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传记精选栏目
我公派出国留学回来后，回到上国投工作。每天下班都要经过苏州河上的四座桥，时间长了就发现桥口有人在交换国库券，这让我想起来，这种情形和当年西方在梧桐树下交换东印度公司股票不是差不多的事情吗？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引入有组织的公开市场操作的机制中去呢？
万国证券成立之时即加盟的四位年轻人：朱敏杰(左一)、王强(左二)、史建平(右一)、张乐懿(右二)，中为管金生。性格决定命运。我从1970年开始，有10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1979年国家改革开放，重开研究生考试，我决定报考，我是要弃政从教。
也绝不是因为原来工作不好，待遇不好，而是想做教授，觉得做教授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毕业时国家有规定，研究生不能留校任教，所以就到了上国投，那是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的事。
上国投基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刚成立不久，领导也比较重视，工作也较顺利。1988年怎么会辞职下海创办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呢？这应该从1984年我由上国投公派出国留学讲起。
当时上海市长汪道涵和上国投老总徐鹏飞商定，凡是上了市里第三梯队名单的人有机会尽可能安排出国深造。1984年由汪市长出面邀请，美国前国务卿万斯率领一百多家全美最大的公司访问上海，汪市长责成上国投联合华东政法学院主办了一个“中美国际投资法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规模空前，当时整个锦江南楼、北楼全部住的都是美国客人，除了一百多家美国大公司，还有与他们对口的国内许多大型国企及全国15个省市和中央10多个部委领导都参加了研讨会。
这次会议由我担任组委会秘书长，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月。记得当时陈慕华对汪道涵说，没想到如此大型会议的秘书长这么年轻，而且是企业派出来的。这个会议相当成功，树立了上海改革开放的形象。
通过这件事，我给汪市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他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当年上国投在接待欧洲共同体派出的访问团之后，就接受邀请，派我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进修学习。我所在研究班的老师多是欧盟官员兼职，他们知道我在上国投工作，就好心为我安排去英国剑桥大学攻读信托法博士。
因为时间紧，机会又难得，我就一面向上国投报告请求延长留学时间，一面先去剑桥报到。上国投后来正式回函，不同意我在剑桥继续深造，并要求我立即回国。
当时我非常纠结，主动找当时中国驻欧共体大使刘山和商务参赞徐世伟谈过一次话。他们说，中国如果能出一个剑桥大学信托法博士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既然你们单位不同意延长时间，你也不要以为就是世界末日，国内正在改革开放，可能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最后我出于两个考虑，自己买了机票回来了，一是不能给当年送我出国留学的领导添麻烦；二是刘大使和徐参赞的话对我也很有诱惑，国内的发展也确实可能有很多机会。
但回来后，在1987年上半年就有一段时间我基本没事可做。我本来是忙惯的人，但如今每天朝九晚五，除了看报纸，做一些翻译的事情，上下班都尽量走路以锻炼身体。
每天下班从外滩33号公司办公所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旧址)走回西藏路附近的家，这中间要经过苏州河上的四座桥，时间长了就发现桥口有人在交换国库券，见得多了我就产生了兴趣，就和他们攀谈，最后还用10元钱和他们换过一张100元钱的国库券。
我慢慢和他们交朋友，他们告诉我，我们这里不算多，在静安寺那里人还要多。后来我也到静安寺那边去看了，杨百万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这让我想起来，这种情形和当年西方在梧桐树下交换东印度公司股票不是差不多的事情吗？当时我就想，这也许就是刘大使所说的一个机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引入有组织的公开市场操作的机制中去呢？
当时尽管汪市长已经退下来了，但他在福州路的市政府大楼还有办公室。有一天老市长的秘书小方打电话说汪市长要我去办公室聊聊，这是我留学回来第一次见他，就在他办公室里向他汇报了我回来以后的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
在这过程中，我向老领导谈了三件事：一是剑桥读博学业未能完成的遗憾和回国后赋闲的困惑；二是大手笔建设“新德里”的几点看法，上海只做虹桥和闵行两个区的规划太小了，应该向北、向南或向东发展；三是金融改革问题，我向他介绍了我观察到的在苏州河桥口、静安寺等地存在的自发性国库券民间交易的情况，以及我对深化金融改革，放开国库券的二级市场交易，把这种私下的交易引入有组织的公开市场操作的机制中去的思考。
同时也联系起刘大使、徐参赞的话，告诉他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机会。我建议应该有组织地、有领导地把这种非正式的、非公开的、很自由的交易方式引导到公开市场操作机制中来，建立一种证券交易的正规的市场。
我对汪市长说，我在欧洲也学了一点证券交易，知道证券市场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说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市场的起点，现在看很可能不是类似于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交易，而是从我们的国库券交易开始。
他大致讲了这样的意思，你能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社会调查，这是一件好事。现在尽管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考虑，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对中央财政贡献最大，一直受表扬；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表扬的老是广东，我们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迎头赶上去，是要有些创新的思路，如果大家都不去试、不去闯、不去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会给市委市政府建议，关于建设“新德里”模式以及关于金融改革的问题，应当集中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来系统研究上海的发展问题。这可能就是后来市委党校那个“振兴上海研究班”的由来。
汪市长在和我的长谈中，还就我提出的建立正规的证券交易市场问题对我说，小管，今天你讲的这个问题是金融问题，而金融问题上海市是没有权的。
但作为政策研究你可以提建议，我建议你就这个问题去找人民银行[微博]上海市分行的行长龚浩成汇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他还问，你和龚浩成熟不熟？要不要我给你打电话？我说，我熟。他说，龚浩成这个人原来是上海财大的教授，他和你一定有共同语言。
同时汪市长还对我说，你没有读完剑桥的博士，也不要有遗憾，这事我可以帮你忙。国内最有名的国际金融专业权威陈彪如是我的好朋友，他已经不再收博士生了，但我和他打招呼，可以让他破一回例，收你做关门弟子。
和汪市长谈完以后，我主动找龚浩成行长谈过三次。第一次是和汪市长谈话后不久。后两次都是在1988年上半年，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有当时的副行长罗时林在场。
第一次和龚浩成谈，我就说了这样的几个观点：
(1)要建立公开市场操作机制，要把现在这种散兵游勇的交易引入交易所，由室外交易到室内交易，证券交易强调时间、价格优先，要公开透明，因此核心是竞争机制；
(2)作为市场主角的交易机构名称到底是叫证券公司还是投资银行，不管叫什么名称，为了适应公开市场操作机制，作为交易机构唯一最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就是股份制；
(3)证券一旦引入，一开始就要提供好的环境，也就是证券业和银行业必须分离。这是由证券市场业务的性质决定的，它本质上属于直接融资，而银行业是间接融资；证券也只有和银行分离，才能有发展生存的空间，不然新生的证券业不可能有大的快的发展。
同时我也坚持一个观点：如果要建立证券市场，上海必然也必须成为最好的试验田和最大的交易中心。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点理性认知，再加上当初年轻气盛，在万国证券成立之前我就做了一件胆大妄为的事。
那是1988年上半年我有机会列席参加了一个由中央主管部门领导出席的专业会议，集中讨论在北京开办和建立证券交易市场的方案，人称“大同会议”。我在会上力排众议，主张交易中心不能靠行政命令而应自然形成，即使行政命令也应有充分根据，力主上海是最好的选择。
我出国回上海后，上国投已换了老总，张效浚接替了徐鹏飞。1987年下半年上国投接到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党校三家发的文件，要求派一名有留学经历的处级以上干部参加“振兴上海研讨班”。
当时我就是处级干部，但是否汪市长有向市委市政府特别建议让我参加这个班就不得而知。结果张总就找我谈话，要我去参加这个班。这个班历时3个月，一共30多个人，市政府几个委办和若干区政府都派人参加。
当时在党校我主要讲过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上海一定要坚持搞“新德里”，旧城市已经老化了，一定要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在上国投工作期间亲身参加了虹桥和闵行两个开发区的规划和设计，深感规模太小。
我提出了三条思路：一是北上，在大场机场附近去建立新城；二是南下，到金山卫以金山石化为依托；第三就是东进，开发浦东。第二个观点是不宜提赶超广东而要发挥上海优势搞证券市场，上海的地域文化、市民特性决定金融观念领先，人才基础也好，30年代就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远胜于当时的香港，而上海若成功重建证券市场，对于上海重新取得远东金融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找龚行长是在党校搞调研时，这次谈得比较具体深入，更多的是我们互相之间的交流，观点的碰撞和补充。主要内容有这样几点：
(1)要成立专业性的证券公司，上海要成为交易中心，证券公司必须有数量上的保证。必须有竞争，上海至少要搞三家，形成三国演义的格局。
(2)在一家证券公司中，不能由人民银行牵头，但可以由一家金融机构牵头，却不能绝对控股，要体现证券公司运营的独立性。
(3)证券公司虽然是股份制的，但必须接受人民银行监管。
(4)证券公司要作为公开市场操作机制的主体，必须是独立经营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法律上和银行、信托、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地位是平等的，同样享受独立的法人地位，经济上自主经营。
(5)人民银行在对证券公司的监管尚无法可依的现状下，应该严格把好公司章程审查关。然后可依据获准审批的公司章程进行监管，只要证券公司的行为没有超出章程规定的范围，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和行政保护。
1988年春节一过，上国投老总张效浚正式找我作了一次长谈。现在回忆起来，大概有这么几条：
(1)你最终能根据组织意见决定回国，这是应当肯定的。你回国时还上交了一万多美元，这件事做得漂亮，虽然你没张扬，但公司财务部专门报告了我，因此你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组织上对你是信任的；
(2)龚行长把你和他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我，他认为你的一些看法和龚行长个人关于金融改革的深层思路比较接近，他也很喜欢你；
(3)如果要搞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这是开先河的事，我个人也认为推荐你比较合适；
(4)关于钱和人，钱主要靠你自己去募集，碰到问题再找我，人我算一个你算一个，加上谢宗锵，最多还让你带上庄明、杨军两个科级干部去，有我们这五人就可以报给龚行长。
我和谢总只参加董事会，经营管理你个人全权负责，你也进入董事会。另外，今天开诚布公说，我对你个人看法有三条：
第一，你的知识结构比较完整，功底也有，外文、中文都不错，技术性难题应该难不倒你。
第二，你性格中有相当坚强的一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勇气你也有，我不担心你上任后会半途而废。
第三，你性格中也有严重缺陷，说通俗点是厚道有余、调皮不足，在对政治、对社会的了解和理解方面基本是个理想主义者，浪漫有余，现实不足；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你在90 年代一定能有一番作为，你要好自为之。
在张总和龚行长商量之后，龚行长主动找我谈话，建议我直接到中国人民银行[微博]总行金融管理司找司长金建栋汇报我的想法，我说我不认识他，龚行长说没问题，他会派人陪我去北京引见，但是事情由你自己谈。
1988年两会以后，人民银行总行已经将建立证券公司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 程。龚行长打电话给我，说派了市分行的金管处副处长和我一起去北京。
到了北京，陪我同去的金管处的王副处长把我介绍给了金管司李处长后就 去办别的事了。我单独和金管司几位领导谈了好几轮，当时参加的有司长金建栋、处长张志平、副处长李小平，还有科长聂庆平，开始他们只听和记，就让 我滔滔不绝地谈，也不插嘴。
来来回回几次以后，一天金管司的张志平处长说， 老管你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你知道吗？你说，既然你们人民银行1986年可以批准一家自上而下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什么不可以在1988年批准一家自下而上组建的股份制证券公司呢？你这句话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我们大家。
1988年5月12日，金管司聂庆平电话通知我当天从上海赶赴北京。第二天上午聂庆平正式通知我：经过总行领导反复讨论，原则同意上海组建一家股份制 的证券公司，但你必须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以下几件事情：
(1)把你设想的股份 制证券公司的章程写出来，这是头等大事；
(2)开出股东名单要有不少于10个具相当实力的股东单位；筹建班子不少于5个具3年以上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从业人员，其中3个要至少具备5 年以上金融机构工作经历，允许资本金第一期实收1000万，但必须都是企业自有资金，不准贷款投资，一周后把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验资报告交上来；
(3)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和专职总经理，必须从上国投辞职，上国投必须同意你辞职，并形成正式的红头文件作为报备主要构件一起带过来。
我记得和人民银行总行谈完那天是1988年5月13日，周五，当天下午我往火车站赶又买不到火车票，就买了站台票上了火车补票，站着赶回上海。回来后整整一周把人民银行总行要求的几项事情全部完成上报，结果人民银行总行在6月6日批复同意，万国证券就在7月18日开业。
(管金生，万国证券创始人，曾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总裁。本文节选自《梦想的力量——万国人的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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