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曾经知名的金融科技独角兽51信用卡（02051，HK）10月21日盘中股价突然暴跌，并在盘中停盘，全天股价下跌34.69%。闪崩的股价震撼了港股市场。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击，51信用卡杭州西溪谷的办公地点楼下有大量警察。而51信用卡在盘中停牌后也发布了公告称：“公司股份于21日下午1点50分起在港交所停牌，以待公司刊发有关消息。” 而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最新财报，A股上市的新湖中宝（600208，SH）持有51信用卡21.83%的股份。在51信用卡股价暴跌的背景下，新湖中宝今日股价也是盘中翻绿，全天下跌2.02%。 港股通资金最活跃 10月21日51信用卡以2.68港元开盘，在上午交易时段其股价都没有太大异常，然而就在下午开盘之后，其股价突然暴跌，最多跌至了1.58港元，虽然此后股价出现反弹，但是截至盘中停牌前，股价为1.77港元，全天下跌34.69%。 随着51信用卡股价的异动，其成交量也是出现大幅飙升，其10月21日成交额达到了8871万港元。在过去20个交易日里，51信用卡的总成交金额才1.05亿港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51信用卡是港股通标的，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渠道投资该股票。而在10月21日的成交中，港股通资金成为了最大的成交者。 经济通软件数据显示，10月21日港股通资金是51信用卡最大的成交券商（港股通资本被看成一个席位），总成交金额达到了1595.2万港元，其中净卖出了305.5万港元。需要注意的是，在51信用卡十大成交券商中，有7家是净卖出，但仍有3家是净买入，净买入的3家分别是越秀证券、恒生证券和中银国际证券。 51信用卡于2018年7月在港交所上市，并于今年3月份被正式纳入港股通，内地投资者可以进行该股的交易。 上市后蒸发近八成市值 在51信用卡上市之前，该公司被市场认为是金融“独角兽”企业。 在上市前，国海证券就指出：“51信用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工具，而是基于优质信用卡客户构建的消费金融平台。类似于蚂蚁金服的支付宝，打通了一条从APP衍生出金融科技集团的商业路径。51信用卡利用工具积累了大量数据，并通过流量介入交易产生高利润，最后拓展至科技金融生态。51信用卡已有包括：个人信用管理、信用卡科技、在线信贷撮合与投资服务三个板块。2017年累计促成信用卡还款交易总额为1085亿元，管理中国30%以上的活跃信用卡账单。” 虽然作为互联网金融的知名企业，但是51信用卡在上市后股价却遭遇了滑铁卢。51信用卡发行价为8.5港元，在上市后股价最高到达了9.55港元，但是随后股价却开始一路下滑，在上市后很短时间就破发，直至今日最新的1.77港元。目前51信用卡的股价仅为最高股价的两成左右，市值蒸发了约八成。 对于51信用卡，泓瑞源金融证券策略师岑智勇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51信用卡之前业绩平平，虽然扭亏为盈，股价还是受到影响。 根据51信用卡2019年的中期报告，在2019年上半年，公司收入14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9.8%；期内经调整净利润为3.0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9%。[详情]

　　 新浪财经讯 10月18日消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美国波士顿学院卡罗尔管理学院金融系终身教授钱军出席并发表演讲。 钱军表示，为什么这些企业不留在A股上市，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A股市场对上市的门槛，尤其是业绩门槛，要求得太高了。在主办上市，每个公司需要连续三年盈利，而科创板一个最核心的改革，是有了五套上市标准，其中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仍然是说企业要盈利，而第四套，尤其是第五套，明确说了可以亏损。 以下是演讲实录： 钱军：很高兴，感谢大家待到最后，我肯定不会讲长，我等会儿要坐飞机，希望我讲的东西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主要讲股市，刚才诺奖的Eric S.Maskin教授和贾康教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中国的去杠杆，一方面让企业和政府的负债率下降，还有一个是让股权融资增加，即使不降杠杆，如果股权融资上升了，杠杆率也下来了，股权融资这个最重要的还是发展中国的股市，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句话，中国金融体系接下来最重要的需要把间接融资为主的转化成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发展股市，只要有了股市才能让PE，刚才教授提过美国有很多PE，有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到最后要退出，退出之后谁来接盘？要靠股市来接。 时间关系，我跟大家汇报一下科创板，中国股市最重要的改革，现在是科创板注册制，已经试点了，已经落地了，汇报一下上市公司表现如何。香港的作用，大家都很关心香港的局势，香港在我看来，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还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比较重要？几个方面，第一，香港的股市，是一个国际开放型的成熟市场，香港的股市按照市值来算，将近80%的市值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从数量来讲接近1000个，这1000个企业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公司，比如腾讯，还有两个公司，小米，美团，香港为什么重要？因为香港有大量的中国企业在那里上市，还有一个，如果中国和美国全面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话，可能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还会有一些压力，考虑到他们从美国回归的话，现阶段来讲，香港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证券法来讲，在国内，上海或者深圳上市的要求是在境内注册的，全面的中国公司。而很多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不是在国内注册的，也就是说这些公司要回归的话第一步应该在香港。所以，香港现在在中国金融体系里面还是一个相对来讲不可替代的重要的部分。 美国的上市公司真实业绩，从2016年到今年第二季度还是可以的，美国的股市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最近有一些风向，但是上市公司的业绩还是可以的。最近大家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倒挂，可能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什么叫倒挂？除了股票以外，债券很重要，美国的国债市场很大，应该说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是中国和日本的政府，中国曾经持有1.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现在慢慢下来，大概1万亿，刚刚比日本少一点，日本大概1.1万亿，我们是美国第二大的债主。美国的国债有短期的，有长期的，这里面有四条线，最短的是3个月，最长的是30年。在正常情况下，期限越短的国债，比如3个月收益是最低的，期限越长，收益越高，因为投国债的时候，期限越长，一般来讲，要锁定资金的期限就越长，既然锁定这个期限，需要的无风险的收益应该更高，在正常情况下，这四条线是非常有规律的，30年前在最上面，3个月的在最下面。什么叫倒挂？这个灰线，收益率在下降，下降到低于3个月和两年国债的收益，今年已经发生了两次，在3月、4月的时候，灰线可以看到跟最下面的线发生了交叉现象，在今年的8月，更令人关注的是天蓝色的线和红色的线交叉，也就是说10年的国债收益低于2年国债的收益。为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现象呢？为什么10年的收益会降低？很简单，因为全世界很多投资者在避险，如果觉得风险很大，他们会从风险高的板块，比如股市，他们会退出来，全球不决定性高的时候，最好的避险资产还是美国的国债。如果需求大了，国债的价格就会上升，价格上升了，收益就会下降。所以，主要的问题是十年国债，最重要的避险的资产的需求太大，导致价格上升，导致收益率下降。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从经验数据讲，在过去的50年当中，每当天蓝色的线，十年国债的收益低于2年期的时候，总共发生了7次，每一次发生的时候，在接下来的两年内，美国会发生经济衰退，这是一个挺重要的，这个降下来以后导致了一系列的东西，比如美联储现在开始降息了。黄金价格上升也是避险。 科创板我讲两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做科创板，并且试点注册制。这个图就可以说明问题，主要大的经济体的股市，2000年1月到2017年年底，18年，也不短了，股市的收益，把每个上市公司的数据下载了以后我们自己算，黑线是中国A股市场，收益是真实收益，名义的收益出来以后，我用每年的CPI做了调整，黑线是什么？2000年的1月1号放了1块钱，到中国的A股股市，中间不做任何交易，这件事情可能很难，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持有2017年12月底，剔除通胀后，A股市场的收益是多少？是1块零1分，好消息是什么？这18年股市跑赢了通胀，当然刚刚跑赢，不好的消息是什么？收益不是太高。比如说我把股市的收益和中国国债的收益，国债是无风险的，为什么看这张图？中国的老百姓不能大规模的出国炒股，留在国内，这18年当中如果不投股市，投了是3年、5年的国债，或者3年、5期定期银行存款，到最后的收益会好于股市，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无风险的资产金融学里面，应该产生的收益是比较低的，之所以投资风险是因为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个图里面还有主要的发达市场，美国、日本，也有主要的新兴市场，巴西和印度，在这18年当中，他们的收益都是好于A股市场的，这个里面的东西就不详细分析了。最有意思的是绿线，这是什么公司？在香港的股市里面，大概有1000家公司，虽然不一定都是在国内注册，但是经营都是在中国，所以就是中国的公司，刚才说了有腾讯，小米，美团，还有百度，还有N个，把这些公司放在一起，在香港上市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公司。在中国经营，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这样的公司最多的时候有近500家，最少的时候有250家，有哪些代表？有的公司叫阿里巴巴，还有的公司叫京东，绿线是把这将近1400家在香港、美国为主，其他还有不到100家的上市的中国企业放在一起，发现这1400家公司是这18年当中全球表现最好的企业，收益大概是多少？2000年的1块钱，18年以后，剔除通胀以后，1块钱变成了4.25块，就是跟踪中国在海外上市的共，这就很有趣。为什么中国企业跑到海外上市以后业绩这么好？我们说要提高中国股市的业绩，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如果绿线跟黑线放在一起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这些企业不留在A股上市，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A股市场对上市的门槛，尤其是业绩门槛，要求得太高了。在主办上市，每个公司需要连续三年盈利，京东这个公司2014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要交三年的财报，可以看到京东公司2011年和2013年是盈利的，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略有亏损，这是京东。这样的公司在A股上市是没有资格的，因为要连续三年盈利，而且对盈利的规模还有要求。深圳有一个创办板，要求是两年盈利，也有规模的要求。所以京东这样的公司，因为有一点点亏损是不能在A股登陆的。从这一点来讲，不是说一定不想在国内上市，而是说我们的规则把他们推出去了，美国的纳斯达克说什么？京东作为中国第二大电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第二的消费市场，你是中国这么大一个消费市场第二大的电商，你有点亏损算什么？我们纳斯达克很欢迎你，也就是说纳斯达克上市制度相对于A股市场的主板来讲更有包容性。为什么我们要发展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核心目的就是让现在中国还有一大批已经有增长实力，已经足够的市场份额，但是还没有稳定现金流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很多了，包括那些最近被美国政府制裁的科技企业，不是每个都上市了，这些企业都很有实力，但是还没有稳定的现金流，这样的企业在过去清一色的要么去香港，要么去美国，造成了绿线和黑线，同一个出发点，后面距离很大。 我们知道科创板一个最核心的改革，是有了五套上市标准，其中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仍然是说企业要盈利，而第四套，尤其是第五套，明确说了可以亏损，但是只要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市值的规模，欢迎你在科创板上市。这个规则其实制订已经很接近纳斯达克了，目的是不要让未来的阿里，腾讯和京东再跑到外面去。现在总共有39家信息披露过关了，33家上市，地区分布，上海暂时领先，我相信北京肯定会超过。从规模来讲，绝大部分还是中小盘，也有一两家比较大的，100亿以上的。刚才我说的核心的核心，所谓独角兽企业的定义，增长很快，有足够大的市场份额，有非常大的继续增长的潜力，但是现在不一定稳定盈利，这样的企业我们一定要欢迎鼓励。从现在已经上市交易的33家公司来看，其实还没有一家是真正的靠标准上市的，都还是有盈利的。别人问我科创板啥时候可以推广到创业板？我说至少有1家亏损的企业上市，看市场怎么去接受这个企业，这是很重要的经验。第二个很重要的，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很多企业，他们是在中国国内获得绝大部分的盈利，他们是所谓的红筹企业，香港上市的N多中国企业都叫红筹企业，按照证券法他们是不能在主板登陆的，现在也是科创板欢迎对象，但是还没有这样的企业真正上市，我们欢迎他们上市才能看到制度的落地性，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一件事情。 已经上市的，数据比较，三组数据，一组是7月22号首批上市的25家，第二组是创业板，2009年，十年以前的，首批28家，第三组是去年港交所有60家中资企业。三组的比较，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发行市盈率，交易前的价格是相当的，打破了现在普遍公司上市是什么价格呢，是23倍市盈率，因为证监会建议不超过23倍市盈率，但是由于实际当中需求太大，23倍市盈率从建议变成了实际，创业板当时没有23倍的上限。25家公司上市了以后，这是统计到8月22号，可以看到发行的市盈率已经比较高了，远远突破23倍，上市了以后，前两个星期是继续上，走势很好，8月5号到了阶段性的顶峰，然后开始调整，为什么是阶段性顶峰？8月5号上午开盘以前我上电视泼了一点冷水，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8月5号人民币首次破7，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调整。但是首日和第一个星期，以及第一个月的涨幅还是很厉害的，都高于创业板首批28家公司。香港的那些公司，香港是一个成熟市场，60家中资企业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上市以后一周之后，交易价格跌破了发行价，我们制度落地了，真正要过度到成熟市场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最后，科创板制度上面已经做了重大革新，希望进一步落地以后，吸引未来中国的独角兽在科教板上市，再吸引中国的科创企业在中国上市。做到这个还有一个问题，中国股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散户为主，这个数据是我们跟上交所合作，上交所总共交易的户数有3.5亿，惊人的数字！3.5亿里面很多是散户，就是10万块钱以下的。散户在交易的时候有什么特点？有很多鲜明的特点，这里是把上亿的散户的交易特点加权平均以后总结出来的，并不代表每个人都是这么交易的，相信很多人的交易是非常成功的，这里说的是平均现象。平均而言，中国的散户喜欢炒什么样的股票？炒小盘股，亏损的股票，不亏损的话喜欢炒市盈率特别高的股票，这个策略有真正问题？风险太大。保险公司这样的长期机构投资者跟QFII境外机构投资者，他们做什么样的交易？他们在买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的时候，喜欢买大盘股，而且是买便宜的大盘股，正好相反。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分散风险，中国A股平均的散户买股票的时候，持仓股票的数量不超过1.6，这个组合是风险非常大的，而且炒的时候就盯上了一两个风险风险大的股票，要亏的话是大概率事件，机构投资者，持仓的数量是40到60。 最后总结一下，科创板注册制在制度上，尤其是上市制度和退出制度上，已经很接近成熟市场，希望靠这个制度吸引大批好的科创企业，真正的股市还要走向成熟，还需要投资者的结构更加的机构化，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希望我今后还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0月18日消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敏出席并发表演讲。 关于保险普惠，王敏表示，过去更多提到的是保险密度，保险深度，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新的保险业态下，随着中国互联网保险，或者是保险科技在保险领域的应用，已经在全球相对领先的情况下，还有重要的维度来衡量我们普惠发展的水平，我们内部归纳了一下，应该有一个保险广度的逻辑，人均保单数量也是一个衡量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发展水平，甚至是保险普惠情况重要的一个方面。 以下是演讲实录： 王敏：大家好！很高兴参加今天这个论坛活动，这个阶段大家都比较强调普惠，作为互联网保险，在普惠这个领域我们可以有一些发声的东西。我们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接近6年的时间，当初作为国内首家互联网公司成立，在全球都作为互联网保险公司的持牌机构，当时的愿景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我们当初设立的时候，监管部门对我们的期望就是希望我们做好普惠，第二，通过科技的方式进行更多的创新，让行业看到更多转型升级的内容，第三，众安虽然作为互联网公司，能不能通过保险的方式，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做出一些贡献。回顾过去众安的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众安还是交出了相对令人满意的答卷。 这个是我们众安6年来，近期主要的一些数据的表现。2019年上半年，我们服务的用户超过3.5亿，提供的保单量达到33.3亿份，众安很多的客户，很多都是用户的第一账保单，我们的云架构，能够支撑海量高并发，甚至是小额，对成本要求比较高的保单业务，科技投入在整个公司，不管是人数还是投入规模上都有比较大的比例。 我们过去的几年过程中，围绕普惠把科技也跟保险做了更多的结合，从我们的流量层的合作和应用变化，到我们应用层，产品的定制，场景的开发，也包括我们用新的技术手段去优化我们的业务流程，包括我们推的通过技术演进的方式，对保险的底层数据架构进行一些优化和改造，推进整个行业的数字化中台的建设。 刚才简单跟大家回顾了一下众安在保险普惠具体的数据表现，第二部分想结合众安的探索，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对于保险普惠的看法。保险普惠就是众安公司的使命，从整个行业来说，我们觉得互联网保险在普惠这个角度还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从一些数据来看，2016年，我们整个行业的保单数量是95亿张，互联网保险的保单数量占到了64.59%，2017年整个行业的保单数量是175亿张，互联网保险的保单数量超过七成，2018年这个比重还在继续上升，整个行业的保单数量大概达到了290亿张，互联网保险的保单数量的占比超过八成。 从普惠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理解，怎么样让更多的人去拥有保险，这是保险普惠第一个命题。从互联网保险在普惠探索逻辑来说，我们要做的核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更多的网民成为保民。 我们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刚才也看到了，一方面我们的保单数量是比较大的体量，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一些用户结构相对都是年轻化，累计到现在，众安累计销售的保单超过220亿张，虽然我们在保单规模，包括成立时间，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比较，但是我们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令很多人吃惊，过去两年我们也做海外的一些科技的输出，把我们国内积累的底层核心系统，甚至包括我们的运营能力，都对海外进行一些合作，输出，这是中国互联网保险，或者保险科技发展阶段性成果，在全球有一定的话语权，影响力和输出能力。另外一方面，带给中国的保险和中国保险科技走出去的新路。 这是众安过去几年做的产品，重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众安在股东生态，蚂蚁生态里面做出的保证金保险的业务。大家谈到保险普惠的时候，更多局限在保险，其实信用保险，跟金融，融资需求，还有非常大的相通的地方。我们通过信用保证保险做的保证金的保险业务，累计到现在，我们的服务商家超过348万家，我们累计释放保证金规模超过2750亿元。这个其实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整个互联网保险在保险普惠做出的努力和探索。 最后，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保险普惠新的看法，我们过去更多提到的是保险密度，保险深度，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新的保险业态下，随着中国互联网保险，或者是保险科技在保险领域的应用，已经在全球相对领先的情况下，还有重要的维度来衡量我们普惠发展的水平，我们内部归纳了一下，应该有一个保险广度的逻辑，人均保单数量也是一个衡量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发展水平，甚至是保险普惠情况重要的一个方面。 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让更多人拥有保险，普惠的逻辑，它的内涵应该是不断深化的，对于互联网保险，或者保险科技，在普惠领域下一个命题，就是怎么样做到让更多的人拥有保险，让每个人拥有更多的保险。 这是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普惠保险里面，2.0，我们重点关注的，第一通过新的产品供给满足新的需求。第二，核心用新的技术支撑新的普惠的发展，不管是普惠过程中，小额的情况下，怎么压缩成本提高效率。第三，让原来没有触达的人群，通过新的触达的方式，和他们形成很好的交互。第四，覆盖新的人群，让没有保险的人拥有保险。第五，作为互联网保险，作为保险科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对这个行业拓展新的价值，做大新的蛋糕，在空白领域拓展新的市场，解决新的需求，这是我们众安在保险普惠新的思考和探索，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0月18日消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银行（3.660， -0.02， -0.54%）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领航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亚洲区投资管理部主管浦彦出席并发表演讲。 浦彦表示，市场大涨伴随市场大跌，2013-2017年，经历了2015年这个市场大波动的时候，在这五年，假如一直持有的话，年收益率是达到12%，只要错过了那10天，年收益率就是2%，假如错过了其中的20天，这个年回报是负6%，我们觉得这种长期持有保持这种稳定的心态，不要在市场有大波动，大卖的情况下，立刻把它卖掉。 以下是演讲实录： 浦彦：谢谢主办方邀请我们来这里进行分享，我今天的演讲分三个部分，今天只有领航是作为公募基金的管理公司，我对领航进行一下介绍。第二部分对海外，以及中国公募基金的市场，看一下现状和挑战。最后，由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整个行业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今天分享一个我们对将来其中一个方向的看法。领航是世界上第二大基金管理公司，总共5.6万亿美元，大概只有400个基金，投资者有3000万，刚才的演讲嘉宾说怎么样才可以形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其实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标准化和规模效应，我想这种规模效应其实在领航是充分体现了出来。现在全球这个资管行业，有四个挑战，第一是资本市场预期收益下降，第二是资管行业之间的竞争在加剧，第三是管理费用降价的压力在增加，最后一个是主动基金的业绩是参差不齐的，这个PPT上面有很多数据，我想数据是最可以说明事实的。 我们现象看一下右面这个图，在过去的50年，从1970年到现在，全球的投资年收益率是10.7%左右，这10.7%，60%在股票，40%是债券。当然，波动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看过去的30年，中间的这个，从1990年开始，年收益率其实是降到了8%，当然这个市场波动率也降低了，在这个曲线上，同一条曲线，由于全球的股票，还有负利率增加，大多数的预估对下十年的回报率明显降低，只降到了低于4%，就是3.6%左右，这是年收益率，这是非常低的，对整个普遍的金融行业都是一个挑战。左边的图反映一下全球的债券里面已经有25%是负利率了，这是为什么中国国债在全球投资者那么好讲话，因为中国的债券超过3%。 第二部分，海外资管已经趋向成熟，这是讲中国以外的公募基金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形成了很大的规模效应，基本上看2017年这个图，头三家公司，前三家在美国已经占到了60%，市场份额是60%，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中国公募基金的资管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我们看深蓝色，前十名在中国的公募基金，在中国市场的集中度，2007年的时候，就是12年前，头10家公司占了50%，其实2018年第三季度的时候，头10家只占了41%，中国的公募基金公司也在不断增加，由12年前的57家增到现在的134家，每一家所积累的市场份额在减少。右边的图是看中国有不断的新的基金在发行，但是都没有形成规模效应，而且在新的基金，虽然说资本规模在增加，但70%都是货币基金，而且这个货币基金的增长是从2013年开始的，所以看右面这个图，2013年每一个基金的平均规模，大概是25亿人民币左右，到今天假如把货币基金剔出去，每个基金的份额也就只有9亿人民币，所以是减少得非常大，规模效应在中国是没有形成的。还有是管理费用下降，价格在降低，在中国也有发生，现在暂时还讲还不是普遍现象，只是有个别现象。一个挑战是主动基金的业绩，真的是参差不齐，左边这个图说明了全球各类资产的主动基金，50%以上都打不赢大势，很多人就会说，中国这个市场毕竟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肯定有很大的α，我们来看看中国这个市场，在中国市场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可以打赢大势，但是这个几率还是低于50%。右边这个图，过去的5年，能够5年都跑赢大势的就只有45.9%，我更想说明的是，左边这个非常长的，已经不存在的基金，是达到了50%，虽然说中国能跑赢大势的基金可以达到46%，但是在中国，在5年之内就消失的基金是非常大的占比，可见基金开了又关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中国的基金基本上没有形成规模，卖的都是在IPU的时候是最大的，不断的缩减。 下面讲一下我们对将来这个资管行业其中一个展望，有很多可能都会发生，但是我先讲突出的这个，针对于所有投资者，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现象看投资者面对的难题是什么，不只是针对中国，针对所有全球投资者，市场上可以选择的基金很多，超过7万支。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这个市场，中国这个市场这种现象特别明显，下面三张图都是针对中国市场的。中国市场投资者普遍就是持有一个基金，像持有一个股票一样，都是喜欢追高，都是喜欢做短期交易，去追踪这个短期的利益。有什么不利呢？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市场大涨是伴随市场大跌的。左下面的图，2013-2017年，经历了2015年这个市场大波动的时候，在这五年，假如投资者只要错过了其中的10天，年回报率都不到2%，就是中间的这个左下图，假如5年里一直持有的话，年收益率是达到12%，只要错过了那10天，年收益率就是2%，假如错过了其中的20天，这个年回报是负6，我们觉得这种长期持有保持这种稳定的心态，不要在市场有大波动，大卖的情况下，立刻把它卖掉，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是一个投资者，一直持有一个基金，这是一种回报，第二种回报，每年都把手心上的基金卖掉，买上一年年底回报最好的基金，这个差异是多少？这是右下面的图，对于股票基金来说，5年里面的年平均回报会是8%的差异，所以长期持有和短期炒作买卖之间收益的区别。 对将来做出了一个展望，将来真正投资者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投资标的，并不是说去买哪个基金，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投资方案，他们应该经历过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对他们的整体需求进行一个宏观的设计，这个总体的需求既包括税收，包括对保险的需求，包括对债务的管理，债务包括他们将来买房子可能会有房贷，将来读大学，小孩儿有可能有学生贷款，都是债务的部分。还有财务的预算，比如买房子，或者买车，还会有一定的预估，什么时候退休，收入一直是多少，把所有的数据进行一个画像，再跟他们进行一个策略的设计，这是第一步。这种服务，现在只有高净值人群才能享受到的，将来会是个性化的定制。我们讲到金融创新，可以把很多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更有效化，个性化的为投资者进行方针策略的设计。 第二步是资产配制，我们一直都说无非是大类资产，股票应该是多少，债券应该是多少，货币基金应该是多少，我们现在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资产配制，资产配制是从一个β，α的设计，我们可以把大资产配制看为四个板块，第一个就是宽基指数的投资，第二个是静态倾斜，包括因子，包括行业的偏好，还有本地的偏好，其实这两个模块都是可以通过被动的基金，被动的模式来实行的，我们也知道被动其实是低费率的，更有效的一种方式。第三个板块才是选股，真正付一个比较高的费用给一些很有才能的基金经理，让他们去管理，去做主动投资，大家只要去看一下很多主动投资的基金经理，他们并没有真正产生α，是从选股产生的，他们大多数的产生都是通过静态倾斜来产生的，如果真的是静态倾斜，是不值得付高费用去那部分高回报的。第四是市场折实，可以通过有效的ETF的交易达到。第三才是真正的投资标的的选择，到底是选哪一家公司什么样的基金，或者是PE。第四部分，就是在为投资者设计了方案以后，在市场大波动的时候，需要有人对它进行行为管理，保证投资者在市场经历大动荡的时候，还可以保持稳定的心态，冷静的对待这个市场，不要在市场大跌的时候就把手上持有的股票或者基金卖掉了，完完全全让长期持有达到最终的目的。这种个人定制化的投顾服务是受益于科技的发展，方案的设计是需要非常多的数据，所以就得益于科技的发展，实现了以低费用来完成这个目的。我们也看了一下投资者的需求，在全球有三分之二的投资者是对这样的服务有兴趣的，有四分之一的人群是愿意付费的，只要服务是可以低费用达到投资者想达到的目的，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方向。 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讯 10月18日消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国刚出席并发表演讲。 王国刚表示，“普惠金融”词，在中国已经很热了，但是对于“普惠金融”这个词的提出，在中国背景下存在着相当的认识上的误区，其中之一，认为金融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是为富人服务的，但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所有的有关金融的教科书，著作，论文等等，没有一篇在证明金融应该为富人服务，应该为精英阶层服务。 以下是演讲实录： 王国刚：咱们这一节的时间已经比较多了，我准备了一个PPT，但是我想算了，简单讲几句话。要讨论的是发展金融科技，服务普惠金融，我要讲的题目是“加快推进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个“普惠金融”词，在中国已经很热了，但是对于“普惠金融”这个词的提出，在中国背景下存在着相当着认识上的误区，其中之一，认为金融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是为富人服务的，因此是在这个背景条件下，要让金融走进穷人的生活中，这才叫普惠金融。这种误区的存在，应该讲是一些人对情况不了解所造成的，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所有的有关金融的教科书，著作，论文等等，没有一篇在证明金融应该为富人服务，应该为精英阶层服务，这种找不到，媒体中的某些报道存在，但是成科学体系的论证没有。紧接着有人在推论，为什么金融是为精英阶层服务？因为金融要追求利润，在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就会往富人方面靠，这又存在着另一个误区，中国人对利润最大化的普遍的理解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从微观经济学来讲，所谓的利润最大化，讲的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曲线是正态分布的过程，利润率的上升，转过弯之后，有低利润率，微利润率，乃至无利润的状态，整个过程都叫作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所谓的唯利是图，这是从现实来看。中国现在有几个家庭没有存款？既然有了存款，就已经有了金融的服务是不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经到了70多万亿的水平，有人讲小微企业要贷款，融资难，农村的三农，尤其是农业、农民，他们呢？融资难，没错，很多人把这个板子打到了金融层面，金融是有它的缺陷，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改进，这毫无疑问，但是也需要认真的讨论问题，金融属于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市场经济中讲交易，那么你提供了什么交易对象？如果你小微企业没提供出很好的金融交易对象，凭什么给你钱融资？融资不是财政的，是存款人的钱，出了问题谁还？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概念，银行是国家的，好像国家能够源源不断的创造资金似的，实际上不是，银行的资金是存款人的，出了问题，存款的就开始有意见了。为什么小微企业融资难？里面成因很多，我想讲一些基本原理性的方面，因为我要讨论的是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现在的经济是从18、19世纪工业经济发展过来的，银行也是为工业经济服务的，形成了由工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四个基本特征，第一个，标准化，银行有一整套的审贷标准，那么作为小微企业的条件是否符合审贷标准？有人说标准可以改，毫无疑问，可以改，但是可以七改八改吗？改了还有规矩吗？还有制度吗？那不是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吗？这不是工业经济所要求的。第二，规模化，工业经济讲成本效益，必须有一定的规模，你作为小微企业，你的规模如何？第三，簿记把所有业绩必须通过财务反映出来，可我们呢？有多少小微企业有规范化的现代财务簿记？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小微企业，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资产负债表哪个是真的，叫人家信什么？第四，有稳定的业绩，大起大落就无法做，一系列都告诉我们金融是要推进，但是要解决小微企业基础性的问题，把基础性的问题给解决了。另外一个概念是发展金融科技，首先讲科技对任何一个产业部门，不光是对金融，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没有疑义。但是发展什么金融科技？尤其跟普惠金融相对应的，能够适应前面所讲的，作为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那些方面的科技至关重要。而不是我们现在一些停在嘴上，没有搞明白的所谓的“金融科技”。有人跟我讲区块链，我就问一句话，我说区块链在这么多的产业中，哪个产业用的成熟了？连什么是区块链都没有搞清楚，一会儿去中心化，一会儿去中介化，要让金融赶紧去用，用得上吗？用不上。搞金融的人不懂科技，搞科技的人不懂金融，搞金融科技的人都不懂这些，就先把它给掀起来，这不利于普惠金融的推进。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0月18日消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孝礼出席并发表演讲。 张孝礼表示，财险有4200亿的投资资产，投资方面有很多机构都在向我们沟通，说投资收益可以达到10%以上，我们上会之后想这个需要回答，你哪儿来这么高的投资收益？所以，我们从平稳的角度讲，我们历年的投资收益都保持在5%左右，高收益就会有高风险。 以下是演讲实录： 张孝礼：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朋友，非常感谢我们高峰论坛组委会对我们的邀请，为了节省时间，PPT就不放了，有需要的可以发给你们。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明确指出要用新理念引领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主基调，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这样完整系统的经济思想，中国人保财险作为中国第一，亚洲最大的财产险公司，作为国有控股的金融企业，将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今天我重点从保险供给侧改革这条主线的角度，来谈一谈中国人保财险作为中国内地最大的保险主体企业，怎么样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三个方面，第一，要把握保险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方向，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服务大局，第二句话，关注民生。这就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认为作为中国保险业最大的保险主体，在这个方向上不能出问题，特别是中国人保财险在全球处于财产险行业第三的位置，第一是美国州立农业保险，第二是德国的安联，第三是中国人保财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方向上不能出现失误，所以我们确定为服务大局，关注民生，其实中国人保财险作为新中国的长子，和共和国同生共长，我们的前身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是成立于1949年的10月20号，今年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人保财险成立7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回顾人保财险成立的历史，就是服务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服务民生的历史，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应该说新中国的保险，40年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20年，也就是说1979年成立到1999年，这20年我们人保财险的保费从0到500亿，从1999年到2019年，这20年我们的保费将突破4000亿，这20年有3500亿的增量，也就是说后20年是前20年增速的7倍，也印证了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的成果。所以，在这方面除了保证基本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医各方面的保险，尤其突出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我们承担着风险总额达到了559万亿，是我们去年GDP总额的12.4倍，其中农险承担的风险总额达到了1.8亿，我们医保大病覆盖了除了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其他所有的省区，市场份额接近50%，服务的人群达到5.04亿。同时，我们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伴随保险保障，参与了1413个项目，覆盖了全球162个国家，保险风险总额也达到了3.1万亿，成为我们国家进行“一带一路”建设的保险的主力军。所以，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关注民生方面，中国人保财险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二个方面，作为保险业最大的主体，我们在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上坚持增加供给，保障为本。党中央做出把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来进行高质量发展的布局，作为人保财险，我们就要增加保险的供给，在这些方面我们也做了大胆的探索，比方说农业保险，老百姓原来只是保损失，受灾了，台风也好，暴雨也好，洪水也好，我们给你补偿，现在我们发展到什么？发展到保价格，保成本，保气象指数，全方位的提高保障能力，让广大的农民、农村和农业能够平稳较快的发展。所以，在这些方面发挥了我们应有的作用。同时，我们作为保险公司，也是国有控股的保险公司，我们历来践行干实事，不搞那些虚的。所以，我们的实事是什么？就是原始的本来的功能，就是经济补偿，保险大家知道有三大功能，第一大功能是经济补偿，第二大功能是资金融通，第三大功能是社会治理，这是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壮大，职能在不断的扩展，但是作为我们中国人保财险，首先要把最基础的事干好，就是要保障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头脑一直保持高度的清醒，也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门的高度肯定，要干自己的事，干保险本原的事，支持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核心的产业，比方说制造业的首台套的保险，是我们中国人保财险牵头，比方说我们的巨灾保险，就是地震巨灾保险，我们牵头成立了共同体，目前在6个城市进行试点，巨灾可能是未来面临的很大的威胁。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将在这些方面，在普及所有老百姓提供保险保障的方面，我们起到牵头的作用。比方说我们服务老百姓的电梯保险，所有涉及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我们都想方设法的给你提供保障，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把为老百姓做实事作为我们的目标。 第三个方面，守住底线，防范风险。我们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我们自己怎么样防范风险？一方面我们防范自身内部的一些风险，如果我们自己不强大，怎么为广大的老百姓服务？所以，我们在依法合规经营方面，我们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风险、攻坚战的要求，一项一项抓好落实。有的说你是喊口号，不是喊口号，说老实话，我们现在要管到每一个营销员，管到每个管理者，发挥我们国有企业的优势，这些方面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们作为市场最大的主体，我们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保险业就会呈现一个良好的态势。第二是防范外部的风险，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比如我们财险有4200亿的投资资产，在投资方面有很多机构都在向我们沟通，说投资收益可以达到10%以上，我们上会之后想这个需要回答，你哪儿来这么高的投资收益？所以，我们从平稳的角度讲，我们历年的投资收益都保持在5%左右。高收益就会有高风险，这些方面我们将以自身强大的防风险的能力，使我们自己始终保持强壮，才能为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服务。 总之，我们要做到转型平稳，创新求进，踏上中国人保财险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0月18日消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稳出席并发表演讲。 王稳表示，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的期望私营部门共同为新的全球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到2024年，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会达到100万亿美元，这些年来，我们成立了18年才支持了4.5万亿，这个缺口从全球各国政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是演讲实录： 王稳：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新老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接受邀请来这儿向大家汇报一下关于金融科技，我引入一个新的概念，结构性出口信贷和普惠金融的一点思考。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今年的诺奖授予研究普惠金融相关的减贫问题的三位学者，二是当前联合国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三是17号我们论坛开幕的时候是“贫困日”，中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成就。我想讲一点我们的实践，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普惠金融一般是指向国内弱势群体，比如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提供有效的适当的金融服务，大家可能常常忽视的一个地方，从普惠金融的国际实践来看，很大一部分是指发达国家，包括我们这样的大国，向联合国定义的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发展与援助和结构性出口信贷的支持。结构性出口信贷这个工具起源于1919年，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机构，英国出口信用保险局的成立，1934年随着伯尔尼协会的成立，保险市场不断发展，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保险的提供者有85个成员，包括中国信保，中国口行参与的伯尔尼协会，我所服务的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机构。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机构，它是做什么的？从结构性出口信贷简单的一个含义说起，一般来说，结构性金融是非常广泛的术语，包括了许多可能的金融工具的组合，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结构性出口信贷已经成为贸易、资本市场和海外项目融资非常重要和通行的工具，也是WTO规则下允许的工具。当多个实体参与到出口贸易和海外项目融资过程中，就成为结构性出口信贷。一般是两个方面的业务，一是基于贸易风险结构的贸易保险，从保险业来讲叫纯粹的保险，与之相关的是贸易保险保单的融资业务，可以提供直接的贷款，担保和保险贷款融资服务，一般来说，这类的产品典型贸易融资的工具期限少于两年，由政府支持的信贷机构通过搭建贸易融资的结构来支持小微企业的货物和服务出口。中长期项目的信贷保险，长期以来，信贷融资一直是海外项目融资重要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直接为海外企业提供资金，为企业的商业风险，政治风险提供担保，或者为商业银行提供风险担保。海外项目融资一般分为出口买方信贷，期限最长可以到25年，比如像核电站。第三个特点，政府间的经贸合作，比如中国远见坦赞铁路等项目。 出口信贷跟普惠金融是什么关系？过去的20年来，相关的结构性金融工具和技术已经显著改变了银行的国际业务，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这个领域的增长在2007年已经超过了传统银行存款的总和，这跟我们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随意尽管有这样大的比例，很多人对这个领域知道的不是很多，而且也常常会低估与普惠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出口信贷在国内对小微企业提供普惠金融，一个是海外经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风险转移，截止到今年9月份，中国累计实现称保金额达到4.5万亿美元，为16家中国企业，其中小微企业12万家，提供了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136亿美元，最新数据是我们支持我们国家的小微出口企业7.8万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1%。第二是我们为小微企业提供信用增信，常常会把小微企业的商业信用和微不足道的信用，通过我们的信用保险保单上升为国家信用。再给大家报告一组数据，2013年以来支持我们国家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达到8000亿美元，业务覆盖所有的沿线国家，支持的项目达到2300多个。第三个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可以用我们刚才说的两种工具，一个是短期工具，一个是长期工具，进行便利的融资，截止到2019年8月底，我们已经通过贸易保单融资，中长期项目融资，担保融资，达到了4万亿人民币，这是从国内来讲。从国际的普惠金融实践来看，中国对低收入国家，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通过出口信贷工具，就业增长，为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减贫目标，都贡献了我们中国的智慧和力量。比如由中国信保和口行组合的中国电建承建的老挝电站项目，扭转了老挝缺电的情况，对就业和移民问题也解决得非常好，联合国扶贫机构把中国承建的这个项目作为普惠金融或者减贫项目的典范。 困难和趋势是什么？我想谈三点。结构性出口信贷和普惠金融的发展，从我们的视角来看面临着两个特别重大的挑战，一个挑战是全球风险形势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以及由此带来的发达国家政治风险重要性的日益增加，过去我们在这个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不发达国家政治部稳定，风险非常显著，最近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政治风险也显著上升，达到了常规的8倍之上。第二个挑战，回到今天的主题，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对官方出口信贷机构运作及其对这类机构监管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二是理解结构性金融工具风险属性，对于风险的看法，除了对风险建模之外，还要评估合同结构的相关风险，结构性金融评级虽然存在内在的局限性，依赖于第三方评级，信用风险评级技术是国家金融体系的芯片技术，我们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自主研发了国家风险评级模型，住群信用风险模型，海外买方评级模型，根据最新的评级结果，全球风险总体上较去年显著上升的。风险改善的国家只有3个，风险水平上升的国家有8个，今年12个国家发生了主权信用违约事件，还有12个国家出现了债务不可持续的信号。第三是目前我们这个市场上明显的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信贷工具往往都是官方支持的，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资金约束和主权信用压力，关于债务陷阱等等问题，给政府资源，给我们国家的出口信贷资源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其他国家政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的期望私营部门共同为新的全球项目建设提供资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数据，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到2024年，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会达到100万亿美元，这些年来，我们成立了18年才支持了4.5万亿，这个缺口从全球各国政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是给大家分享一点我们的经验，当然在座的有很多专家教授，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个领域对于普惠金融的贡献。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0月18日消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总经理助理王磊出席并发表演讲。 王磊表示，没有金融科技，就没有真正的普惠金融，中央关心的也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中央到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针对性的政策，市场也推出了很多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 他指出，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因为信息难以收集，准确性难以保障，业务的成本很高，风控难度大，自然就导致了服务效率低，利润率比较低。对于做普惠金融，做小微企业信贷的银行来说，他们用业务的成本覆盖风险的成本，采取的是人海战术，通过人盯人，把业务成本提上来了，把风险成本控下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是市场失灵的问题，单靠金融市场本身是很难解决的。 以下是演讲实录： 王磊：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在这里交流发言，刚才听到了Eric S.Maskin教授和贾康老师非常精彩的对话，受益颇多。我先汇报一下我们粗浅的思考，第二是讲一下北京金控集团的实践，第三是提几点简单的建议。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第一点，没有金融科技，就没有真正的普惠金融，就是杨主任说的广义上的普惠金融。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课题是讲普惠金融，中央关心的也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中央到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针对性的政策，市场也推出了很多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这里有一个算式，银行合理的利润应该等于信贷的利率减去资金的成本，减业务的成本，减风险的成本，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等式。对于小微企业来说，为什么难？因为信息难以收集，准确性难以保障，业务的成本很高，风控难度大，自然就导致了服务效率低，利润率比较低。对于做普惠金融，做小微企业信贷的银行来说，他们的利润率还挺高，为什么？就是因为把信贷的利率调得比较高。第二个方面，他们用业务的成本覆盖风险的成本，采取的是人海战术，通过人盯人，把业务成本提上来了，把风险成本控下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是市场失灵的问题，单靠金融市场本身是很难解决的。 在几个不同的目标之间，单靠现有的市场工具是很难同时实现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途径是政府的干预，第二个途径是技术的发展。但是政府的干预可以治标，难以治本，真正治本的还是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变革，央行刚刚发布了金融科技发展的规划，科技为金融赋能，金融和科技融合，呈现了加速发展的态势，另外一方面，赋能和融合的边界在哪儿？效率能提高多少？成本能下降多少？监管如何介入？这些问题还不太明朗，有待下一步探索进一步探索和回答。 第二个观点，发展金融科技要打好数据和制度两个基础，刚才听了Maskin教授的演讲，他的机制设计理论很重要的是解决信息和激励的问题，数据和制度刚好可以对应着信息和激励。影响金融科技发展的因素很多，互联网是一个技术平才，技术、模型、算力都是重要的支撑，杨老师也提了应用场景更是不可或缺。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数据和制度，有一个初步的思考，金融科技能走多快，关键看数据的统和能力。金融科技能走多远，关键是看制度建设能不能跟上。目前来看，技术的发展要快于数据的统和，制度的建设更是略显滞后。单个企业的数据相对大数据来说总是小的，需要进一步打通和共享，才能支撑和加速金融科技，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最近一段时间监管部门对企业和个人信息的获取应用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管理，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同时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确定法律的边界，在明确什么不能做的同时，也告诉企业什么可以做。这样的话，能够给金融科技的创新提高空间和保障。 第三个观点，合作，而不是竞争，是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包括普惠金融发展主要的力量，特别是在现阶段来说。应该说目前阶段，很多的金融头部金融机构已经把普惠金融，把金融科技作为自己的基础性的战略。另外一方面，领先的一些互联网公司也把利用科技助力普惠金融作为自己重要的业务场景，但是我们感觉总的来说，现在还是单个企业在点上的创新，没有形成完整的开放的生态，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具体来说，数据进一步统和，需要金融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开展类似的大数据行动计划，态度上总体上是月来开放了，但是面对众多金融机构差异化的需求，需要专业的技术和人力物力来满足。第二个是平台需要进一步集成，普惠金融群体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长尾效应，我们需要提供平台化的金融服务，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有序竞争，现在很多的类似平台的建设都是重复性的。第三是生态需要协同，普惠金融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服务对象的抗风险能力差，我们国家的小微企业有一个统计，生命周期一般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的信贷是典型的高风险的业务，就需要发挥不同的金融工具，包括信贷、保险、担保、股权投资、信用服务一起来联动的帮扶，共同分担和缓释风险，市场上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和金融的生态体系，来串联组合这些金融的产品服务以及相关机构。简单来说，还没有形成精准扶持普惠群体的组合拳和生态圈。需要加强政府和市场之间，包括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只有合作才有可能突破金融科技发展的瓶颈，在有可能解决普惠金融这个世界性难题。 第二部分，简单汇报一下北京金控集团，我们是去年11月19号成立，到今天刚好满一年，过去一年中，一方面我们是承担着央行关于金融控股公司试点任务，从成立之初也明确提出要打造首都未来金融的基础设施，助力普惠金融的发展。市里把北京金控集团作为统和政策性的金融资源的重要平台，过去一年中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一方面打造面向未来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我们成立了国内首家普惠型的金融大数据公司，快速建成国内首个金融大数据专区和全市首个金融大数据的资源管理系统。承担起了全市政务数据向金融领域输出的功能，北京市去年开始正在做大数据行动计划，市里把政务类的数据在金融领域的落地统一接口放在了金控集团，放在了北京金融大数据公司。我们的任务是实现金融大数据的统管用，统进统出，智慧化管理，创新应用，也为大数据的应用提供制度性保障。金控集团加强与社会机构的合作，到目前为止已与50多家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此外我们正在尝试探索全市的统一支付的平台，征信体系的建设，数字资产交易这些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构建首都普惠金融的服务体系。首先是服务企业，建立全方位、全周期的北京小微企业综合服务的综合平台。之所以建设这个综合性平台，希望能够发挥金控集团聚合全市资源的优势，金融大数据统管用的优势，把小微平台建设成一个智慧、协同、开放的平台。首先是智慧，通过对数据进行整合和分析，对长尾的小微企业进行封面画像，识别有融资需求和有还款能力，但是还没有被传统的金融服务覆盖的灰度企业，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覆盖的范围，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效率。第二个是协同，贯彻组合金融的领域，利用金控集团的内外部资源，现在已经有一家控股的银行，还成立了全市的融资担保集团，马上要设立全市的AMC，就是资产管理公司，还有金融大数据，以及小微平台，陆续希望在其他牌照方面能够有所涉及，聚合银行、基金、保险、担保、保理、资产管理以及供应链管理各方面的资源，构建一个全方位、全环节、全周期的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的生态。第三是开放，在入驻机构层面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都可以入驻，通过多元合作和良性竞争，提高服务效率。金融科技公司都可以参与平台功能的开发和模型的研发，拓展金融科技的应用场景，目前已经有近40家机构入驻了小微平台。 第二是服务家庭，全方位、多维度的，进行财富管理产品的集中展示，降低非法集资的风险，对财富管理成本来说，对家庭进行家庭财富的工具，开展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在这个平台上政府能取实现这三个目标。 第三方面是服务个人，发挥金控集团专业化的优势，正在为提升居民的生活、出行、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还没有正式的形成方案，就简单说一下。 最后汇报三点建议，这个观点是集团的董事长范文仲先生提出的，金融科技应该是始于数据，兴于技术。 第一个建议，推动具有公信力、公益性的机构，牵头管理底层数据，建立基础设施，运营服务平台，构建服务体系，特别是建立和完善大数据的交互、交易和交换的平台。在不侵犯数据所有权和隐私的情况下，推动企业合规、有效、低成本的获取数据。 第二个建议，推进金融科技标准化的工作。希望金融监管机构联合相关的市场机构共同制订针对基础性关键技术的金融科技的国家的行业标准，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科技认证机制，夯实金融科技的技术的基础支撑。 第三个建议，加快建设数据治理的基础制度，明确数据的四权，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平衡好便捷性、安全性和隐私性、私密性的关系，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消除后顾之忧。金融科技的发展平衡好监管和创新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既需要对科技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的预判，也需要对风险有深刻的洞察，是技术问题，更是艺术问题，所有涉及到监管和创新的都会落到艺术的层面。我们建议能够在银保产业园引入监管沙盒制度，推动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实现监管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同探索。 最后，祝愿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发展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0月18日消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在对话诺奖：遏制金融脱实向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环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Eric S． Maskin、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参与对话。 Eric S． Maskin表示，相对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国家货币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为什么需要私人货币呢？中央银行也可以提供数字货币，他们可以提供数字货币，如果想要做的话，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比特币这样的私人的数字货币是值得怀疑的。 他建议，对私人的数字货币，不管它是什么类型自，我个人觉得中央银行可以提供一些数字化的替代方案，这一点将会把数字货币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我们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私人公司上。 以下是对话实录： 贾康：大家好，Eric S.Maskin教授非常忙，能来参加这个高峰论坛，能有这么值得重视的讨论单元，我们先进行一些讨论。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是遏制金融脱实向虚，防范划界金融风险，这个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我们作为学者非常看重理论怎么样分析和认识现实，有句老话叫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们首先要观察经验的一些东西，像Maskin这样的理论大家，一定非常关注在金融业发展中间相关的国际经验，我想向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根据您的了解，在我们今天讨论的金融业要注意脱实向虚这个风险的问题，本来应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但是出现了脱实向虚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国际经验下您认为可以指出相关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如果在总结国际经验的视角上，您是不是可以谈一些您自己认为值得提到的必须注重的形成原因。 Eric S.Maskin：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讨论这个话题，首先我想强调一下这个金融的虚拟化，是否能更加具体一些虚拟化主要指的是什么？ 贾康：在我们了解的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一些类似的案例，最近的可以举出的金融脱离了正常的轨道而发生泡沫的虚拟化，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再早一些当然还有举出很多例子，比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早的还可以举出一些案例。这些年中国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的语境里面，特别强调金融本来应该把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落在服务于整个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上面，但是好像在这个危机里面，人们感受到金融有一种自我循环，自我扩张的特点，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比如以无抵押方式取得住房贷款，比较普遍的证券化，然后又衍生工具化，最后变成链条的断裂，就是脱实向虚，自我循环，自我扩张，自我膨胀，这样的案例我相信教授一定非常重视，大概指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Eric S.Maskin：我来解释一下，从经济学家的角度，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了，大家应该记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数百年之前是最近的一次主要的金融危机，所有这些金融危机有一点共同之处，就在于往往是这个杠杆率太高了，为什么叫杠杆率特别高呢？我在这里所讲的杠杆率是指银行，或者是其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他们在提供贷款方面往往是把钱贷给创业者或者企业家，并不仅仅是把银行自己的钱投到贷款过程当中，是借来的钱被贷了出去，通过这种杠杆的方式来进行放贷，这是很短的一个版本。我再解释一下更多的细节，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在现代世界，金融毫无疑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代世界很大程度上的进展是由企业家、创业者推动的，他们有新的想法，他们想帮助我们不断推进社会的进步，通过他们所投放到市场当中的产品和服务，通过这样的方式推动整体社会的经济进步，企业家们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金融行业非常的关键，我自己想说“银行”这个词，用“银行”暂代所有的金融机构，就是对创业者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他们给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到这一点，也会对企业家的观点进行一定的评估，看看哪个企业家的观点是好的，哪些是没有价值的想法，会给好想法的企业家进行投资，这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但是对银行来说，他们并不总是有足够的自有资金来去投资，把资金提供给企业家，所以对银行来说，需要去从其他银行那里去拆借，从其他投资者那里募资，通过放贷的方式给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杠杆”这个词，其实是可以发挥良好作用的，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可以使银行通过杠杆的方式去放大它的能力，支持更多的企业家。同时，杠杆对银行来说也有好处，银行能够放大自己的放贷能力，尽可能的追求更多的投资回报，相比于在没有杠杆的情况下。但是杠杆也有负面的影响，我们看到银行放贷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在于最后这个放贷会有回报，但是有些情况下连本都收不回来，银行应该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一个银行在放贷的时候使用的是杠杆，用借来的钱去放贷，借来的钱最后又没有办法收回来，不光是放贷的银行会陷入麻烦，因为无法去偿还其他银行的这些拆借的资金，其他银行可能也会陷入资金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会产生一个所谓的锁链效应，就是最初的借款方出面了问题，借钱给这个借款方的也会出现问题。由于这个杠杆的原因，整个金融体系可能会处于危险当中，甚至对很小的实体经济的行业，甚至给很小的实体经济的行业来提供服务，都会出现这种风险。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出了问题，由于杠杆率，我们看到房地产市场影响到了整个企业市场，最后影响到了美国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一个银行通过杠杆方式放贷的时候，不会去考虑是否会出现体系性的风险，不仅仅是家银行本身会处于麻烦当中，其他银行也可能进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从一定角度来说，银行不可能为这个影响负责任，如果想预防这种金融危机的发生，必须要有适宜的监管。 什么是监管呢？是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把它称之为监管，或者政府机构的规章制度，确保在这些监管措施下杠杆率不会失控，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看到在美国，在欧洲，都有很多的影响，于是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尝试去进行去杠杆。比如在美国，通过了一项富兰克法案，为了坚持对于大体量的银行，尤其是同其他银行有密切业务往来的银行，必须要能够去证明即使贷款无法得到偿还，他们仍然能维持正常的运营，这就是我认为需要在未来继续做的，来预防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但不幸的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好了伤疤忘了疼，总会彻底忘了监管的重要性，所以我现在也很担忧，随着时间不断的演进，我们会忘掉以前非常惨痛的教训，希望这个不会发生。当然，这是一个更长的版本回答您的问题。 贾康：教授非常清晰的给我们勾画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视角，金融系统在给可选择的企业家提供融资支持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就是杠杆率，这个杠杆率必须合理，在运行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状态上来发挥它的功能，如果这个杠杆率由于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原因过高，那么去杠杆的任务自然就要成为现实的需要，这就联系到了监管部门的责任。教授在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展开讨论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人类认识这个问题上是反复吃教训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就是人类总是不能很好的吸收历史经验。我们希望未来在原来发生的不良事件的现实面前，能够更好的吸收一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吸收这种经验从全球视野之内，也从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过程中吸收的经验，这个意义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得到教授给出这样一些解说之后，我想接着再问一下，大家都知道Maskin教授以卓越的学术贡献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您特别强调的做出学术贡献的机制设计理论，当然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说，我了解到的您强调在这个理论的框架之内，要注重信息的问题，你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今天讨论的金融风险的防范，之间的联系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场合给我们勾画一下？让我们观众加深一下对理论要点的认识？ Eric S.Maskin：是的，我做的学术研究专注于机制的设计，机制设计其实是反向的工程设计，也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其实是先是看结果，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再以这个结果出发，反向的去设计相关的机制，什么样的机制是我们所必须要的，什么样的市场是我们必须要的，什么样的流程，制度安排是我们要先去落实的。根据我的理解，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大会要讨论的问题，因为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卓有成效，已经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们希望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机制设计，是应该在金融行业被推出的，来确保这样的一个强劲势头可以继续下去，所以简短的回答您的问题，是的，我的理论研究，我的机制设计方面的研究，确实和今天的话题密切相关，能够为金融行业的机制设计提供一些参考。 贾康：教授的这个认识，我想做一点点评。我和一些同道者这些年特别注重研究所谓新供给经济学，在经济生活中，需要和供给，双方互动，形成经济生活的运行中间，我们认为要特别重视在已经有的经济学成果之上，在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的旁边，还要注意优化结构的供给管理，当然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政府怎么样和市场形成合理的合作分工关系的问题，就像您前面提到的，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市场，让企业家在里面发挥作用，企业家需要融资，融资需要得到政府和管理机构的监管。在这个视角上，我们认为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个总体制度安排过程中，要特别突出一个制度供给有效性的问题，这种制度供给的有效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汉语里特别愿意和机制的健全完善结合在一起，比如中国的金融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一个现代经济特征的，经过这40年的发展，中国的金融系统有一系列的改革，可能教授也有所了解。到了现在，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很多成绩的同时，还必须紧紧抓住制度和机制的建设，这种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在现实生活中是有难度的。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明确的形成了一个框架性认识，中国要把原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提升为管理机构定位的中央银行，这样的一个改革后面跟着的是人民银行剥离所有的金融服务的业务，变成管理者这样一个化身，当时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成为专业银行，让他们行使商业银行的职能，这就是整个中国间接金融系统最开始起步的情况。间接金融机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发展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取得城市的同时也有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机制安排是不完善的，特别突出的一个问题，回到您前面的杠杆的概念上，因为这些年我们一方面感觉现实生活中很多市场主体想得到的融资支持，苦苦不能得到，比较典型的有很多的中小微企业，有很多的科技创新企业，他们感觉应该得到的融资支持苦苦的不能他们的意愿去得到。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杠杆率的概念非常高了，这些年人们讨论中国金融中间的所谓脱实向虚问题，核心的指标落在您刚才提到的杠杆率的问题上，中国宏观的杠杆率，光是把M2和GDP相比，已经在250：100，2.5倍GDP水平上。现在已经引起了中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中国一些重要会议上都特别强调了要去杠杆，和您前面说到的机制性健康化的问题，显然理论联系到实际了。 按照这样一个理解，请教授再讨论一下，就您所观察的中国现在的高杠杆率和去杠杆的问题，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点评和提出的建议？ Eric S.Maskin：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中国的杠杆率非常高，高到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其中有一个方式能够缓解当前的情况，或者说一个解决方案，去除高杠杆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资本化，资本化程度要更高。这样的话不用做其他的一些变动，只是对目前的债务做一个资本化，还是同样数量的资金，如果把这个量降下来，可能会降低企业的活力，我们不能那么做，只能对现有的债务进行资本化，这是一套好的方案。另外，我们要扩大资本的来源，现在大部分借款来自于银行，我们有股票市场，但是还并不是非常的成熟，并没有在融资方面发挥出和银行同样大的一个作用。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可以拿到资本，那就是私有领域的一些融资，比如说私募基金，如果中国能在私有市场这部分取得更长足的发展，扩大这块发展，那么也不不失为一个解决方案，能够给我们的融资带来更多的资金来源。中国目前为止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国家，我们的资本非常充足，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好这个资本，让它能够产生最高的生产效率，生产力。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会在私有市场这块取得更多的进展。 贾康：非常感谢教授在这方面非常睿智的建议，我作为学者，我是非常赞成您的思路，愿意借这个机会再展开谈一下。如果说中国在金融有所发展的情况下，相关的一些人们讨论多年的资本化，比如说债转股，现在在实际生活中还有不少的争议和困难，这些年虽然有私募基金的发展，但是要看到在整个进行系统里面，它所形成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中国的股市、债市、私募基金等等合在一起，按照我所了解的信息，直接融资的部分也就是20%上下，其他的80%左右是间接融资，是银行系统以贷款来实行融资支持经济生活。我们看到的像比较典型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主和间接融资为主相比之下，在杠杆率的表现上，间接融资形成重复杠杆率的计算因素累计在那儿了，如果更好的发挥直接融资作用，让它的比重提升上来，我们特别担心的宏观杠杆率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就削减了。直接融资更大的比重提升起来，更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让私募基金，资本化过程中，可以让要素能够流动，我的观点和您的逻辑是不是一致的？ Eric S.Maskin：完全一样的，基本上您说的就是我的逻辑，我并不是说银行的贷款要降低，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应该保持现有的水平。您说的直接融资的部分，或者用我的话来说，私有市场的这一块应该要得到更大的鼓励，应该大大的增加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经济向前发展。 贾康：中国现实问题里面，也是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风险问题，去杠杆这当然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须控制中国金融风险的原则，但是在去杠杆操作过程中中国碰到这样的困惑，按照去杠杆的取向，最严格的去控制所有的融资活动，中国的融资活动就像我刚才提到的，80%左右都是贷款的发放，大量的去杠杆就是落在了对于贷款可得性，一压再压。指标上看起来，体现了去杠杆的一些进展和成绩，但是不是跟您说到的另外一个问题产生冲突，您刚才专门强调了，您的这个逻辑并不能引出现在整个贷款规模要压下去，而是要让这个规模发挥作用的时候，更多让直接融资的这些经济活动相关的机制成长起来，在中国现实生活中恰恰缺乏这方面的呼应，我们整个系统里面最得心应手的就是响应中央的号召，去杠杆，控制金融风险，按照任何风险就死死的按住不许动了，当然这代表我的观点，也有很多学者和我是类似的想法，这样以一个看起来贯彻中央精神的去杠杆的控制风险，可能带来新的风险。新的风险就是经济生活中的创新要有弹性空间，这个弹性空间需要有直接融资等等承担一定风险的试错和成长，另外也要有原来的贷款，在发放过程中自己必须完成的一些机制的转变，现在都死死按住，似乎这就是在防范风险，却把创新活动的可能性一起压低了，带来新的风险是什么？是中国经济现在在阶段转化过程中，必要的一些速度并不能得到保持，会更多的体现出下行的压力。我们想追求的活力却不能在这个中间，在所有的去杠杆的过程中能够有一个替代，我觉得这个问题您也可以一些看法。 Eric S.Maskin：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观点上，我们也有很多所见略同之处，尤其是提到在这个未来经济的成功，中国必须要求我们找到更多资本去支持，通过传统的银行系统可以做到，但是政府需要允许其他形式的融资行为的存在，包括外资也应该被允许进入到市场，现在有很多外国投资者很期盼能够投资中国。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呢？我觉得对中国的发展是好事，不管是从经济和政府的角度来说也都是有益的。 贾康：中国的官方管理部门，从领导人到具体的这些操作环节的官员，已经有多次的表态，而且有一系列实际的措施，最新的消息是进一步的提升了外资在中国兴办银行和金融机构持股的比重，扩大了业务范围，您一定也注意到了。跟您说的这个似乎形成了一个对应性，当然我们也希望听到您再给我们提出这方面的点评和建议。 Eric S.Maskin：您刚才提供的信息比我了解的情况更为符合现实，从外界看中国，中国从传统上一直还是比较去抵制外资进入中国的，尤其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通常情况下要面临较高的监管审批的成本，我也很好的高兴听到，中国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很多过去针对外国投资，外资企业的障碍会被逐渐的放松，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情况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尤其我想提到的，因为多种原因，目前处在一个反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在美国可以看到，在欧洲也是如此，基本上每个角落，包括拉美都是这样，我觉得中国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来去抵制反全球化的情绪和浪潮，如果中国能发挥一个领导的作用，能够去鼓励全球化进一步的发生，能够去鼓励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这将会向世界传递正确的信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贾康：对现在版权的情况作出的评论，体现了一个有深厚学养的学者，基于学理来给我们强调的人类文明提升发展中间全球化体现的是主潮流，全球化是顺应着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理论上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而带来的生产要素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更流畅的，更便捷的来做流动和调动发展的潜力和活力的客观需要，而教授肯定了中国这方面的态度，我们作为研究者也是感觉，中国理所当然应该在认清这种反全球化只是逆流的情况下，继续义无反顾的推进全面开放，就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拥抱全球化。当然，中国在这方面同时还有我们认为不是说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认识，中国仍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您看到的北京、上海，直观的面貌跟纽约、曼哈顿差不多了，但是实际上硬件迅速提升的同时，我们的软件，科技创新水平，治理方面的内在机制，仍然是欠发达的，还是有明显差距的。所以，在中国推进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的力量相对有限，但是可能别无选择，中国要更多跟世界其他经济体更多的交流，寻求一个共识，更多的在推进全球化所带来的共赢，共荣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教授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意见。 中国继续发挥作用，有待于中国自己能够在和平发展道路上成长起来，中国的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也是如此，在这个视角来讲，我也注意到您作为有影响的学者，在若干场合曾经对中国相关的经济研究，谈到过您的一些看法，您提到的中国的经济研究和中国研究相关的政策优化研究等等，还是存在着一些形式的问题，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和认识？ Eric S.Maskin：我想强调一下，首先，中国目前已经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领军者，在过去的40年，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去通过全球化实现致富，中国出口的能力，也向我们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引擎，但是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主要是关注于进出口，也是真实的产品，在中国一些真实的产品，实体产品的进出口是很大的借助到了全球化的便利，但是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完全去把自己整合到全球的金融市场当中，以及中国的货币，并不是全球贸易体系真正的一个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想要去让这个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依然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未来应该有什么发展策略，如果中国选择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可以给其他国家，比如给美国树立更好的榜样，尤其是现在在美国这种反全球化的趋势非常强。 贾康：中国吸引外资进入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外资的进入还是有不便利的障碍因素，我认同您的判断，在总的发展趋势上讲，还是体现着逐渐提高便利程度，因为我们作为过来人，印象很深刻，改革开放之前总体的说法叫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之后在推进改革市场取向的进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改革是现代化的关键，改革需要开放对它的促进，用开放去倒逼改革，实际生活中，我们总书记说一句话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由于这种阻碍的因素，外资进入中国往往被这样那样的理由形成了一些比较高的摩擦系数和实际的困难，而且中国内部要构建统一市场，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很多领域里面民营企业在准入这方面是碰到障碍的，所以这几年改革过程中反复强调，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对于民营企业等等的发展，也要将准入，让他们充分的来实现要素流动，发挥他们的潜力和活力的作用。所以，我们自己的改革放在全球化过程中，跟您强调的对外开放要连成一体，而且改革和开放应该互动，某些情况下要特别借助于开放来倒逼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有了一个进一步的投资便利化的方向，我认为还是应该有一定的信心，中国在推进的过程中这个开放的大门应该还会是越开越大，而不会变成一个收紧。当然，也值得忧虑，在实际生活中，说得多，做得少，只说不做的情况确实存在，我们作为研究者也感觉很不愉快，焦虑。但是现在总体的趋势，体现中央意图的事情还是强烈的信号第一，在不久前最高决策层明确的说中国的海南岛要建成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区，这是让外资在自由贸易港里面尽可能的发挥作用，在中国的珠三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把广东、深圳和香港、澳门开成一体化的区域，这个打造大湾区我认为内在的目标就是争取把这个区域打造成类似于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和日本的东京，在全球排名最前的湾区区域，规则上显然广东、深圳在规则上不可能让香港、澳门往他们已有规则上靠，而是必须把广东和深圳的规则向香港、澳门作为国际惯例的规则去对接，对标，形成一个更有一体化特征的大湾区增长集，都是中央非常明确的可以成为战略部署的举措。另外，上海自贸区也是以改革为重点，可复制，经过几轮复制，全国有十几个自贸区，投资的便利程度在这些区域明显的提高起来。虽然有种种的矛盾，不同的认识和实际生活中的阻碍，但是您期盼的也是我高度赞成的，中国很多实际工作者和学者都赞成的，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欢迎外资进入中国更好的共同发展，我觉得这是大趋势，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给予希望，已经有的部署可以促成更多的积极的成果。 Eric S.Maskin：这一点我也非常认同，我觉得其实中国的政府非常的明智，包括在改革开放这样的策略上采取了逐步推进的策略，我相信大家都认同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对的，出现争议的地方可能是速度这一块，可能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要更快，但我个人觉得，我们要时刻去调控这个速度，让这个速度保持适中、稳定，或者是稳中有快的速度。这个策略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政府的智慧，包括您刚才说的自贸区，中国已经有超过10个自贸区了，也是逐步的去开放，先有上海，然后是其他的地方再去复制，而不是说所有城市都一起来做这个自贸区，如果说太着急来做这些事情，可能会形成反效果，可能都做不好，所以这种逐步推进的方式是更容易把控的。 贾康：教授说得非常的中肯，中国人有句老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以您这样有深厚学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专家的定位，衷心感谢您在百忙当中参加今天的高峰论坛，发表了非常有价值的看法和意见，请您再说一两句最想说的话。 Eric S.Maskin：每一年我都会来中国，过去的25年中我每年都来中国，每次来我都会印象深刻，中国发生的变化，我觉得和中国的关联非常的密切，因为有我的一些学生，他们在中国任职了，他们也成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感觉我也是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也期待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我时刻关注着，我也会做出我的贡献。 贾康：非常感谢，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从教授今天的谈话中受益良多，谢谢Maskin教授。 主持人：在座的观众也想参与到对话当中来，我们的观众还有问题想要提给两位。 提问：非常感谢，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的老师。您刚刚提到金融危机的时候，您有说金融机构放款的时候也和外部机构有非常多的联系，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如果说金融机构都这么做，而且没有监管方式加以制约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要问的问题和这个不太一样，我要问的是数字货币，我们都知道Libra发布了一个声明，大家都很感兴趣，我们都知道大部分和数字货币相关的活动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Libra的声明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像脸书这样的公司有全球的用户，几十亿人，如果说有相关的监管框架，比如说全球的监管框架来管理这个全球数字货币的传播和流通，您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Eric S.Maskin：我个人其实是对私人数字货币持怀疑态度的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脸书如果要做这方面的业务，我个人觉得很失望，它不是有利于我们金融系统的。如果你不介意，我花点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数字货币，像比特币，加密货币，这一类型的货币确实有一些潜在的价值，包括货币的流通，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支付，我们可以绕过银行直接来完成，也可以是在安全的方式下，匿名的方式下来完成。但是我觉得国家货币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为什么需要私人货币呢？中央银行也可以提供数字货币，他们可以提供数字货币，如果想要做的话，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比特币这样的私人的数字货币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他们用的是私人的货币，而不是国家法定认可的货币，不是美元，不是人民币。所以，政府的威慑力，或者说政府的监管能力就会相对较弱，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还有美国、欧洲的央行，有非常有价值的政策恐惧可以调整货币的流通，大箫条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银行可以刺激经济，可以印更多的钞票，如果过热的话，我们的央行也可以进行调整来限制印发货币的数量，如果大家都不用国家的货币了，都不用人民币，都不用美元，只用比特币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就失去了，这是没有监管的一项私人货币了。所以，这些私人的数字货币没有大规模的流通，我们确实可以用比特币，从一个点把钱转到另一个点，但是不能买大部分的商品或者服务，这些私人的货币价值也出现了非常多的波动，他们被看作是一项投资，而不是流通的货币。所以，我个人是强烈的持怀疑态度，对私人的数字货币，不管它是什么类型自，我个人觉得中央银行可以提供一些数字化的替代方案，这一点将会把数字货币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我们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私人公司上。[详情]

　　 新浪财经讯 10月18日消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在对话诺奖：遏制金融脱实向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环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Eric S． Maskin、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参与对话。 Eric S． Maskin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领军者，在过去的40年，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去通过全球化实现致富，中国出口的能力，也向我们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引擎，但是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主要是关注于进出口，也是真实的产品，在中国一些真实的产品，实体产品的进出口是很大的借助到了全球化的便利，但是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完全去把自己整合到全球的金融市场当中，以及中国的货币，并不是全球贸易体系真正的一个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想要去让这个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依然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未来应该有什么发展策略，如果中国选择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可以给其他国家，比如给美国树立更好的榜样，尤其是现在在美国这种反全球化的趋势非常强。 以下是对话实录： 贾康：大家好，Eric S.Maskin教授非常忙，能来参加这个高峰论坛，能有这么值得重视的讨论单元，我们先进行一些讨论。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是遏制金融脱实向虚，防范划界金融风险，这个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我们作为学者非常看重理论怎么样分析和认识现实，有句老话叫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们首先要观察经验的一些东西，像Maskin这样的理论大家，一定非常关注在金融业发展中间相关的国际经验，我想向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根据您的了解，在我们今天讨论的金融业要注意脱实向虚这个风险的问题，本来应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但是出现了脱实向虚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国际经验下您认为可以指出相关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如果在总结国际经验的视角上，您是不是可以谈一些您自己认为值得提到的必须注重的形成原因。 Eric S.Maskin：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讨论这个话题，首先我想强调一下这个金融的虚拟化，是否能更加具体一些虚拟化主要指的是什么？ 贾康：在我们了解的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一些类似的案例，最近的可以举出的金融脱离了正常的轨道而发生泡沫的虚拟化，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再早一些当然还有举出很多例子，比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早的还可以举出一些案例。这些年中国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的语境里面，特别强调金融本来应该把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落在服务于整个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上面，但是好像在这个危机里面，人们感受到金融有一种自我循环，自我扩张的特点，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比如以无抵押方式取得住房贷款，比较普遍的证券化，然后又衍生工具化，最后变成链条的断裂，就是脱实向虚，自我循环，自我扩张，自我膨胀，这样的案例我相信教授一定非常重视，大概指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Eric S.Maskin：我来解释一下，从经济学家的角度，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了，大家应该记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数百年之前是最近的一次主要的金融危机，所有这些金融危机有一点共同之处，就在于往往是这个杠杆率太高了，为什么叫杠杆率特别高呢？我在这里所讲的杠杆率是指银行，或者是其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他们在提供贷款方面往往是把钱贷给创业者或者企业家，并不仅仅是把银行自己的钱投到贷款过程当中，是借来的钱被贷了出去，通过这种杠杆的方式来进行放贷，这是很短的一个版本。我再解释一下更多的细节，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在现代世界，金融毫无疑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代世界很大程度上的进展是由企业家、创业者推动的，他们有新的想法，他们想帮助我们不断推进社会的进步，通过他们所投放到市场当中的产品和服务，通过这样的方式推动整体社会的经济进步，企业家们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金融行业非常的关键，我自己想说“银行”这个词，用“银行”暂代所有的金融机构，就是对创业者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他们给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到这一点，也会对企业家的观点进行一定的评估，看看哪个企业家的观点是好的，哪些是没有价值的想法，会给好想法的企业家进行投资，这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但是对银行来说，他们并不总是有足够的自有资金来去投资，把资金提供给企业家，所以对银行来说，需要去从其他银行那里去拆借，从其他投资者那里募资，通过放贷的方式给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杠杆”这个词，其实是可以发挥良好作用的，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可以使银行通过杠杆的方式去放大它的能力，支持更多的企业家。同时，杠杆对银行来说也有好处，银行能够放大自己的放贷能力，尽可能的追求更多的投资回报，相比于在没有杠杆的情况下。但是杠杆也有负面的影响，我们看到银行放贷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在于最后这个放贷会有回报，但是有些情况下连本都收不回来，银行应该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一个银行在放贷的时候使用的是杠杆，用借来的钱去放贷，借来的钱最后又没有办法收回来，不光是放贷的银行会陷入麻烦，因为无法去偿还其他银行的这些拆借的资金，其他银行可能也会陷入资金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会产生一个所谓的锁链效应，就是最初的借款方出面了问题，借钱给这个借款方的也会出现问题。由于这个杠杆的原因，整个金融体系可能会处于危险当中，甚至对很小的实体经济的行业，甚至给很小的实体经济的行业来提供服务，都会出现这种风险。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出了问题，由于杠杆率，我们看到房地产市场影响到了整个企业市场，最后影响到了美国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一个银行通过杠杆方式放贷的时候，不会去考虑是否会出现体系性的风险，不仅仅是家银行本身会处于麻烦当中，其他银行也可能进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从一定角度来说，银行不可能为这个影响负责任，如果想预防这种金融危机的发生，必须要有适宜的监管。 什么是监管呢？是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把它称之为监管，或者政府机构的规章制度，确保在这些监管措施下杠杆率不会失控，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看到在美国，在欧洲，都有很多的影响，于是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尝试去进行去杠杆。比如在美国，通过了一项富兰克法案，为了坚持对于大体量的银行，尤其是同其他银行有密切业务往来的银行，必须要能够去证明即使贷款无法得到偿还，他们仍然能维持正常的运营，这就是我认为需要在未来继续做的，来预防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但不幸的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好了伤疤忘了疼，总会彻底忘了监管的重要性，所以我现在也很担忧，随着时间不断的演进，我们会忘掉以前非常惨痛的教训，希望这个不会发生。当然，这是一个更长的版本回答您的问题。 贾康：教授非常清晰的给我们勾画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视角，金融系统在给可选择的企业家提供融资支持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就是杠杆率，这个杠杆率必须合理，在运行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状态上来发挥它的功能，如果这个杠杆率由于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原因过高，那么去杠杆的任务自然就要成为现实的需要，这就联系到了监管部门的责任。教授在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展开讨论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人类认识这个问题上是反复吃教训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就是人类总是不能很好的吸收历史经验。我们希望未来在原来发生的不良事件的现实面前，能够更好的吸收一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吸收这种经验从全球视野之内，也从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过程中吸收的经验，这个意义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得到教授给出这样一些解说之后，我想接着再问一下，大家都知道Maskin教授以卓越的学术贡献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您特别强调的做出学术贡献的机制设计理论，当然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说，我了解到的您强调在这个理论的框架之内，要注重信息的问题，你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今天讨论的金融风险的防范，之间的联系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场合给我们勾画一下？让我们观众加深一下对理论要点的认识？ Eric S.Maskin：是的，我做的学术研究专注于机制的设计，机制设计其实是反向的工程设计，也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其实是先是看结果，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再以这个结果出发，反向的去设计相关的机制，什么样的机制是我们所必须要的，什么样的市场是我们必须要的，什么样的流程，制度安排是我们要先去落实的。根据我的理解，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大会要讨论的问题，因为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卓有成效，已经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们希望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机制设计，是应该在金融行业被推出的，来确保这样的一个强劲势头可以继续下去，所以简短的回答您的问题，是的，我的理论研究，我的机制设计方面的研究，确实和今天的话题密切相关，能够为金融行业的机制设计提供一些参考。 贾康：教授的这个认识，我想做一点点评。我和一些同道者这些年特别注重研究所谓新供给经济学，在经济生活中，需要和供给，双方互动，形成经济生活的运行中间，我们认为要特别重视在已经有的经济学成果之上，在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的旁边，还要注意优化结构的供给管理，当然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政府怎么样和市场形成合理的合作分工关系的问题，就像您前面提到的，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市场，让企业家在里面发挥作用，企业家需要融资，融资需要得到政府和管理机构的监管。在这个视角上，我们认为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个总体制度安排过程中，要特别突出一个制度供给有效性的问题，这种制度供给的有效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汉语里特别愿意和机制的健全完善结合在一起，比如中国的金融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一个现代经济特征的，经过这40年的发展，中国的金融系统有一系列的改革，可能教授也有所了解。到了现在，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很多成绩的同时，还必须紧紧抓住制度和机制的建设，这种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在现实生活中是有难度的。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明确的形成了一个框架性认识，中国要把原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提升为管理机构定位的中央银行，这样的一个改革后面跟着的是人民银行剥离所有的金融服务的业务，变成管理者这样一个化身，当时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成为专业银行，让他们行使商业银行的职能，这就是整个中国间接金融系统最开始起步的情况。间接金融机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发展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取得城市的同时也有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机制安排是不完善的，特别突出的一个问题，回到您前面的杠杆的概念上，因为这些年我们一方面感觉现实生活中很多市场主体想得到的融资支持，苦苦不能得到，比较典型的有很多的中小微企业，有很多的科技创新企业，他们感觉应该得到的融资支持苦苦的不能他们的意愿去得到。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杠杆率的概念非常高了，这些年人们讨论中国金融中间的所谓脱实向虚问题，核心的指标落在您刚才提到的杠杆率的问题上，中国宏观的杠杆率，光是把M2和GDP相比，已经在250：100，2.5倍GDP水平上。现在已经引起了中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中国一些重要会议上都特别强调了要去杠杆，和您前面说到的机制性健康化的问题，显然理论联系到实际了。 按照这样一个理解，请教授再讨论一下，就您所观察的中国现在的高杠杆率和去杠杆的问题，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点评和提出的建议？ Eric S.Maskin：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中国的杠杆率非常高，高到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其中有一个方式能够缓解当前的情况，或者说一个解决方案，去除高杠杆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资本化，资本化程度要更高。这样的话不用做其他的一些变动，只是对目前的债务做一个资本化，还是同样数量的资金，如果把这个量降下来，可能会降低企业的活力，我们不能那么做，只能对现有的债务进行资本化，这是一套好的方案。另外，我们要扩大资本的来源，现在大部分借款来自于银行，我们有股票市场，但是还并不是非常的成熟，并没有在融资方面发挥出和银行同样大的一个作用。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可以拿到资本，那就是私有领域的一些融资，比如说私募基金，如果中国能在私有市场这部分取得更长足的发展，扩大这块发展，那么也不不失为一个解决方案，能够给我们的融资带来更多的资金来源。中国目前为止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国家，我们的资本非常充足，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好这个资本，让它能够产生最高的生产效率，生产力。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会在私有市场这块取得更多的进展。 贾康：非常感谢教授在这方面非常睿智的建议，我作为学者，我是非常赞成您的思路，愿意借这个机会再展开谈一下。如果说中国在金融有所发展的情况下，相关的一些人们讨论多年的资本化，比如说债转股，现在在实际生活中还有不少的争议和困难，这些年虽然有私募基金的发展，但是要看到在整个进行系统里面，它所形成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中国的股市、债市、私募基金等等合在一起，按照我所了解的信息，直接融资的部分也就是20%上下，其他的80%左右是间接融资，是银行系统以贷款来实行融资支持经济生活。我们看到的像比较典型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主和间接融资为主相比之下，在杠杆率的表现上，间接融资形成重复杠杆率的计算因素累计在那儿了，如果更好的发挥直接融资作用，让它的比重提升上来，我们特别担心的宏观杠杆率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就削减了。直接融资更大的比重提升起来，更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让私募基金，资本化过程中，可以让要素能够流动，我的观点和您的逻辑是不是一致的？ Eric S.Maskin：完全一样的，基本上您说的就是我的逻辑，我并不是说银行的贷款要降低，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应该保持现有的水平。您说的直接融资的部分，或者用我的话来说，私有市场的这一块应该要得到更大的鼓励，应该大大的增加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经济向前发展。 贾康：中国现实问题里面，也是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风险问题，去杠杆这当然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须控制中国金融风险的原则，但是在去杠杆操作过程中中国碰到这样的困惑，按照去杠杆的取向，最严格的去控制所有的融资活动，中国的融资活动就像我刚才提到的，80%左右都是贷款的发放，大量的去杠杆就是落在了对于贷款可得性，一压再压。指标上看起来，体现了去杠杆的一些进展和成绩，但是不是跟您说到的另外一个问题产生冲突，您刚才专门强调了，您的这个逻辑并不能引出现在整个贷款规模要压下去，而是要让这个规模发挥作用的时候，更多让直接融资的这些经济活动相关的机制成长起来，在中国现实生活中恰恰缺乏这方面的呼应，我们整个系统里面最得心应手的就是响应中央的号召，去杠杆，控制金融风险，按照任何风险就死死的按住不许动了，当然这代表我的观点，也有很多学者和我是类似的想法，这样以一个看起来贯彻中央精神的去杠杆的控制风险，可能带来新的风险。新的风险就是经济生活中的创新要有弹性空间，这个弹性空间需要有直接融资等等承担一定风险的试错和成长，另外也要有原来的贷款，在发放过程中自己必须完成的一些机制的转变，现在都死死按住，似乎这就是在防范风险，却把创新活动的可能性一起压低了，带来新的风险是什么？是中国经济现在在阶段转化过程中，必要的一些速度并不能得到保持，会更多的体现出下行的压力。我们想追求的活力却不能在这个中间，在所有的去杠杆的过程中能够有一个替代，我觉得这个问题您也可以一些看法。 Eric S.Maskin：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观点上，我们也有很多所见略同之处，尤其是提到在这个未来经济的成功，中国必须要求我们找到更多资本去支持，通过传统的银行系统可以做到，但是政府需要允许其他形式的融资行为的存在，包括外资也应该被允许进入到市场，现在有很多外国投资者很期盼能够投资中国。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呢？我觉得对中国的发展是好事，不管是从经济和政府的角度来说也都是有益的。 贾康：中国的官方管理部门，从领导人到具体的这些操作环节的官员，已经有多次的表态，而且有一系列实际的措施，最新的消息是进一步的提升了外资在中国兴办银行和金融机构持股的比重，扩大了业务范围，您一定也注意到了。跟您说的这个似乎形成了一个对应性，当然我们也希望听到您再给我们提出这方面的点评和建议。 Eric S.Maskin：您刚才提供的信息比我了解的情况更为符合现实，从外界看中国，中国从传统上一直还是比较去抵制外资进入中国的，尤其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通常情况下要面临较高的监管审批的成本，我也很好的高兴听到，中国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很多过去针对外国投资，外资企业的障碍会被逐渐的放松，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情况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尤其我想提到的，因为多种原因，目前处在一个反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在美国可以看到，在欧洲也是如此，基本上每个角落，包括拉美都是这样，我觉得中国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来去抵制反全球化的情绪和浪潮，如果中国能发挥一个领导的作用，能够去鼓励全球化进一步的发生，能够去鼓励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这将会向世界传递正确的信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贾康：对现在版权的情况作出的评论，体现了一个有深厚学养的学者，基于学理来给我们强调的人类文明提升发展中间全球化体现的是主潮流，全球化是顺应着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理论上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而带来的生产要素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更流畅的，更便捷的来做流动和调动发展的潜力和活力的客观需要，而教授肯定了中国这方面的态度，我们作为研究者也是感觉，中国理所当然应该在认清这种反全球化只是逆流的情况下，继续义无反顾的推进全面开放，就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拥抱全球化。当然，中国在这方面同时还有我们认为不是说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认识，中国仍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您看到的北京、上海，直观的面貌跟纽约、曼哈顿差不多了，但是实际上硬件迅速提升的同时，我们的软件，科技创新水平，治理方面的内在机制，仍然是欠发达的，还是有明显差距的。所以，在中国推进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的力量相对有限，但是可能别无选择，中国要更多跟世界其他经济体更多的交流，寻求一个共识，更多的在推进全球化所带来的共赢，共荣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教授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意见。 中国继续发挥作用，有待于中国自己能够在和平发展道路上成长起来，中国的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也是如此，在这个视角来讲，我也注意到您作为有影响的学者，在若干场合曾经对中国相关的经济研究，谈到过您的一些看法，您提到的中国的经济研究和中国研究相关的政策优化研究等等，还是存在着一些形式的问题，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和认识？ Eric S.Maskin：我想强调一下，首先，中国目前已经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领军者，在过去的40年，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去通过全球化实现致富，中国出口的能力，也向我们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引擎，但是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主要是关注于进出口，也是真实的产品，在中国一些真实的产品，实体产品的进出口是很大的借助到了全球化的便利，但是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完全去把自己整合到全球的金融市场当中，以及中国的货币，并不是全球贸易体系真正的一个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想要去让这个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依然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未来应该有什么发展策略，如果中国选择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可以给其他国家，比如给美国树立更好的榜样，尤其是现在在美国这种反全球化的趋势非常强。 贾康：中国吸引外资进入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外资的进入还是有不便利的障碍因素，我认同您的判断，在总的发展趋势上讲，还是体现着逐渐提高便利程度，因为我们作为过来人，印象很深刻，改革开放之前总体的说法叫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之后在推进改革市场取向的进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改革是现代化的关键，改革需要开放对它的促进，用开放去倒逼改革，实际生活中，我们总书记说一句话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由于这种阻碍的因素，外资进入中国往往被这样那样的理由形成了一些比较高的摩擦系数和实际的困难，而且中国内部要构建统一市场，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很多领域里面民营企业在准入这方面是碰到障碍的，所以这几年改革过程中反复强调，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对于民营企业等等的发展，也要将准入，让他们充分的来实现要素流动，发挥他们的潜力和活力的作用。所以，我们自己的改革放在全球化过程中，跟您强调的对外开放要连成一体，而且改革和开放应该互动，某些情况下要特别借助于开放来倒逼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有了一个进一步的投资便利化的方向，我认为还是应该有一定的信心，中国在推进的过程中这个开放的大门应该还会是越开越大，而不会变成一个收紧。当然，也值得忧虑，在实际生活中，说得多，做得少，只说不做的情况确实存在，我们作为研究者也感觉很不愉快，焦虑。但是现在总体的趋势，体现中央意图的事情还是强烈的信号第一，在不久前最高决策层明确的说中国的海南岛要建成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区，这是让外资在自由贸易港里面尽可能的发挥作用，在中国的珠三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把广东、深圳和香港、澳门开成一体化的区域，这个打造大湾区我认为内在的目标就是争取把这个区域打造成类似于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和日本的东京，在全球排名最前的湾区区域，规则上显然广东、深圳在规则上不可能让香港、澳门往他们已有规则上靠，而是必须把广东和深圳的规则向香港、澳门作为国际惯例的规则去对接，对标，形成一个更有一体化特征的大湾区增长集，都是中央非常明确的可以成为战略部署的举措。另外，上海自贸区也是以改革为重点，可复制，经过几轮复制，全国有十几个自贸区，投资的便利程度在这些区域明显的提高起来。虽然有种种的矛盾，不同的认识和实际生活中的阻碍，但是您期盼的也是我高度赞成的，中国很多实际工作者和学者都赞成的，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欢迎外资进入中国更好的共同发展，我觉得这是大趋势，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给予希望，已经有的部署可以促成更多的积极的成果。 Eric S.Maskin：这一点我也非常认同，我觉得其实中国的政府非常的明智，包括在改革开放这样的策略上采取了逐步推进的策略，我相信大家都认同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对的，出现争议的地方可能是速度这一块，可能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要更快，但我个人觉得，我们要时刻去调控这个速度，让这个速度保持适中、稳定，或者是稳中有快的速度。这个策略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政府的智慧，包括您刚才说的自贸区，中国已经有超过10个自贸区了，也是逐步的去开放，先有上海，然后是其他的地方再去复制，而不是说所有城市都一起来做这个自贸区，如果说太着急来做这些事情，可能会形成反效果，可能都做不好，所以这种逐步推进的方式是更容易把控的。 贾康：教授说得非常的中肯，中国人有句老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以您这样有深厚学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专家的定位，衷心感谢您在百忙当中参加今天的高峰论坛，发表了非常有价值的看法和意见，请您再说一两句最想说的话。 Eric S.Maskin：每一年我都会来中国，过去的25年中我每年都来中国，每次来我都会印象深刻，中国发生的变化，我觉得和中国的关联非常的密切，因为有我的一些学生，他们在中国任职了，他们也成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感觉我也是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也期待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我时刻关注着，我也会做出我的贡献。 贾康：非常感谢，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从教授今天的谈话中受益良多，谢谢Maskin教授。 主持人：在座的观众也想参与到对话当中来，我们的观众还有问题想要提给两位。 提问：非常感谢，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的老师。您刚刚提到金融危机的时候，您有说金融机构放款的时候也和外部机构有非常多的联系，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如果说金融机构都这么做，而且没有监管方式加以制约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要问的问题和这个不太一样，我要问的是数字货币，我们都知道Libra发布了一个声明，大家都很感兴趣，我们都知道大部分和数字货币相关的活动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Libra的声明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像脸书这样的公司有全球的用户，几十亿人，如果说有相关的监管框架，比如说全球的监管框架来管理这个全球数字货币的传播和流通，您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Eric S.Maskin：我个人其实是对私人数字货币持怀疑态度的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脸书如果要做这方面的业务，我个人觉得很失望，它不是有利于我们金融系统的。如果你不介意，我花点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数字货币，像比特币，加密货币，这一类型的货币确实有一些潜在的价值，包括货币的流通，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支付，我们可以绕过银行直接来完成，也可以是在安全的方式下，匿名的方式下来完成。但是我觉得国家货币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为什么需要私人货币呢？中央银行也可以提供数字货币，他们可以提供数字货币，如果想要做的话，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比特币这样的私人的数字货币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他们用的是私人的货币，而不是国家法定认可的货币，不是美元，不是人民币。所以，政府的威慑力，或者说政府的监管能力就会相对较弱，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还有美国、欧洲的央行，有非常有价值的政策恐惧可以调整货币的流通，大箫条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银行可以刺激经济，可以印更多的钞票，如果过热的话，我们的央行也可以进行调整来限制印发货币的数量，如果大家都不用国家的货币了，都不用人民币，都不用美元，只用比特币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就失去了，这是没有监管的一项私人货币了。所以，这些私人的数字货币没有大规模的流通，我们确实可以用比特币，从一个点把钱转到另一个点，但是不能买大部分的商品或者服务，这些私人的货币价值也出现了非常多的波动，他们被看作是一项投资，而不是流通的货币。所以，我个人是强烈的持怀疑态度，对私人的数字货币，不管它是什么类型自，我个人觉得中央银行可以提供一些数字化的替代方案，这一点将会把数字货币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我们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私人公司上。[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