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冯煦明
“全面深化改革”标志着我国的改革正在由较为单纯的“转轨改革”向“社会改革”深水区过渡。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往往水太深石头不一定摸得到，这时“顶层设计”就显得更重要。“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配合棋。城乡一体化程度是衡量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程度的最佳标尺。
这是党的最高文件首次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标题，而非仅是某一领域的改革。35年前的冬天，一次会议开启了一个时代。35年后，尽管这个冬天比当年要温暖得多，但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向往着更加美好生活的国人以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热情，期待改革，期待发展。
三中全会已于昨天下午闭幕。正如大家所热切关注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尽管决议全文尚未公布，笔者迫不及待地反复阅读推敲《会议公报》，撰写出这份阅读笔记，与大家探讨。
从“转轨改革”向“社会改革”过渡
说这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绝非出于恭维或夸张。事实上，如果对比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三中全会的决议就会发现，这是党的最高文件首次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标题，而非仅是某一领域的改革。
笔者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标志着我国的改革正在由“转轨改革”向“社会改革”过渡。如果说在过去三十五年间，经济领域的改革主要是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轨的话，那么在未来十年，除了“转轨改革”外，改革还将更多地被赋予“社会改革”或“公共政策改革”的含义。
转轨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把激励搞对”和“让市场发挥作用”，过程相对单纯、经济主体的自主和自发性比较强，而社会改革则要复杂得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太容易找到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方案。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近年来当谈到改革时有一个词被越来越多地提到，即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为什么呢？因为社会改革比单纯的转轨改革要复杂得多。而且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仅仅摸着石头过河就不行了，往往水太深石头不一定摸得到，这时“顶层设计”显得更为重要。
不同改革之间，甚至“社会改革”与“转轨改革”之间的关联度大大提高，如果设计不当，则可能相互制肘。以户籍制度的改革为例，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一旦放开户籍制度，就需要有相应的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政策领域的改革与之相配套。于是，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各领域的改革，设计好组合拳。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下，《会议公报》中的四组关键词显得尤为意义深远。
关键词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要素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真正内核。经过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绝大部分产品领域都实现了市场化；而相比之下，土地、金融、劳动力等要素领域的市场化则较为滞后。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仅仅半年前，在十八大报告中的官方表述还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并非咬文嚼字，而是对下一阶段要素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定调。
事实上，要素领域市场化的图景已经在逐步展开。例如，今年7月20日，贷款利率管制已经全面放开；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也在多地进行试点工作等等。当然，要素的市场化比产品市场化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也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关键词二：“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会议公报》中提出要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注意这里说的是“体系”——我们讲开放讲了很多年，但这是首次把建立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作为目标。
开放型经济体系意味着走向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开放。这既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外部形势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一方面，回首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经历，中国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另一方面，当前美国提出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已经得到了亚太地区不少国家的响应和支持；而TPP中涉及的一些开放条款，我国目前还无法满足。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开放，则有可能再一次被世界经济边缘化。
尽管目前还无法完全勾勒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全貌，但从上海自贸区及其相关政策的出台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类似的区域性开放计划还有针对中西亚的新疆开放和针对东盟的广西开放等等。
当然，在走向更开放经济体系的同时，对国家安全就需要有超前的规划和全盘的部署；会议公报中提出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配合棋。
另外，笔者想特别强调“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第二层含义，即“以开放促改革”。这届政府把转变政府职能、下放不必要的审批权作为核心工作之一。而简政放权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克强总理也曾坦言“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而在内部改革遇到阻力的情况下，“以开放促改革”则是一条巧妙的捷径。
我国加入WTO[微博]后，以外交约束和国际惯例来倒逼国内改革就是“以开放促改革”的经典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由贸易区绝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开放，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改革含义，诸如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等原则在未来适当的时机都会成为推进内部改革的利器。
关键词三：“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城乡二元结构是计划经济体制设计之初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而直到目前依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甚至可以说，城乡一体化程度是衡量中国转型改革和社会改革深入程度的最佳标尺。
城乡一体化最根本的实现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城镇化。会议提出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只有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才能大量解放出来，进入城市。前段时间被热炒的“家庭农场”概念即是对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的一种探索。当然还可能会有其他的方式，但机械化和规模化等农业现代化的大方向是确定无疑的。
农民不能“光着身子”离开土地，更不能身无分文进入城市。他们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财产就是土地，但在法律而言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依然是比较模糊和不确定的。因而，这次会议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应该是大规模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伏笔。
其他关键词：司法“独立”，财税改革，现代文化体系，军民融合……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社会呼声较高的改革内容之一是司法独立。简单地说就是避免司法体系运行受到地方的干扰，而最直接的办法是将司法系统的财权和人事权独立于地方政府，而由中央进行垂直管理。
《会议公报》中也的确提到了“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期待《决定》中有更详细的改革举措。司法独立有利于经济微观结构的优化，也能起到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在长期带来的非常大的经济和社会溢价。不过，起作用在短期不宜被过分解读。
财税体系改革也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是目前我国财税体系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对此，会议公报中提出了“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从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会议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一个经济体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较为稳定的中产阶层群体趋于形成，文化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更加开始凸显。这一方面反映为文化市场的规模逐年迅猛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对于激发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影响也更为重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许多好莱坞大片中刻画和宣扬的正能量与硅谷精神是多么相似。
会议还提出要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军民融合包含的内容固然非常广泛，这里仅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解读，即部分军用技术的民用和商业化。生产方式和创新模式决定了某些行业和产品在军工体系下进行研发和生产是更有效率的，比如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等产业。而这些技术经过简单的改造就能转化为民用、进行商业推广；反过来，商业化又能反哺军事。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现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本文为作者独家授权新浪财经使用，请勿转载。所发表言论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