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呼吁平等的竞争性自由企业制度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 拉古兰•拉詹(Raghuram Rajan)，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现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人人平等的竞争性自由企业制度使效率最高者获得财富，从而让不平等引发的风险最小化。创新性破坏的过程用有活力的新财富取代管理不善的继承财富。累代相积的巨大的不平等性并没有成为群众不满的来源。相反，每个人都梦想着他们也能成为比尔•盖茨。

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呼吁平等的竞争性自由企业制度

　　不论何地，人们都想生活在安全繁荣的国家，享受思想和行动自由，并能够行使选择政府的民主权利，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2017年和未来数年，世界面临着一个让人投降的问题：我们如何确定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齐头并进？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自由民主国家，及其政治自由和经济成功，存在三个重要支柱：强力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我认为应该加上第四个：自由市场。

　　强力政府不仅意味着简单的军事力量，或高效的情报机构。相反，它意味着有效公正的管理——换句话说，即“好治理”。

　　法治意味着政府受到印度人所谓的“达摩”(dharma)——一套众所周知的道德行为，通过宗教、文化或司法权威执行。

　　民主问责意味着政府必须被广泛接受，公民受到赋权推翻腐败或不胜任的统治者。

　　但强力政府从何而来？自由主义者宣扬最好的政府即管得最少的政府，它应该是“守夜人”，职责仅限于确保生命、产权和契约安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如恩格斯所言，一旦无产阶级终结了阶级冲突，“人的政府就被物的管理所取代。”两者都错了：所有经济体都需要强力政府才能发展和繁荣。

　　但是，强力政府未必代表正确方向。希特勒为德国带来了有效的管理：火车准点(我们印度的火车在1975—1977年的紧急时期也能准点)。但希特勒让德国走向了毁灭之路，他凌驾于法治之上，而没了法治，民主可能导致大多数人的暴政(毕竟，希特勒是民选的。)

　　相反，如能与法治相结合，民主问责就能确保政府响应公民的期望。当然，不同的社会团体和有组织利益集团无法总是让他们的计划化为政策；但民主机构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非暴力泄恨渠道。

　　我们无法忽视历史的影响。福山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有好几次漫长的乱世。无限制的军事竞争意味着各集团将自己组织为层级制军事单元，统治者行使无限权力。当某一集团最终胜出时，它就会实施中央极权，以确保不会在陷入乱世。而控制广袤的领土需要非常发达的精英官僚系统——以及官话。每当中国实现统一，就会出现不受约束的高效政府。但是，福山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源自宗教和文化的权力来支撑法治。

　　相反，在西方，天主教会限制了统治者的行为范围。因此，军事竞争，以及教会律例所施加的约束，带来了强力政府和法治。

　　在印度，种姓制度确保了全体人口永远无法全部投入战争。因此，印度的战争从未像中国的战争那样残酷。与此同时，源自印度古代经典的公正行为准则在历史上一直约束着统治者的肆意妄为。因此，印度政府很少极权。

　　历史不是命运——但它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一个永恒的谜题是为何印度走上了民主道路，而它的一些历史和文化背景相近的国家没有。我不去妄加猜测，而借助民主与自由市场的关系来作一番探讨。

　　民主和自由企业都创造竞争并从中兴盛。但是，民主公平对待每个个体，而自由企业制度根据收入和资产给个体赋权。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民主国家的普通选民投票“均平富”？

　　普通选民同意保护富人的产权并向他们略加征税的一个原因也许是他认为富人是所有人的繁荣的创造者。富人越空闲或腐败，就有越多普通选民投票支持严格监管和征收惩罚性税收。

　　如今，在一些新兴市场，富豪寡头致富是因为他们很好地管理了制度，而不是因为他们很好地管理了企业。当政府对富豪大亨俯首帖耳时，反对声音就会变得很少，政府也会因此变得更加极权。

　　人人平等的竞争性自由企业制度使效率最高者获得财富，从而让这一风险最小化。创新性破坏的过程用有活力的新财富取代管理不善的继承财富。累代相积的巨大的不平等性并没有成为群众不满的来源。相反，每个人都梦想着他们也能成为比尔•盖茨或南丹•尼尔卡尼(Nandan Nilekani)。

　　众多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难题是竞争平台已开始倾斜。对许多中产阶级而言，繁荣已变得难以企及，因为供不起通往富裕的当代通行证——良好的教育。日益增加的不公平感正在侵蚀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支持。

　　最后，让我转回印度。在福山的三个支柱中，印度最强大的是民主问责。我们也大致上能遵守法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尽管强力机构——独立司法、反对党、新闻自由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能阻止政府越权，但我们的“制约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需要“制约的平衡”(balance of checks)。比如，我们决不能接受缓慢的上诉流程导致必要的政府措施停顿。

　　最令人振奋的发展趋势是，整个印度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竞争的底气，越来越多的印度年轻创业家不愿意理所当然地向政府卑躬屈膝。如果我们想获得繁荣和政治自由，还必须具备经济包容和公平竞赛场。让全体人民获得教育、营养、医疗、金融和市场是一项道德命令，而原因正在于它是可持续——且民主——的经济增长的前提。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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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