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今年减税降费目的是降企业成本 具有长期性

　　新浪财经讯 10月18日消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出席并发表演讲。

　　谈及减税降费，高培勇表示，以往的减税降费盯的是需求效应，盯的是总量效应，但本次是盯结构效应和供给效应，减税降费有明确的主体。他指出，今年的减税降费主要是给企业减税，给实体经济减税，减的税种主要是增值税，而不是所得税，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而不是给企业扩需求。

　　此外，高培勇指出，今年减税降费走出了一条新路。和以往相比，今年的减税采用的不是政策调整的办法，而是改革性的办法，直接把税率降下来。不仅2019年减了，2020年照样减，2021年照样减，除非哪一天变动税法，这是改革性的。

　　以下是演讲实录：

　　高培勇：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早上好！刚才霍局长我们讲这个环节的主题是金融改革开放与服务实体经济，我体会这表面上一个“与”字把两个题目放在一起，但实际上如果把两个题目拼接在一起就会发现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金融改革开放来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这个环节最重要的一个主题词，我想这显然是植根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土壤而做出的一个适当的选择。为什么这样讲？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聚焦于服务实体经济的时候，实体经济而不是其它领域的经济，也不是一般意义的经济，它是有侧重点的，或者说是有所指的，它聚焦的对象是实体经济。当我们看到它的落脚点在实体经济，而没有泛指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可以讲聚焦的或主要聚焦的矛盾是实体经济方面的矛盾，或者说是结构意义上的矛盾，还可以讲当把聚焦点落实到实体经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它盯住的是供给侧的问题，或主要盯的是供给侧的问题。第三，金融改革开放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追求的那个效应既有总量意义的效应，也有结构意义上的效应，或者更多的是结构意义上的效应。这样一种选择显然从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是契合的，经过过去六、七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的摸索，我们已经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当我们想用几句话给高质量发展阶段画出素描的时候，我们总是说贯彻的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聚焦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矛盾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政策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所以显然我们今天这个问题是和这样的土壤相契合的，这的确点出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当中面临的焦点问题、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

　　我们在2019年10月份的今天来讨论金融改革开放的时候，无疑要联系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稳增长的意义特别的凸显，在这种新的形势条件下该怎么看？该怎么干？我们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选择之一是不加区分的回到高速增长的路上，沿用过去我们已经颇为熟悉的，甚至烂熟于心的那套办法，搞总量刺激，搞需求管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立足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土壤，盯主要矛盾，盯政策主线，有针对性的解决经济运行当中的问题，这种有针对性的解决经济运行当中的问题，概括起来讲就是侧重和注重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来稳需求，稳增长。相比较而言，我们能够看到用前一个办法确实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或者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但相对于以往边际效应肯定是递减的，而且副作用是极大的，说到负作用让我们想起2013年对当时经济形势所做出的矛盾，用的是三期叠加的概括。三期叠加当中的一期，就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所以，我们说前一种办法有用处，效用递减，但是成本极高，用后一种办法，这是我们经过了长达六、七年时间的摸索，最终选择的一种经济发展的道路，那就是高质量发展，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该怎么去运行？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心里有一本账。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去做，无论是金融改革开放，还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我以为都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样一个基本规律。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样一个基本规律，所要求我们的恰恰就是今天会议的主题，那就是要转型与创新，也就是说金融的改革开放不能引用以往传统的思维方式，而要立足于转型，立足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这种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历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转型创新”这四个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想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2019年所发生的例子，那就是财政政策的转型创新，去年贸易战的大背景条件下，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一种新的要求不是说加力提效，而是说加力提效的侧重点应该如下表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扩内需和调结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扩内需的背后加上了调结构这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服务实体经济的扩内需和调结构方面，两个方面的作用兼容，走出了怎样的一个道路？说到财政政策，无非是三个观察点，第一，减税降费，第二，扩大投资，第三，赤字的弥补。

　　我们不妨展开来作一个比较详细的考察，先说减税降费，以往的减税降费盯的是需求效应，盯的是总量效应，但是这次不仅要盯需求效应，总量效应，而且要盯结构效应和供给效应。那么它是怎么一种结合的呢？比如说减税降费所要有明确的主体，给谁减，以往只盯总量效应和需求效应的时候，那就不管给谁减都能提升社会总需求，所以那个时候减税是企业、个人放在一起来减的，就是说只要是减税就能增加，或是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或者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而个人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增加一定会带来总需求的增长。但是我们今年的减税降费明白无误的告诉大家，主要是给企业减税，给实体经济减税，这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说不加区分的去减。第二，减什么税？在以往盯着需求侧，盯住总量效应的时候，我们减的主要是所得税，因为什么，因为所得税离需求距离最近，所以那个时候凡是个人所得税，凡是企业所得税，往往都在减税的视野之内。我们今年减税降费的操作盯的是什么税？盯的是增值税，或者说主要盯的是增值税。为什么呢？因为给企业减税降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而不是给企业扩需求，减税的重点一定要放在和企业的成本相关的税种上。哪样一种税和企业的成本是密切关联的？任何产品的价格构成要素，任何产品价格构成要素是三个，一是它的具体成本，原材料投入成本和人工成本，二是流转性税费，三是它的利润。所以流转性的税和费，特别是在中国，增值税就作为减税的重点，这是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以往的减税往往是临时性的，我们注重的是政策效应，短期效应，大家可能还记得2008年到2009年为了启动北京市的住房消费，我们对购买住房的契税暂免征收两年，两年过后契税依旧，但是观察一下我们今年对于增值税其他税种的减税是用的什么办法？不是政策调整的办法，而是改革性的办法，直接把税率降下来。意思是什么呢？不仅2019年减了，2020年照样减，2021年照样减，除非哪一天变动税法，这是改革性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在总量和结构效应兼容的条件下，减税降费走出了一条新路。

　　再比如扩大投资，如果用以往的办法，不管是扩大什么类型的投资，什么项目的投资，什么领域的投资，什么区域投资，都是可以的，只要投资增加就能扩大社会总需求。但是今年在扩大投资上用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关健词是“有效”，要有效的投资，第二个关健词是“补短板”，就等于在投资的这匹马上套上了缰绳，增加投资的时候还要过一道关卡，它到底是不是有用的投资，还要看它是不是补短板性质的投资。当套上缰绳的时候，或者增加一个关口的时候，这个投资的方向就有了讲究，至少有了一些讲究。

　　第三个方面，赤字的弥补，以往弥补赤字，或者赤字的考量，我们遵循的是所谓的全局观念，只要为了经济的稳定，财政可以不计成本，只要是从长期来看是稳定经济必要的砝码，财政收支平衡上可以不讲代价，但是今年在如此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面前，至少在一般公共预算层面上，我们守住了3%这样一个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底线，没有超越这个底线，但是在实际运行层面上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地方专向债获得了相应的扩大，如果从专业的角度，会看到四本预算相加，算整个政府收支总账的时候，这个赤字类肯定超过3%，如果算第一账算，一般公共预算的账，老百姓常说的财政自身账的时候，就守住了3%这样一个底线。这是怎样一种考虑？既要稳需求，稳增长，同时也要防风险，而防风险最重要的考量是稳住老百姓的预期。大家可以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番特别的讲究，而是说用以往的做法，直接在财政的这本账上，直接在一般公共预算的账上，大家看到了财政赤字超越3%，甚至达到4%，5%，甚至更高，对金融业，保险业，对整个经济的运行，在心理预期上会产生一种怎样的效应？

　　所以，我想说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今天，我们研究货币政策，研究金融改革开放，研究任何经济问题，其实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在以往我们所沿用的思维惯性和政策惯性，调控惯性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道过滤器，不仅要盯总量问题，而且在此基础上要盯结构问题，不仅要盯需求问题，而且在此基础上要考虑供给问题，不仅要盯我们所推行的政策，或者改革的总量效应，而且要盯它的政策和改革的结构效应，不仅要盯短期的目标，2019年我们该做什么，2020年要做什么，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把我们的视野再拓展一点，2021年、2022年，一直到2025年，我们应当是怎样一种考虑，不仅要盯效益，我们做这件事肯定是有效益的，但是同时也要算一算成本账。因而，我以为在“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主题下，我们研究服务实体经济，其实研究的是服务实体经济方式和体制机制的转型与创新，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我们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植根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服务实体经济的新路子。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贾振飞 2031864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