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林毅夫在会上指出，美中经贸关系是双赢的，因为中美之间的经济结构是互补。中国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在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未来，中国是否可以维持这样高速增长取决于中国还存在多少后发优势，取决于中国和高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的差距。 [详细]
针对产权制度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的争论，杨伟民分析称，产权制度改革不完全等同于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是变动所有权，产权制度改革可以不动所有制。“如果我们过于纠缠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那么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但是如果放在产权制度的视野里边，则可以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大踏步地推进国有企业、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带来新的改革红利和发展的红利”。 [详细]
蔡昉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阶段处于“改革的需求越大，改革的动力就越大，克服阻碍的力量就更大”。他举例称，随着2010年以后，我国人口红利迅速消失，支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传统动力逐渐枯竭，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源泉，才能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而这个源泉，只有从改革中得到。 [详细]
最近几年，民营经济占GDP比重有所减少，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樊纲分析称，首先，这些年来，国有企业进行了多项管理改革，效率确实比过去提高了。第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刺激政策，“非常自然地就是交给国有企业去花”，“那一段时间大大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第三，反腐、整顿经济秩序的过程中，金融体系更容易偏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往往会受到歧视。 [详细]
在其看来，中国市场对全球企业制造商来说，都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市场。“我们在过去的20多年，已经投入了上百亿，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国家、这个市场的潜力和未来。随着我们将更多产品带入到中国，我们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在成长”。 [详细]
王一鸣表示，今年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迅速升温，“有点像美国刚刚经历的佛罗伦台风”。他指出，美国不惜通过加征关税等措施限制产品进口，引发了全球性的贸易摩擦升级，与全球的各类潜在的风险叠加共振，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详细]
李扬表示，美国去杠杆非常迅速，日本和欧洲相对平稳，中国的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也在上升。但其强调，“中国是在安全的幅度之内”。 [详细]
鲍泰利认为，全球化需要国际领导者，“未来中国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详细]
刘尚希提到，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即使稳了增长，但未必能稳就业。按常规来说：增长了，解决了就业岗位，就业就应该扩大了。但从目前来看，就业和增长的逻辑关系需要重新思考。但如果先从就业出发，稳了就业，那增长是肯定的。 [详细]
胡祖六表示，动不动就去搞刺激，这是从短期考虑的，即使短期把GDP拉高了，发现几个季度以后，尽管名义增长率还不错，但我们的结构问题，经济不平衡问题更加严重，就是因为这些短期的刺激。比较急功近利的这种简单的刺激需求，而忽略了配套的结构改革的政策，使中国经济面临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不平衡问题越发加剧，胡祖六认为，这种教训是需要吸取的。 [详细]
税收征管从严的消息甚嚣尘上，梁红认为，表面上看，民企缴费要与国企、外资拉平，似乎是一个公平、效率提升的做法，但“这么高”的缴费率是否合理就要反思了。 [详细]
陈昌盛表示，我国所得税在全球偏高，从这个角度讲，有一定减税空间。从花钱的效力和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来看，确实有减税的这样一个空间动向。所以总体上，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确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在于执行。 [详细]
沈建光很同意减税。我国税收增长大幅快于名义GDP，减税效果不明显。沈建光称，关税下降了，但关税只占进口的成本20%，大部分跟进口有关系的是消费税和增值税，这一块不减，减关税的力度是不明显的。“最主要的就是社保，社保费用我也举了一个例子，1万块钱的工资，企业要付出1万4千多块。” [详细]
王庆认为，如果说宽松就是指货币宽松的话，货币宽松已经在做了，只不过效果有限，而这个效果有限是完全应该发生的事情。而财政政策如果从提振财富效应，提振投资者信心来讲，毫无疑问减税的效果要更明显、更持久。 [详细]
混到什么程度呢？张玉良认为，应该混到国有50以下，其他社会资本也可以多一点，但是不能超过50以上。 [详细]
姚洋认为，国企混改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总是悬在国企改革头上的一把刀，上一轮讨论的问题非常多，这一轮显然这个问题还是存在，而且更加尖锐。姚洋称，我们的思路应放宽阔一些，“资产即使是在民营企业家手里也是在中国的，这是社会资本。” [详细]
刘世锦称，中国创新最大的短板就是高水平大学和技术的缺乏，没有核心“硬”科技。他认为，“新四大发明”都是运用性的商业模式创新，这种创新到一定程度后会缺乏后劲，可持续性可能会遇到挑战。 [详细]
“SAP非常相信中国的未来，我们也相信中国梦，我们认为中国在创新的道路上才刚刚开始。”孟鼎铭谈到了自己对未来的期待，他认为，中国有巨大的机会去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详细]
消费互联网的红利时代已经过去。具体表现就是Facebook等这类互联网公司市值在下降。那么未来要投什么样的公司呢？熊晓鸽认为机会在硬科技领域。至今为止，IDG已经投了700多家公司，有170多家公司通过IPO或者是股权转让成功退出。参与了爱奇艺、bilibili、蔚来汽车和小米，也带来了很好的回报。 [详细]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个人所得税法，把个税起征点定到5000块。宗庆后认为，这个起征点还太低，“工薪阶层不用收个税，这样子消费才拉得起来”。“政府要过紧日子，税务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少征点税，多分给老百姓一点，让老百姓消费，表面看来国家税收可能有点减少，但实际上是税基扩大了，税收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会增加。” [详细]
尼古拉斯·拉迪称，在未来10—20年，中国人口因素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社保方面会不断加强。所以，收入消费推动GDP趋势会再延续几个十年。这种情况下，中国会成功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详细]
20世纪90年代，华彬集团将红牛带到中国。最好的时候， “红牛当年卖60亿罐，有5个工厂，”但是“牛走到今天了，跑不动了”。后来慢慢做了其它产品，儿童的、青年的、老年的、时尚的，后来华彬陆续引入美国天然椰子水品牌Vita Coco、德国儿童果汁品牌 Capri-Sun、挪威纯净水VOSS。 [详细]
消费能给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动力，但陈琦伟也认为，长远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不能光靠消费拉动，“消费是一个经济调整期的过渡阶段，”消费力光靠口袋里的钱，它会逐渐递减的。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未来的一种持续的更加健康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社会消费趋势的持续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成为一个真正健康的世界大国。 [详细]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它解放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资金。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人们在进城的时候实际上是带着储蓄来的，他们成为了城市的居民之后，释放了大量的支出或者消费。 [详细]
鞠建林称，浙江省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指示要求，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争创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百姓受益的体制机制新优势，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详细]
北京是国家唯一的一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城市，正在抓紧制定新的全面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工作方案。据了解，这个工作方案有五个维度，九大领域的变化。“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 [详细]
一是海南有80%的农村土地，60%的农村人口，产业结构中农业占20%比重。二是自贸区、自贸港通过过度衔接和时间紧的这么一个重大的挑战。第三个挑战就是全世界都没有一个3400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岛屿做自贸区，对海南来说、对中国来说第12个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设也是无法避免这么一个挑战。 [详细]
第一，以实体经济为基石。第二，坚守主业的根本。第三，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第四，以政体互动为法宝。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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