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平：国有企业面对国际质疑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

　　新浪财经讯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成功举办。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CCG顾问宋志平在大会论坛五围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中国对外投资调整与新机遇”发言。他指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量力而行，学会合作，以共赢的精神扎根海外。

　　以下是全文观点整理：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量力而行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建材其实是以“引进来”的方式消化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并通过研究和创新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专长。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建筑材料的水平提高，许多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走出去”。大家可能不清楚，其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说在中国以外甚至是全球，65%的大型水泥装备都是中国建材来生产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企业有65%的市场占有率应该是很高的。30多年以前，我们做水泥也好，做玻璃也好，成套装备都是从跨国公司引进的。30年之后，大批的跨国公司也都在用中国建材的成套装备。这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从出口成套装备，到现在开始在海外建工厂，中国建材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过去讲中国是世界的工厂，而现在世界是中国的工厂。因为我们不光要跟别人做EPC交钥匙，同时我们还要把资金、技术、装备、管理都一起带出去。

　　中国公司在“走出去”，包括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应该量力而行。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水泥、玻璃这些投资都是重资产投资，所以中国建材在整个布局上要考虑到自己的承受能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建材不止是进行重资产投资，也对服务业进行了大量投资。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建材现的“六个一”投资战略：

　　一是我们建了10个建材工业园。我们的工业园不大，每个大约一平方公里左右，建在像赞比亚、哈萨克斯坦、泰国等等国家，大概由水泥厂、混凝土，还有一些墙材厂组成。我们组成规模较小产业园来供应当地的市场，主要想实事求是做事，降低风险。

　　二是我们做了10个海外仓。我们在迪拜、俄罗斯、坦桑尼亚等地建了海外仓，主要用于把中国的建筑材料运出去。它们不光服务中国建材，也服务包括各省市的建材公司。

　　三是我们沿着“一带一路”建了10个国际实验室。因为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往往没有行业标准，水泥生产质量不稳定，所以我们也做一些工作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四是我们做100家建材连锁，主要是非洲、南太地区建立小型的建材连锁。

　　五是我们做外包管理工厂。现在在非洲，如果你和当地企业合作建立水泥厂、玻璃厂等，存在当地人管理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找发达国家合作，他们又不愿意。所以我们选择与印巴公司进行合作，帮助他们管理水泥厂和玻璃厂。这样中国公司依靠收取管理费也赚了不少钱。

　　六是我们做了100个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的玻璃厂和水泥厂。

　　通过中国建材“走出去”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要发挥自己的综合优势。

　　企业学会合作共赢才能扎根海外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还要学会跟跨国公司合作。因为几乎每一个海外市场都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现在中资公司“走出去”，一定要学会合作，而不能造成“我来你走”的局面。例如中国建材在做EPC的过程中，会进行全球采购，向欧洲、美国、日本公司采购许多关键技术和关键装备，所以这些原本的竞争者成了我们的合作者。此外，我们还是联合开发的第三方，比如在非洲，我们和法国的施奈德联合，在东南亚和日本的三菱联合，共同开发，而不是吃独食。这样，我们和其他跨国公司可以保持良好关系，减少恶性竞争。贸易摩擦看似是国家之间的，但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的。所以我认为作为企业来讲，特别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光要竞争，一定要学会合作。

　　此外，在“走出去”时，中国企业也要学会和当地企业合作。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很欢迎中资公司来，但是如果中资公司来了以后把当地企业的机会都挤占了，他们就不欢迎了。因此我们应该给当地企业机会。比如中国建材在埃及做世界最大的水泥厂时，把一大部分工程承包给埃及军方。我们当时把六条六千吨的生产线的基础建设部分交给了埃及当地的8家公司去做。他们做得非常好，甚至比我们国内工人去做都要好。当时工地最多有1.2万工人，其中中方只有2千人，而当地的8家公司有1万人。假如这1万人都是中国公司派去的话，光食堂都得建100个，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国的人工成本也并不低。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和当地公司合作，给人家机会。这样当地政府和当地企业才会欢迎我们。

　　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高举合作的大旗，站在道德高地上做生意，让当地人欢迎我们；和跨国公司合作，让跨国公司愿意和我们一起开展国际业务。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才能走深、走远、走长。否则，就会“走出去”又被人家打回来，站不住脚跟。跨国公司一定要学会给大家多分一杯羹，用共享共赢的精神扎根海外市场。

　　国内外都应破除对国企的误解

　　我想说的另一个话题是关于国企。在讨论“走出去”的时候，竞争中性原则是一个热点话题。我想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国有企业，英文是SOE（State Owned Enterprise）。但中国现在的国有企业是历经了40年改革的国有企业，是经历了上市和混合所有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既不是我们40年前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也不是西方人理解的那种国有企业。我们用一个最近最热门的词来形容它叫“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既有国有资本，也有非公资本，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的所有制方式。中国在海外进行了许多投资，承接了许多项目，但这些投资和项目不是中国建材集团直接完成的，而是通过它底下的公司去执行的，中国建材集团只是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例如，中国建材集团底下有个中材国际，这家公司进行了许多工厂的建设，那么这个公司是什么股权结构呢？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中占44%，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在中材国际的股权里占40%。大家想想40%×44%等于多少，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中材国际股份中的比例是小于20%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海外真正参与竞争的企业并不是纯粹的国有集团公司，而是国有集团下面的上市公司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埃及投资做玻璃纤维的巨石公司。它在埃及每年也有几个亿的利润，但这家公司的资本结构也像中材国际那样，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里占44%，中国建材股份在中国巨石里占27%，大家可以算算27%×44%等于多少。这家公司的国有股不足20%，也就意味着8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持股，或者股民持股，或者海外机构投资者持股。

　　我讲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老说国企、央企，但当真正在市场竞争的企业国有股有多少时，我们的股权比例满足澳大利亚人讲的竞争中性原则。总要有人把这个话讲清楚，这次我去美国和他们交流，就是要把话和他们说清楚，不然总是说“大央企、大国企”来了，产生许多误会。

　　现在的国企是改革后的企业，是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和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国有企业不同，在国际化过程里，尤其外国的朋友们，大家也能够理解。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合作也做得非常好，很多行业都是民营企业先出去，做了很多工作。央企去的时候，发现到机场接待我们的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代表，在当地见总理、总统的也都是民营企业代表。事实上，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国企、民企不分家，它们是一个军团，在一块儿做事情。所以，“走出去”真的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是一个互相融合、互相理解的过程，不能拘泥于意识形态。

　　第二个误会是关于国家补贴。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政府有些政策，例如针对水泥业务，如果企业在混合材中加一些电厂的粉煤灰，政府就会给企业一定比例的税收返还；比如政府支持光伏和电动汽车发展过程中也有些税收减免。但是这些税收减免并不只针对国有企业，而是普惠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可以享受。但是税收返还在国有企业财务计帐时会被记入政府补贴栏目，这样通过上市公司公告，大家就会以为这些政府补贴是国有上市公司独有的。但实际上，这部分补贴是大家都可以有的。

　　前些年，水泥利润低，大家会发现相关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利润来源是政府补贴，但这实际上是企业综合利用了粉煤灰，帮政府解决了环保问题，所以享受了一些税收返还，这是大家都有的，并不存在所有制歧视。我之所以能讲清这个问题，因为我这多年常参加上市公司路演，对财务报表中的政府补贴比较清楚，也经常给投资者解释。

　　最近，关于国有企业享受政府补贴的说法还有很多，有些人还列举了上市公司公告中的政府补贴。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我在企业工作多年，不论中国建材还是国药集团从来没有享受过特别的针对国有企业性质的政府补贴。反而是我常向政府建议，应适当增加国企的资本金。国企这些年缺乏资本金补入，不少企业杠杆偏高，而且随着上市增发，国家又很少认购，国有股逐渐被稀释。长期看这倒是个问题。

　　第三，关于融资问题也存在一些误会。不少人认为国企在贷款时受到了银行特别的支持，其实这也是对国企的误解。实际情况是大企业贷款相对容易，中小企业相对难。现在绝大多数银行都实行股份制，是上市公司。因此，银行贷款是根据企业的信用评级决定的，不会因为是国有企业就贷款。前些年关掉了那么多国企，银行也沒有去救。

　　国企贷款容易是因为今天的国企都是大企业集团，而目前银行货款一般需要母公司对贷款企业出具担保。这一点大企业容易做到，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找担保比较难，只能做财产抵押，但中小企业财产有限，且一般要打一半的折，所以贷款困难。民营企业中的大企业，比如华为和阿里肯定都能贷到款。所以要解决中小企业货款难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银行改革信用担保体系，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要提高商业诚信。我认为目前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国企没有关系，我们不应该把什么问题都归咎于国企和民企的所有制区别。一有问题就怪国企，这既不客观也不合理。

　　（本文根据作者在全球化智库（CCG）2019年4月14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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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