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洛杉矶特约撰稿人 周宇
金融危机五年后，阴影仍缠绕着全球经济。决策者们忙于应对危机的后遗症，而穷人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还在为生计挣扎。另一方面，宽松货币政策拉动了金融市场，使富裕阶层得益其中。穷者逾穷，富者逾富。社会矛盾在不断加剧。而以往的结构性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五年前的今天，雷曼兄弟在一夜之间轰然崩坍。五年前的今天，初到纽约的笔者徜徉在曼哈顿的街头，在拥挤的人潮中见证了雷曼兄弟在一夜之间轰然崩坍。九月十五上午9时39分，位于中城的雷曼兄弟的大楼前已经挤满了各大媒体和围观的群众。转播车的镜头直升到楼层上，记录着交易大厅内最后的混乱。楼下，抱着箱子的银行家们从门中鱼贯而出。百年老店的辉煌，在屏幕上夕阳西下的光影中黯然谢幕。
恐怕在场的大多数人都不会预料到，雷曼兄弟的倒闭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人来人往的金融业，跳槽、裁员、投行倒闭早已司空见惯。惊慌过后，华尔街依然是华尔街。不出几周，华尔街上的秃鹫们应该就会瓜分完雷曼兄弟尚带余温的尸体，然后等着更多的不幸者重蹈覆辙。
事实证明笔者错了。在接下来数周，随着美林被收购，高盛与大摩为获得联储贷款而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华尔街四大投行独立运作的历史在刹那间宣告终结。随着AIG告急，信贷市场被冻结，本已处于衰退中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雷曼的倒下，引发了一场仅次于大萧条的全球金融危机。
五年以后，笔者在西海岸回想起来，往事宛如昨日，一切仍历历在目。五年时间本足以让很多人忘却很多事，但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尚不足以摆脱这场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遗症。主要发达国家依旧在低增长的泥潭中挣扎。在过去五年，G-7国家的年均实际GDP增长率仅为0.5%。时至今日，欧元区和英国的实际总产出还未恢复到2008年前的水平。
图2：G7国家五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尽管美国经济早在四年前就走出了衰退，就业市场的表现依然差强人意。失业率从2009年顶峰的10%下降到目前的7.3%。然而，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夸大了失业率下降的程度。在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和大量长期失业者放弃寻找工作的情况下，劳动力参与率降至了35年来的最低。如果我们将劳动力参与率还原到衰退前的水平，再根据适龄人口的增长情况推算出劳动力的应有规模，则对应当前的失业率将为11.2%。
图3. 美国失业率情况笔者并不否认就业市场取得的改善。按照今年以来的就业增长速度，再过一年，美国经济的就业数就能回到衰退前的水平。虽然经济增长开始创造出就业机会，但是就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却来自兼职员工和低收入行业。全职工作数比衰退前下降了4.4%，而兼职工作数同期上升了13.2%。在金融危机后所创造的总就业中，接近一半来自于平均时薪低于20美元的行业。
图4. 美国每小时平均工资与就业数就业市场的情况令人沮丧。更糟糕的是，技术革新的脚步在放缓。用于衡量每小时单位产出的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历次衰退以来最为缓慢的。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放缓，直接影响了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速。
图5. 美国劳动生产率在历次衰退以后的增长情况技术进步的放缓，与美国企业的研发支出不足有关。在美国最新修订的GDP数据中，研发支出一项被单独列出。美国企业税后利润在过去五年中年均增长8.7%，而研发支出的同期增长仅为3.1%。研发支出占企业税后利润的比例处于1979年以来最低。
图6. 美国企业研发支出占税后利润的百分比尽管过去四年是美国二战以来历次衰退后增长最缓慢的时期，但股票市场的表现却远超以往。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9年第二季度末至今，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上涨了84%。其15%的年均回报率在历次衰退后的同期表现中排名第二。
图7. 标准普尔500指数在历次衰退后的同期表现作为那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明显开始反弹。并在今年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虽然今年涨幅显著，新屋和成屋的总销售量与美国家庭总数的比值依然处于历史低点。考虑到不断增长的家庭数量，住房需求在长期仍将保持强劲。尽管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指出，快速上涨的利率将使楼市的反弹趋缓。但从基本面的角度看，美国房市距离泡沫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图8. 美国房屋销售数占家庭总数的百分比股市和楼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拉动了总体消费。然而。经济的增长并没有惠及大多数群体。只有大约一半的美国家庭拥有股票。尽管长期利率屡创新低，但在银行收紧贷款条件的制约下，享受到购房和再融资的机会的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少数的富裕家庭。富人资产价值的攀升与低收入和兼职岗位的增长，导致贫富差距在不断的拉大。
图9. 美国不同阶层税后收入变化情况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前，许多人将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归结为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所产生的强劲需求，以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的过度储蓄带来的廉价供给。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需要发达国家更多的储蓄，以及新兴市场更多的消费。危机过后五年，全球储蓄-消费的失衡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总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的鸿沟依然巨大。
图10. 国民总储蓄占GDP百分比发达国家先前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并没有因为危机而宣告终结。在经济衰退期，家庭和企业部门的去杠杆被政府部门的刺激性财政政策所抵销。随着公共部门债务攀升，财政开始紧缩，私人部门开始重新借贷以支撑经济增长。尽管经济增速缓慢，但发达国家实体经济总体债务水平已经超过了衰退前的高点。
图11. 主要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债务占GDP百分比金融危机五年后，经济增长依旧缓慢，决策者们还在忙于应对危机留下的后遗症。面对长期的失业和高企的债务，穷人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在为生计苦苦挣扎。另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拉动了金融市场，使得富裕阶层得益其中。穷者逾穷，富者逾富。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社会矛盾都在不断加剧。
然而，华尔街确实开始乐观了。前些日子，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戈尔曼(James Gorman)表示，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次发生像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那样危机的可能性近乎为零。从银行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也许并不是毫无根据。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对银行业严厉甚至过度的监管，提高了银行业的资本水平和风险管理。但整体经济以往的结构性问题，在充裕的流动性的掩盖下，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戈尔曼的乐观言论在笔者的记忆中似曾相识。加大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德龙(Bradford Delong) 在2007年7月的文章中，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归功于中央银行家的高超技能和远见卓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5年表示美国房地产几乎不可能出现泡沫；在2007年他又宣称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可控。就连下任联储主席候选人的耶伦(Janet Yellen)，在2007年也认为美国经济将迈入软着陆。业内人士的判断，似乎成为了预测危机的反向指标。
危机之所以成为危机，恰是因为其发生出乎多数人的预料。当业内公认的专家们一致发出乐观言论时，也就是市场开始掉以轻心的时候。鉴于此，我衷心希望戈尔曼先生不要重蹈覆辙。毕竟，脆弱的全球经济已无法再承受一场这样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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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就职于美国某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从事全球宏观经济和投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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