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舞台上中国人的声音太弱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陈征

　　中国人对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还不够熟悉，不知道如何去引导议题，虽然我们国内对于环境问题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但是中国人在国际场合还缺乏一些理论自信，还不太有将我们的理念推广到国际平台，成为普世价值的勇气。

艾玛·沃特森联合国演讲：谈性别歧视。

　　国际组织在中国人眼中一直是非常高大上的地方，最近微信圈被火爆转发的一条“郝敏”艾玛·沃特森在联合国[微博]总部就女权主义和性别发表的演讲就让我们的视线再一次投向了联合国这个国际平台。

　　联合国的创立是二战的产物，也是人类反思战争与和平关系，建立国家间协调与磋商平台，共同建构国际机制， 进行国际治理的一个尝试。在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派别中，制度主义者就认为由于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建立各种国际组织，通过国际机制实现全球治理是可行之路。

　　20世纪是国际组织的世纪

　　从广义上说，国际组织既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又包括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是国际法的主体之一，是主权国家参加的组织，也是构成国际治理体系的基石。除了解决安全问题的联合国，还有协调全球经济秩序的世界银行[微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引导全球知识和教育发展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公共健康的世界卫生组织，推动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微博]等。

　　但是，占国际组织大多数的并非政府间组织，而是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足联等都属于国际非政府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9年，政府间国际组织只有80个，到80年代末已达4000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目更多。据UIA统计，2004~2005年，包括其所有类型的各类国际组织共有58859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数目为7350，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有51509个。因此有人称19世纪是国际会议的世纪，20世纪是国际组织的世纪。

　　国际组织的重要性

　　国际组织为什么重要呢？国际组织又有什么样内生的运行规律呢？

　　国际组织的第一大功能是设置议程(Agenda Setting)。熟悉传播学理论的人就会知道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议程设置最大的功用就是“它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

　　这个世界上急需解决的问题数不胜数，每年各种国际组织都会提出大量的议题，并在国际舞台上辩论，传播自己的议程。所以说国际组织可以为世界上大多数人设置思想的框架。只有进入了国际组织的平台被讨论的事情才叫做主流，而如果没有被国际组织承认的议题即使再重要也是非主流。

　　大家如果关注联合国近30年的主要议题：可持续发展、环境和难民保护、救助灾民、打击恐怖主义、推动裁军和不扩散、促进民主、保护人权、经济发展、防治爱滋病、消除贫困、气候变化等，就会发现中国在设置议程方面没有做出什么贡献，而是被动地被国际议程牵着走。

　　在设置了议程后，国际组织在其内部形成规范(Norm Setting)，即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标准。然后将这些规范变成国际惯例，然后形成国际公约甚至是国际法。我们现在的海洋法、航空法、国际环境法、外交和领事关系法等都是通过这种途径产生的。

　　目前，对于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CITES公约了。每年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可达上十亿美元，牵涉到数以万计的植物和动物。它对超过30,000的动植物物种进行不同程度的保护。

　　CITES 公约源于1963年 IUCN (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成员国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公约的内容最终于1973年3月3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由80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被通过；CITES 公约于1975年7月1日正式生效。

　　各国在认定什么动植物物种可以交易，什么动植物物种不可以交易时，都参考CITES 公约附录一、附录二或附录三中所列举的物种标准。中国的中草药进出口，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鱼翅、虎骨、熊胆、象牙等莫不受CITES 公约保护。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人数太少声音太弱

　　既然国际组织如此重要，而20世纪是国际组织的世纪，那么中国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我国的综合国力是否相匹配呢？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目前在国际组织中无论是从职员的人数，职务的高低，还是话语权的大小来看，都是比较弱势的一方。当然，这里有历史的原因。中国在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西方国家纷纷完成工业革命开始向海外发展时，中国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开始了痛苦的、被动的现代化过程。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在建立之后迟迟得不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接受。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最初被局限于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再次陷于孤立的状态中。由于二战后世界上主要的国际组织都是美国主导的，直到1971年，中美两国决定改善关系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才得以恢复。因此，在各种国际组织里很少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也属正常。

　　此外，国际组织的构成一般都比较扁平化，即使是被批评为官僚化最严重的联合国其职级设计也相对扁平。联合国的国际职员按职务性质一般可分为高级官员(D级以上职位)、业务类官员(P级职位)和一般事务类人员(G级职位)。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不但绝对人数处于劣势，相对的影响力也非常薄弱。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分布最多的是低级的事务性人员，中层管理人员非常匮缺，即使有一两个政府派出的高级官员，在国际组织中要发挥作用也未免“孤掌难鸣”。

　　那么，中国人就真的就只能回应，而没有什么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原创性的思想或者理念吗？答案并非如此。比如说十八大提出的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汉斯·道维勒 (Hans Dorville) 先生就指出过，“生态文明”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概念，是一个能够与“可持续”发展媲美的概念。

　　但是可持续发展侧重的是先人和后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时间轴上的线性的关系，而生态文明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我看来，“生态文明”就是非常符合东方智慧和哲学的理念。可惜，据汉斯·道维勒先生回忆，他在教科文组织这么些年，听到的还是“可持续”发展，虽然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党的十七大就已经提出来，而且在中国国内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在国际平台上，还是没有人说。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还是那句老话，中国人对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还不够熟悉，不知道如何去引导议题，虽然我们国内对于环境问题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并且上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但是中国人在国际场合还缺乏一些理论自信，还不太有将我们的理念推广到国际平台，成为普世价值的勇气。

　　这两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可喜的改观，香港的陈冯富珍女士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郝平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章新胜当选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主席，林建海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等。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人活跃在世界舞台上。

　　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写道：“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数以10亿计或许是全人类中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时至今日，中国早已不再愤怒而孤立，而是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的“世界工厂”和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世界秩序的构建者，世界新秩序的参与者。

　　更多的中国人应该主动站出来，承担国际义务，参加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治理。不但是中国人，还有印度人、巴西人、南非人，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代表，以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贡献出来，一个和平而繁荣的世界才有可能实现。

　　(本文作者介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助理、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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