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传记精选栏目
“中国证券教父”一说虽然由于冷处理而从此偃旗息鼓，但始料未及的是，1995年2月23日“327事件”之后，此说又忽然卷土重来，不久我成为阶下之囚，对于世事看得更淡，也慢慢养成了“百口不辩”的好习惯，只想多过几天清闲日子。
万国证券成立之时即加盟的四位年轻人：朱敏杰（左一）、王强（左二）、史建平（右一）、张乐懿（右二），中为管金生。我特别喜欢和年轻人相处，也许是我年近古稀还童心未泯的原因。但你们千万不可人云亦云称我为“中国证券教父”。
第一，我绝对不敢也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首先是时代的产物，是老一辈证券从业人员集体智慧的产物，绝不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能“教”得出来的。我个人只能说介入比较早，是资格比较老的老兵。
第二，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当时还叫“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参加工作，那时公司正和日本野村证券商谈合作开展国际证券业务，因而有机会向公司领导徐鹏飞、钟志刚、谢宗锵等人学习点国际证券业务的基本知识。现在看来只学了点皮毛，1984年公司派我去欧洲又学了一点证券业务的理论知识。
1988年7月18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成立后，在公司董事长张效浚先生亲自安排下，公司以副总干事的名义参与了由日本野村证券担任总干事的一宗日本债券的发行和募集业务。此后在1988年、1989年和1990年，连续三年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主动邀请全国证券公司分别在桂林、上海、无锡三次召开了相当规模的“证券业务研讨会”，会上国际大牌证券公司和中国国内许多证券公司主管业务的高层人士展开了热烈而又务实的交流和讨论。这三次研讨会充其量可以说是互教互学，也不存在谁教谁学的问题。
1990年，《新民晚报》的总编主动约我谈话，说报社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称他们通过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编制印刷的投资国债收益与银行存款利率对照表，对债券投资有了相当清晰的理解，特别对国库券交易已基本熟悉，但对股票一无所知。总编希望我能写点通俗易懂的介绍股票知识的文章，请我每天在该晚报发表不超过500字的一篇文章，总题目是“揭开股票的神秘面纱”。
对报社来说，他们是满足读者的需求；对我来说，读书看报的老百姓正是证券公司要培养的良好的投资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我承诺一周后即可连续出稿。此稿一出，本来市民就十分青睐的《新民晚报》更是洛阳纸贵，销量大增。
几个月后，市委一位领导亲自打电话给我，建议让我停止写稿。领导的意思主要是，1988年和1989年你们公司搞异地国库券逆回购，反响很大，很多同志包括领导同志也认为你们是把上海的资金流出去了。现在你的文章影响更大，因此争议也更大，是不是你暂时主动停一停，因为对于股票目前认识还不统一，你越写人家越以为你是在主动挑起争论。作为证券公司老总你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文章就不要写了，更不要公开发表。
我当时就答应下来并主动致电《新民晚报》总编，称自己由于公务繁忙，以后不能确保每天供应500字。此事当时是沸沸扬扬，好在戛然而止，最后有惊无险。现在看来当时这位领导是以巧妙的方法保护了我，保护了万国证券的事业此后四、五年的顺利发展。
第三，“中国证券教父”首先见诸报端是1992年下半年的事，而且是境外发生的事。1992年11月我作为“中国大陆经济学者访问团”成员到台湾考察访问。当时是李登辉主政台湾，大陆从政从商人员均不准访台，我当时是以复旦大学教授身份随团出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是以清华大学教授身份随团，同行的还有北京大学萧灼基教授。
到达台湾桃园机场时，台湾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先生亲自接机，按照台湾方面的安排，东吴大学蒋(章)孝慈校长是专人专程对口接待我，陪我考察了台湾金融市场，参观了银行、交易所、证券公司。
离台前有一次演讲会，每个团员都发表演讲，记得我当时演讲的题目是“两岸同心，合力打造沪港台证券金三角”。第二天台湾主流媒体《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各大平面媒体均以大字标题“中国证券教父在台发表演讲”作了报道。
当时看到报道有点吃惊，不就一篇学术讨论型的发言吗？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中国证券教父”，真是人在江湖，百口莫辩。好在当时还未实现三通，还不至于波及大陆，而且我自己也主动拒绝了个别采访，否则还真有可能又出现当年《新民晚报》写文章那样的事。
“中国证券教父”一说虽然由于冷处理而从此偃旗息鼓，但始料未及的是，1995年2月23日“327事件”之后，此说又忽然卷土重来，不久我成为阶下之囚，对于世事看得更淡，也慢慢养成了“百口不辩”的好习惯，只想多过几天清闲日子。好在我们大家都是老乡，属“新朋故旧”一类，当然就一定希望你们不要再提“中国证券教父”一事了。
(管金生，万国证券创始人，曾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总裁。本文节选自《梦想的力量——万国人的口述历史》)
(本文作者介绍：与出版社合作，定期推出名人传记类图书连载，合作建议请发邮件至zhuanlan@staff.sin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