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年经济主题:分权和均富

2014年01月17日 14:26  作者:吴晓波  (0)+1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吴晓波[微博]

    自先秦诸子以来,“均贫富”就是历代思想家和治国者最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四大利益集团唯有获得均衡性的收益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及进步。大一统的中国很难拒绝一个强大的政府,但应该控制它的“欲望”。

一曰分权,一曰均富。一曰分权,一曰均富。

  两千多年以降,中华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只有两项,一曰分权,一曰均富。

  在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景象,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早在19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

  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然而,在兴盛规律的同时,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又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衰落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过往的汉、唐宋、明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分权和均富的失衡。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所谓分权,主要指的是两类分权,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在我看来,这两种分权存在内在的关系,若没有中央对地方的分权,政府对民间的分权便不可能发生。

  早在帝国制度形成的最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矛盾便已爆发,“文景之治”末期的晁错削藩以及因此引发的“七国之乱”便为最突出的事件。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人始终没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

  1949年之后,强势的毛泽东多次摇摆于“集分”之间:1950年,地方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实行收支两条线,是为高度集权; 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充分放权;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强化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再次集权;1966年,提出“虚君共和”、“连人带马全出去”,又是大放权; 1970年代,国民经济发生系统性紊乱,中央再度大集权。

  进入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模式又有两个阶段——以1994年的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为界,前期的“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是为大放权时期,因分权过度而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于是在其后,以实施分税制为手段实行重新的集权,这又造成了中央对地方的压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的调整期,中央与地方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呈激化之势,中央财政及一百多家中央企业的获益能力越来越强,而地方收入则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2012年底开始试行的“营改增”更是从县区收入中划走一块。在今后,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地方支出的需求不是减少而将大幅增加,

  因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权限和良性增收能力,已是宏观经济改革的首要课题。其可能的领域包括:通过税制改革,减少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形成可持续的收入模式;将中央企业在地方的税收分成大幅提高,用于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投入;提高地方政府的资源税留成比例;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改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总而言之,只有中央与地方重新切分“蛋糕”,才可能在未来继续做大“蛋糕”。

  至于均富,也分为两类,即政府与民间的均富,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其内在关系是,若没有政府对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政府在经济活动的得益远远大于民间,2012年,全国GDP为51.9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0.3万亿元,这还未包括中央企业盈利、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和规费收入,汇总计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比例应超过30%,当之无愧是全球最昂贵的政府。

  2013年2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全国物流企业的运输成本支出约为3万亿元,而其中,各地政府征收的过路过桥费就占到三分之一,高达1万亿元。另以争议最大的房地产行业为例,据经济学家郎咸平[微博]计算,政府总共征收12项税和56种费用,土地成本及税费占到了房地产平均价格的70%。他因此呼吁,“房价下降唯一的办法是政府取消税费”。

  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负痛苦,以及加大对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是实现均富的根本之道。自先秦诸子以来,“均贫富”就是历代思想家和治国者最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四大利益集团唯有获得均衡性的收益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及进步。大一统的中国很难拒绝一个强大的政府,但应该控制它的“欲望”。

  (本文选自吴晓波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结语: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本文来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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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吴晓波盐铁论桑弘羊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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