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丰硕。从数量上看，中美双方围绕加强双边合作等领域达成了91项成果，创历年新高。从质量上看，很多领域的磋商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应当拓宽合作机制，努力打造中美关系升级版。
刚刚结束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丰硕，显示出中美关系不断改善的稳步态势。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已同美国已经建立了90多个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机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人权等多个领域，在各个国家中是最多的。其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级别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议题最为广泛的双边对话机制。在一系列合作机制的保驾护航之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得到了快速发展。
首先，中美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摩擦也得到有效遏制。2000到2012年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大幅增长了5.5倍，相比之下，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仅增长了2.9倍。与此同时，中美贸易争端也得到一定遏制。据统计，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企业因贸易制裁遭受的损失当中，美国约占27%，远低于欧盟的37.3%。此外，近年来，美国已经连续9次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其次，中美双边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投资合作不断拓展深化。美国一直是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中美启动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美国企业在中国获得了更为宽松的投资和经营条件。例如，在限制最多的金融领域中，美国银行最早获准在中国从事本币银行卡业务，美国企业在中国金融机构中的持股限制也最为宽松。
这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据美国咨商会统计，美国在华企业的平均收益率超过20%。与此同时，中国也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FDI来源国。近年来中国对美FDI复合增长率接近50%。
刚刚结束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样成果丰硕，显示出中美关系不断改善的稳步态势。从数量上看，中美双方围绕加强双边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地方合作、能源合作、环保合作、科技与农业合作、卫生合作及双边能源、环境、科技对话等领域达成了共计91项成果，创历年来新高。
从质量上看，很多领域的磋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比如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问题上，中方首次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谈判，这意味着一直停留于核对文本阶段的中美BIT谈判将很快进入实质谈判阶段。
但是，上述成就并不能掩饰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
首先，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在开放问题上实际上是不对等的。美国在全球享有所谓的“嚣张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由其主导的华盛顿共识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基础，这导致中国很容易在开放的过程中陷入被动地位。
美国过分强调经济自由化带来的正面作用，而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很可能意味着不可控的风险。比如，美国的大规模量化宽松结合其推动的资本账户自由化，给新兴市场造成了热钱流入和流出的巨大风险。从拉美债务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一次次成为受害者。但是，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未秉承“负责任”的态度，而是我行我素、以邻为壑。
其次，作为全球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中国和美国在开放过程中的定位不同，但美方仍对此缺乏理性认识。长期以来，美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资本项目逆差。在政治选举的压力下，美国国内政客借此大做文章，将经济和就业形势的恶化归咎于此，大肆指责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补贴和关税等制度，刻意抹杀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积极作用，扭曲了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导致加强对华合作在其社会和政治舆论中逐步失去市场。
在相对稳定的全球新常态(the New Normal)时期，中美双方即便存在明显分歧也瑕不掩瑜，但现在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都将处于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反常态(New Abnormal)时期。金融危机之前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结构性矛盾将加速凸显，中美双方将不可避免的经历从“失衡”到“再平衡”的痛苦。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这个相对痛苦的再平衡阶段，任何分歧都有可能成为导致双方关系急速恶化的导火索。因此，中美双方应当高瞻远瞩，尽快转变思维、深化合作，努力打造中美关系升级版。
对中国来说，应当从被动思维向主动思维转变。尽管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但由于融入全球化的时间较短，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认识和参与都很欠缺，因此很多时候被指责为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表面上中国好像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却导致中国在全球化中陷入被动，不利于中国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和风险防范。
未来，中国应当从被动的参与者(player)向主动的改变者(changer)转变，为全球化升级提供必要的领导力，使其更好的契合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切身利益。
对美国来说，应当从一元思维向多元思维转变。首先，不能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在特定发展阶段的特殊国情，避免发展中国家出现不可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未来的全球化应该更具包容性，以多元化促进和谐。
其次，充分认识全球生产网络的新变化，不要一味将贸易失衡当做国内经济问题的替罪羊。根据OECD-WTO[微博]最新的附加值测算方法，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存在25%的高估，因为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出口产品的相当一部分价值都采购自美国等其他国家。进一步说，即便存在贸易失衡，也是全球化分工的合理结果，不论是顺差国还是逆差国都可以从中获得贸易利得。
当然，思维的转变还远远不够，中美双方还应努力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切实推动中美关系转型升级。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
首先，提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级别。两国元首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可以领导和参与对话，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更具战略性，更有助于解决牵涉两国核心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
其次，加强地方政府的交流与合作。以现有的中美省州长论坛和市长培训项目为基础，建立常态化、多元化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自下而上推动中美经济合作。
最后，积极推动多边框架下的中美合作。中美应携手在G20等现有多边治理平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为全球经济秩序的再平衡提供必要的领导力，克服当前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困难和阻力。此外，美国应秉承更加开放的思维，创造条件让中国加入OECD等国际多边组织，增强国际多边组织的合法性和代表性。
(本文作者介绍：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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