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香港站站长 彭琳
从住宅到生活用品，从电力能源到道路交通，从购物商城到电讯网络，港人警觉“衣食住行”无不在几大财团的势力范围之中。随着香港营商环境的日益恶化，“垄断”成了近年来香港社会批判中的一个关键词，不少人批评，是大财团的垄断扼杀了香港经济的活力和未来。垄断如何伤害了香港经济？香港又为什么不限制垄断呢？
香港主要的财团所控制、入股的企业品牌，从住宅到生活用品，从电力能源到道路交通，从购物商城到电讯网络，港人惊觉“衣食住行”无不在几大财团的势力范围之中。不久前，一张名为“香港人，你有多少选择”的图在香港Facebook、网上社区广泛流传起来。经过众多网友、媒体的添补和改进，列出了香港主要的财团所控制、入股的企业品牌，从住宅到生活用品，从电力能源到道路交通，从购物商城到电讯网络，港人惊觉“衣食住行”无不在几大财团的势力范围之中。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华人首富李嘉诚，有一句跟他名字谐音有关的俗语——“香港，是李家的城”。住在长实旗下住宅的笔者对此深有感触，除了每个月将一半收入贡献给房贷外，家中安装的电话网络是李家和记黄埔的，看电视和听电台是他儿子李泽楷电信盈科的，在日常消费的楼下商场，买菜要走进百佳超市，生活用品要去屈臣氏，买手机上台要去“3”……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消费，全部流进了李家的钱包。
随着香港营商环境的日益恶化，“垄断”成了近年来香港社会批判中的一个关键词，不少人批评，是大财团的垄断扼杀了香港经济的活力和未来。
香港被垄断了多久？
说到垄断，大家从经验出发认为一定与权力和腐败相关，在香港也有不少人这么觉得，但与事实却有一点距离。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的经济尚未启动时，财团垄断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英资四大行怡和、太古、和黄(当时还不属于李嘉诚)、会德丰几乎垄断香港经济的方方面面，汇丰银行更支配着香港经济命脉。
到了七八十年代，做实业起家的本地华资富豪船王包玉刚、“塑胶花大王”李嘉诚等频频发起收购战，将香港电灯、九龙仓码头等重要资产收入麾下，甚至成功吞并了和黄与会德丰。
随着香港经济腾飞，土地资源越来越珍贵，地产业也越来越有利可图，因此不少制造业出身的富豪都跟随包玉刚、李嘉诚投入地产，甚至卖珠宝盈利不菲的郑裕彤也加入其中。才智过人的霍英东、郭德胜(新鸿基地产创始人)、李兆基(恒基地产主席)则靠创意取胜，以旧楼翻新、分期付款、卖“楼花”等方式，迅速在地产战国中崛起。到了八十年代，这些财团已经全面进驻香港公用事业、交通、电信、零售等各个行业。
所以说“李嘉诚们扼杀了香港经济”当然并不准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财团垄断至少在过去并没有“扼杀”香港经济，甚至一直伴随着香港的经济腾飞。其实，财团垄断在资本主义市场是如此普遍，仅仅在美国，从上世纪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汽车巨头通用，到今日新生代熟悉的微软[微博]、苹果，无不曾被批评垄断，甚至因此面对不少诉讼。
垄断如何伤害香港？
不过，如果因此就自我安慰，认为财团垄断并不影响香港经济，那显然也是自欺欺人。
尽管与市民最切身相关的垄断恶果，例如联手操纵物价等尚未明显浮现，但香港中小企业尤其是新生的企业处境艰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人声喧嚣的商业区，两三年前开始最地道、声名远播的港式小吃已经不断消失，各类特色店铺纷纷难敌贵租。有经营外卖小吃店的老板为笔者算过一笔账，最小型的外卖店铺平均每天卖一百多份外卖，以每位顾客消费三十元计算，月营业额十多万元，算上水电煤气、店员工资等成本，大多只能接受一、两万港元每月的铺租，而商业区铺租动辄十余万乃至数十万，小商家只能望洋兴叹。
更为惊人的是，在过去一两年中，除了各种街坊特色小店铺销声匿迹外，连电影院、大型酒楼、传统百货商场也纷纷从铜锣湾、尖沙咀等核心商业区撤退，以奢侈品为主的商铺几乎“一统天下”。
毕竟，几十年前的经济腾飞期早就过去，香港已是今非昔比。随着其内地“门户”地位下滑，“自由行”过度输血副作用不断，香港多种产业早已利润微薄，生存艰难，产业的多元化程度急剧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地价推动铺租畸形地居高不下，渐渐地，只有以地产为核心的大财团旗下的企业才有“活路”。
香港政府为什么不限制垄断？
说到底，昂贵的租金才是伤害经济的关键。这与地产商当然不无关系，地产巨头早年囤积大量廉价地皮，同时垄断了大小商场出租铺位，成为了地价上升中的主要受益者，并且令新竞争者难以进入。
但高租金的根源，还是在于政府长期以来的高地价政策与土地供应不足。自半个世纪以前，港英政府为了统一规划土地，并且为建设城市筹集资金，就通过各种手段占据了香港大多数土地所有权，并且通过“卖地”(实质是仅有一定使用年限的批租)来获得了巨额资金。
自港英政府时代起，土地买卖占政府收入一度高达30%，到近年来最低也占约5%，仍是香港得以维持低税率的一大支柱。要改变这一状况，意味着必须开征新的税项才能维持收支，即便今日的特区政府也“骑虎难下”。再加上曾荫权时代对楼市暴跌过度恐惧，卖地速度与需求脱节越来越大，土地供不应求，价格进一步上升。
许多人或许也有疑问，即便高地价一时难以改变，香港政府为何不能对垄断作出一定限制呢？
如上文所述，香港的垄断由来已久，其实从1997年回归前开始，就“反垄断”立法的呼声一直就没有停过。香港政府从英国殖民时代开始，一直坚持英国古典派经济学中的自由经济理念，坚持“大市场，小政府”，对市场尽可能不加干预，甚至在经历了多次金融风暴的冲击后，依然几乎没有宏观调控工具，而“反垄断”作为政府对经济额外施加的限制，一直未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香港近期连续第二十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从学界到商界，多数人依然认为香港经济的自由度是香港最重要的竞争力，如果引入反垄断法等等限制措施，势必令许多大型外资对进入香港市场却步，而在政府干预下的产业发展，也未必就能随心所愿。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香港过往的优势逐渐消失，简单低税率、自由的市场则成为了今天香港不能失去的“核心优势”，也是与新加坡、上海等新晋金融中心竞争时最被强调的特点。新一届香港政府一边面对着要维持香港自由经济的优势，另一边又必须矫治高地价和产业集中的痼疾，提出政府要从“无为而治”走向“适度有为”，这个“适度”如何把握，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抉择。
(本文作者介绍：北大毕业后赴港留学，任职多年，贴身体验国际金融中心枯荣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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