美国去，就定下了一个规矩，我们企业只做自己的品牌，不再给任何一家贴牌。同时，我们当时定了一个策略，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行业一流的企业，不靠价格去打市场。所以当时我们在北美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就是瞄着当时国际一流水平去做。我当时定下来一个规矩，就是我们产品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内在的、外在的细节品质都要超过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定价也要向同行一流水平看齐。这样的一个策略，虽然我们企业当时起步非常困难，因为中国的产品卖到欧美同行基本上一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想到我们是非常不容易做这个市场的。而我们做的市场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全世界不超过10家企业在做。而美国的两家企业垄断了全球当时90%的市场，所以我们进入这样市场的时候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通过品质以及创新，最后还是打动了客户。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单一市场，已经占据了高端市场70%的份额，而且都是自己的品牌。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好的经验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中小企业要坚持把品质和品牌做好。虽然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一旦你做起来了，未来会越来越发展得好。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我们的企业没有受到影响，相反我们的业务今年有60%的成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产品现在在这个行业中间已经算是最领先了，所以我们就会有溢价能力。同时我们现在的产品在欧洲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我本人除了在中国做国标委的委员，我在欧洲也是我们这个行业标委的委员，是唯一一个中国的委员。为什么会进这个欧洲的委员会？也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在欧洲有相当的影响力，大家也认可我们产品的品质。所以我认为中国中小企业一定要深耕市场，做好品质，发挥技术优势，做行业的单向冠军，这一点我觉得对中国的企业非常重要。另外我想讲的就是关于标准的问题，因为我们参与了很多标准的制定，所以我想讲一下对于中国标准的建言。中国在国际化中间我们一直是追随别人的标准，学习欧美的标准。所以基本上在全球这个行业中间，主要也是采用的欧盟标准。中国在标准方面整体比较落后，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尽快在产业、产品的标准上向国际靠拢，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把标准输出出去，你的产业优势其实不能发挥到极致。我们国家的标准制定上面，我认为存在着两个大的问题：第一是我们很多标准都是由国家来制定的，这个和西方国家的体制完全不一样。西方国家基本上除了国计民生特别相关的标准由国家来制定，其他的标准都是由民间的企业来做的，比如美国的实验室，欧洲的实验室。这些民间企业来做标准，第一有效率，第二有内生动力。因为它的标准要去推广，必须要去建立品牌，建立一个有效的推广体系。而政府去做这些事情，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动力。举个例子，我们国家的保险箱标准20年才更新一次，上一个标准是2000年，这次的标准是2019年颁布，2020年5月1日实施，我也参与了这个标准的制定。大家可以看到，20年才更新一次标准。而欧洲我们同行的标准基本上是三年就更新一次，这是标准的制定。第二标准质量的监测、评判、监督也是以政府行为来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做不好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你是政府行为，其他国家不可能认你政府的认证，因为这个有主权问题。所以在海外，VDS也好、UER也好，都是民间机构；二是政府不可能有非常好的监管体系。举个例子来讲，UER的认证，你做完了以后，他们每年要4次到工厂来分析场景，为什么？因为你用了它的商标，UER有注册商标。它的商标贴在你的产品上，就为你的产品做了信誉的背书，所以他要为自己实验室认证的信誉负责任，而政府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实验室，在标准化从制定到监管整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改变，这样中国的国际标准才可以和国际接轨，也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的认可。[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4日 18:14

王广发：改革开放走过40年第二个40年会更加开放: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府学校总校长，CCG资深副主席王广发出席并演讲。以下为发言摘编：王广发：今天的走出去和改革开放前的走出去，甚至再往前追溯改革开放20年走出去完全不同了。刚才听到中国建材宋总讲在全球设点的问题，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肯定都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只是讲，今天走出去，包括引进来，最具显示一个在错综复杂的双边、多边贸易合作走出去博弈挑战，显示你的正能量，显示你博弈取胜，显示你投资转型的产业升级优化，显示你在投资地所在国能否取得当地的支持以及法律政策，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当然走出去，双边、多边的境外环境大不相同，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不便多讲。但是引进来，我觉得中央确定的更加开放的政策，引进外资的政策，引进侨资的政策，包括产业合作的政策，我觉得第二个40年会更加开放，这一点不容置疑。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走出去的时候，在当今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抗、设置竞争对手，全面竞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民企和国企在国外都是带着不同的眼镜来看待我们这两个主题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面对新形势，新突破，新设置隔离墙，狭义的隔离墙、广义的隔离墙；狭义的安全防护栏、广义的安全防护栏，给大家提醒，不管走到哪里，合规依法是保障维护，投资合作所有权益的基础，人才、科技、这些都应该是我们未来的保障，包括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怎么发展，走出去怎么发展，请大家切记依法合规。[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4日 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