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连奎
第十章 货币学派的学术错误与“弗里德曼问题”
第一节 弗里德曼最值得肯定的学术进步
——从“货币利率调控”向“货币数量调控”的巨大转变
在学术上批判弗里德曼的很多，甚至弗里德曼晚年也承认自己有学术错误，但他也是有贡献的，我们首先肯定弗里德曼的贡献，在笔者看来，弗里德曼对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他改进了“货币调控”，在弗里德曼的多篇论文中，他都指出“廉价货币政策”是声誉扫地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大萧条证明了“廉价货币政策”是无效的，但是弗里德曼又通过实证分析了证明了“廉价货币政策”有效，弗里德曼不仅恢复了廉价货币政策的声誉，而且改变了其实施方法。
弗里德曼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将货币调控由“利率调控”转向了“货币数量调控”。弗里德曼之前货币政策大部分是基于瑞典学派的理论，主要是通过大幅降低货币利率拯救经济危机，弗里德曼之后，货币调控政策更加强调货币数量，而不是利率，客观说，在经济危机时期“大幅增加货币”比单纯“降低利率”效果确实要好一些。
“货币数量调控”比“货币利率调控”更直接。当代货币调控的主流共识是“正常经济时期”主要调控货币利率，一遇到经济危机则改用“货币数量调控”，也就是开启“直升机撒钱”模式，这是弗里德曼的贡献。“直升机撒钱”变为直接的货币政策就是政府直接购买金融资产，或是购买倒闭的公司的股权，或是购买社会债务，这种货币政策的力度显然比降低利率大的多，这是弗里德曼给货币调控带来的一个“新思维”，尽管这些货币政策并没有财政投资有效，但对于那些奉行“小政府”的国家却是他们唯一可行的政策。
当然也有人说，弗里德曼最重要的论文是1969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货币政策的作用”的论文，毕竟这篇论文完成了对凯恩斯学派的“致命一击”，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弗里德曼这个论文的“政策意义”并不大，只是学术意义比较强，对当时的“美国凯恩斯学派”造成了冲击，具体来说只是对当时流行的“菲利普斯曲线”造成了冲击，而对凯恩斯本人创造的“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并没有影响，另外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意义也不大，“假设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本身就是个绝大错误，而且研究方法也是继承的凯恩斯的，突破意义并不大，恒久收入也是“以偏盖全”。
因此弗里德曼最大的贡献在于《美国货币史》中对大萧条期间货币数量的统计，这个导致了货币政策的真正转向。
其实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或是“供给学派”都是为经济危机提出“政策建议”的，对于宏观经济学派来说，提出一个“差异化的政策建议”就足够有意义，有时其理论基础是否充分都显得不那么重要，比如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根本谈不上自圆其说，弗里德曼的货币建议主要是根据实证统计提出，而非理论，但是他们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凯恩斯学派则则是唯一理论与政策建议统一的学派。
第二节 弗里德曼的五大学术错误
在本书开头，我们总结过弗里德曼的学术缺陷，正因为存在那些缺陷，所以弗里德曼产生了很多学术错误。
如果我们将货币学研究分为进步和保守两派的话，弗里德曼显然了选择保守派，而他能够在保守性研究方向上取得如此之大的影响力，确实与他自己的超能的个人能力有关，但保守的研究方向注定了也他距离前沿的货币学研究越来越远，这个研究方向本身就注定了大部分研究成果大多是有争议的，或是毁誉参半，弗里德曼是一个很容易打败的学术对手，因为他的理论具有明确的瑕疵，弗里德曼又是一个很难打败的对手，因为他的理论太接近常识，推翻常识是最难的，本文主要是根据笔者的学术突破还看弗里德曼的研究缺陷。
弗里德曼的错误之一：没有对通胀问题进行“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区分
美国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本质是一种货币现象”，这种说法就是错误的，“货币超发”确实可以导致通胀，但一见到通胀就认为是“货币超发”了，肯定是错误的。通胀和通缩是大部分时候是与经济周期中的繁荣与萧条相对应的“价格现象”，是由经济的“内生因素”导致的，不完全与货币因素有关，也不能说其本质是“货币现象”，我们不能因为物价是用货币衡量的，就认为通胀或通缩是货币现象。弗里德曼将通胀全部归结为“货币现象”显然是错误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通胀是与货币因素有关的通胀，这并不是主要情况，弗里德曼没有对通胀进行“内生”与“外生”的区分，而是一股脑的都将通胀归结为了货币型的外生通胀，这是明显错误的。
弗里德曼的错误之二：恢复货币数量论的过程中漏洞很多
弗里德曼利用货币需求函数稳定的假设恢复了货币数量论，他为了满足货币需求函数稳定这一核心，做了大量的不切实际的假设，首先利用恒久收入代替收入，这本身就非常不实际，另外在利率变化时，货币需求函数并不稳定，有的与利率成正比，有的成反比。其次，货币需求函数本身就有根本性错误，因为从剑桥方程延伸出来的货币需求函数更多的是反映了民众的货币需求，而没有反映企业的货币需求，企业的货币需求才是主流，关于这一点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是错误的。
弗里德曼的错误之三：对“时滞”和“调控过度”问题进行了错误建议
货币政策经常出现“调控过度”，这在现实中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事情，对此弗里德曼用“时滞”来解释，这些是对现实的经验总结，都没有问题，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起效确实时间长，都需要3个月、6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达到效果， 最终必然会出现用力过猛的情况。当“时滞”成为原因的时候，“调控过度”就必然成为结果，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弗里德曼在其1969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货币政策的作用》中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是主张货币按一定比例稳定增长，不再进行货币调控，第二是货币当局在实行货币政策时保持一定的“克制”，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方案都是错误的，或是现实不可行的。
首先，单一规则就与弗里德曼在其他著作中的主张自相矛盾，弗里德曼特别强调货币政策的作用，在经济萧条中他主张放松货币，面对通胀他又主张紧缩货币，这与他主张的货币稳定增长都是有矛盾的，就算是货币稳定增长也消除不了萧条和通胀，因为萧条和通胀是经济周期导致的，是经济“内生”出来的，根本不是货币因素导致的，货币只是外生因素。第二，货币当局保持克制在现实中也不可取，货币当局往往面临政府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保持克制”往往做不到，而且“克制”的“度”也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对于“时滞”，笔者则提出了“拧紧螺丝松半圈”的货币调控理论。
“拧紧螺丝松半圈”
货币当局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肯定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因此在“时滞”的影响下，调控过度是必然。但是“调控过度”并不可怕，我们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回调”就行，或是货币政策已经达到“形势扭转”的效果时，就可以适度的回调，这样就可以纠正“调控过度”的问题，“矫枉必须过正”，这是没办法的，“拧紧螺丝松半圈”就是纠正“矫枉过正”的过程，这两个政策动作不能合并为一个，也无法合并为一个，反而存在这两个环节才是合理的，弗里德曼希望通过“一个环节”将这个问题纠正，本身是错误的。
正常的货币调控应该“拧紧螺丝松半圈” 以缓解“时滞”引起的过度调控问题，但现实中，各国央行都不具备这样的意识。所以货币调控往往会将经济推入下行通道，引发经济危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都和货币政策紧缩调控有关系。
货币调控的危害其实弗里德曼早就注意到了，他在其著作《美国货币史》中指出“货币紧缩”是大萧条产生的根源，或是危机加重的根源。但是如果不用货币政策，那用什么来治理通胀呢，对此弗里德曼并没有说清，也就是说弗里德曼指出了货币政策这副药的毒副作用，但是却没有研发出一个替代药方，因此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具有不完整性。所以一遇到通胀来临，弗里德曼的理论就是自相矛盾的。
弗里德曼的错误之三：用“实证”恢复了货币政策的作用，仍然没有解决“廉价货币政策”的弊端
其实无论是瑞典学派的维克塞尔，还是剑桥学派的凯恩斯，都发现了廉价货币政策的“无效性”，甚至瑞典学派因此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凯恩斯也从一个货币政策的拥护者，改成了财政政策的拥护者，弗里德曼本人并没有建立太多的理论创新去支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他只是从“统计实证”的角度，恢复了“货币政策”的作用，但是先前遇到的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凯恩斯提出的“资本边际效率崩溃”、“流动性陷阱”问题以及笔者新提出的“货币政策金融机构激励相容”、“资本收益率崩溃”问题也都存在，弗里德曼的理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也凸显了实证统计研究的一些弊端，这些问题没解决就注定了“弗里德曼版的廉价货币政策”仍然会作用有限。
弗里德曼的错误之四：错误的总结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弗里德曼在推翻菲利普斯曲线的时候，还对“通货膨胀预期”进行了研究，认为只有没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政策才会对经济增长有用，而在笔者看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无效性均是因为货币扩散，而非预期，量化宽松可以产生通胀预期，但预期在经济中的作用非常小，现实中“预期缺失”才是事实，人们既不做“适应性预期”，更没有能力做“理性预期”，货币数量政策与货币利率政策不同，它不是整体作用的，而是在不断扩散中发挥作用的，货币政策发生效用是从货币扩散开始的，货币扩散到哪里，货币政策的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货币政策失去效用也是从扩散结束开始的，“货币的扩散效应”的存在是货币数量政策起作用的根本原因，增发的货币扩散完，货币政策的作用也就结束，这种扩撒并不一定伴随通货膨胀，比如货币扩撒过程中，如果没有生产要素短期和企业产能极端的限制，就不会出现通胀，在没有通胀的情况下货币扩撒也会起作用，如果货币扩散促进了投资的扩张和经济总量的扩大，即使货币扩散结束也不会通胀，只有经济规模保持静止的情况下，扩大货币才会出现通胀，如果经济是成长的，而且货币规模扩张的也不多，即使货币扩散结束也不会发生通胀。如果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通胀，民众的预期就不起作用。
适应性预期或理性预期都是“错误假设”，这些“错误假设”的存在以及在错误假设下得出的“伪结论”本质是一种“学术干扰”，让人们更加看不清经济的真实情况，这也是很多人反对弗里德曼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原因。
弗里德曼的错误之五：提出“挤出效应”
为了将对凯恩斯的批判扩大化，全面化，弗里德曼又进一步的提出了“挤出效应”，现实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明显，中国经济就证明了这点，笔者在本书中批判了挤出效应的存在，指出在货币的信用创造能力达到极限之前，政府贷款对民间贷款没有任何影响，彼此没有任何冲突，而且政府贷款还可以为民间投资提供大量资本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政府投资高峰期也会带来民间投资的高峰。因此政府投资不仅对民间投资没有“挤出效应”，还有“资本创造效应”， 这种“资本创造效应”可以促进民间投资。
第四节 “弗里德曼问题”
——为何弗里德曼没有自己的学术代表作？
经济学中存在著名的“斯密问题”，指的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著作中对人性截然相反的研究。在笔者看来，货币学中其实也存在“弗里德曼问题”，弗里德曼在不同时期的各种主张也是前后矛盾的，他的政策主张在现实中也是很难实施的。
“弗里德曼问题”也在于其主张的相互矛盾
弗里德曼是一个重启“货币政策的作用”的经济学家，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弗里德曼主张货币宽松，甚至提出直升机撒钱，也不担心通胀问题，但遇到通胀时，弗里德曼又主张紧缩货币，强调“通胀是货币现象”，这时的弗里德曼又不惜造成经济萧条，而在正常经济时期，弗里德曼又主张货币数量按一个固定的比例稳定增长。弗里德曼到处讨好，其实是很难把握，很难实施，弗里德曼本是一个擅用“货币猛药”的大夫，弗里德曼在不同阶段，不同论文著作中提出的货币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即使灵活掌握也是很难做到的。即使能做到，他的主张也有不少问题或是说政策副作用的，比如弗里德曼主张的经济危机时过量投放货币会造成“资本边际收益率崩溃式萧条”，弗里德曼主张的经济通胀时过度紧缩货币，如果通胀是生产要素短期造成，紧缩货币就会造成伤及无辜，正常经济时期让货币按一定比例增长也并不科学，因为这个比例永远都无法精确，按一定比例增长必然会产生几何基数的危害，要么累积成过度宽松，要么累积成过度紧缩，这有这两种结果，滞胀就是累积成过度宽松的结果。因此弗里德曼的主张不仅矛盾、难以操作，而且也大部分是错误的，里德曼虽然创立了“货币学派”，也曾“红极一时”，但他留给我们“有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弗里德曼的自我矛盾包括弗里德曼本人都难以幸免，这从他对沃克尔的前后态度就可以看出，沃克尔实行货币紧缩开始造成大量失业时，弗里德曼是反对的，认为沃克尔用力过猛，而当沃克尔对抗通胀取得成功后，弗里德曼又评论说沃尔克的做法符合“货币主义”。
为何弗里德曼并没有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代表作”？
任何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但是弗里德曼却没有，弗里德曼影响最大的是他写的两本畅销书，一本是《资本主义与自由》，另外一本是《自由选择》，但这两本书根本不是“学术”作品，只是“畅销书”，没有任何学术性可言，也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可以称之为“定理”的理论，根本不能算是弗里德曼的代表作，他的著作《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大部分是别人的，也谈不上是他的学术代表作，他的著作《最优货币量及其他论文》和《》两书也仅是论文集，他最有名的学术著作《美国货币史》里面包含的理论非常少，大部分是讲美国的货币政策历史。
一个学者的学术代表作，应该是包含这个学者绝大部分经济思想的作品，而且这本书是融汇贯通的，而不应该是割裂的，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通论》等，早年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有一本以“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命名的著作作为自己的代表作，但弗里德曼非常长寿，却始终没有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思想前后矛盾，即使他自己也很难统合起来，弗里德曼一直活到94岁，他是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这个工作的，但他没有去完成，关键就是他的各种理论是充满矛盾的，是根本无法统一在一个思想框架中的，也没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政策建议，因此弗里德曼最终连一本代表作也没有，他的思想只能零散的分别在多个著作或论文中。
货币主义的结果是“货币政策滥用”
无论是财政投资，还是货币政策，还是税收政策，任何一种宏观“货币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经济调控应该是精准调控，措施上应该是政策组合，如果想用一种政策“包打一切”肯定是有问题的，弗里德曼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进行经济治理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滥用货币政策”，“滥用货币政策”不仅难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治理效果，而且对产业，对企业家的危害都巨大。金融要么扩张要么收缩，无论是扩张还是收缩，都算不得利好，关键是人为扰乱货币价格会造成企业家的预期错误，进而出现一系列的财务问题，绝大多数企业倒闭都是因为宏观经济问题，而非微观经营问题。
弗里德曼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学术贡献
虽然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有着诸多瑕疵，弗里德曼对经济学也不是毫无贡献，他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就是他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出的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标准就是一个理论能否禁受的住预测的检验，这一点笔者是非常认同的，经济学理论可以用于预测和可以经受实践检验是一回事，预测是实践检验的前期，做出预测之后，后面就是实践的检验。
弗里德曼的自知之明
弗里德曼其实对自己的学术问题心知肚明，比如当他的学生张五常吹捧“弗里德曼的智力高人几个级别”的时候，弗里德曼就批评张五常“史提芬，不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教了你那么多次还不记得，你不可能知道我当年是怎样的”，这句话也被张五常公布于弗里德曼去世后撰写的《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纪念文章文章。另外英国金融时报2003年6月7日也曾刊发《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共进午餐》的文章，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承认“以货币数量为指标，一直没有获得成功，我不能肯定自己会像以前那样努力推广这种做法”，可见弗里德曼晚年对自己的理论也不自信了。
弗里德曼在中国也影响极大，只是中国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从来没有看过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论文，仅仅看了弗里德曼的纪录片改编的畅销书《自由选择》，就开始将弗里德曼盲目吹捧为21世纪下半页最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后来又吹捧为21世纪下半页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后来干脆吹捧为21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研究大部分是拾人牙慧，而他的“货币主义”的科学与否才是检验弗里德曼学术成色的唯一标准。
第四节 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本质是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临界点”
让弗里德曼走向学术巅峰是他在1967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了“货币政策的作用”演讲，该文推翻了菲利普斯曲线，从而真正打败了当时凯恩斯学派的代表——新古典综合派，但弗里德曼的核心成果——自然失业率，其实在凯恩斯的《通论》中早已有之。而菲利普斯曲线本身也是违背凯恩斯的。“菲利普斯曲线之争”的本质是一群凯恩斯的继承者做出了违背凯恩斯的事情，而反对凯恩斯的弗里德曼则变相的恢复了原教旨凯恩斯主义。
菲利普斯曲线复活了货币政策
菲利普斯曲线是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不能算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只是由凯恩斯学派的后继者提出的，1958年，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是负数。1960年，萨缪尔森和索洛将原来表示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之间交替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发展成为用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给人的感觉就是通过容忍通胀既可以降低失业，而通胀又是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实现，菲利普斯曲线复活了货币政策，将凯恩斯本人反对的“货币调控”重新请回了宏观经济学，这并不符合凯恩斯主义本质，更不符合凯恩斯本人的意愿。
萨缪尔森也知道菲利普斯曲线的弊端，这一点他的弟子阿克洛夫的《过去六十年宏观经济学的教训》的文章中有详细的记载，阿克洛夫讲到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上课时提醒全班注意这种传统思维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他说“也许在高就业率的情况下，通胀型工资和价格变化会导致通胀预期上升。而且，如果把这些更高的预期本身加到工资（和价格）变化上，通胀就会加速。因此，权衡不是发生在失业和不变的通胀水平之间，而是发生在失业和通胀加速之间”。萨缪尔森透露了自己对这一命题的看法。如若相信这一命题，那将导致紧缩型政策：以维持低通胀为目标，但会造成高失业率。因此，如果错误地相信加速理论，那将带来高昂的代价。通胀下降只是缓解了一个小麻烦；但由此造成的失业增加将使人们失去工作，生产将下降。相反，即使加速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政策制定者不相信它，这一错误的代价也不会大。错误信念导致的通胀上升只会造成福利的小损失，此外，当通胀被迫回归正常水平时，通胀上升时期的过度就业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高失业率带来的损失。然后，碰巧的是，仅仅三年半之后，萨缪尔森就不幸言中了。米尔顿·弗里德曼（1968）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将通胀加速理论作为主题。该演讲与此后不久发生的滞胀一起引爆了宏观经济学领域。后来，萨缪尔森公开承认为此失眠。阿克洛夫发现那堂课上萨缪尔森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圣殿的主要秘密都托付给了我们这些学生。他还透露，如果这个秘密被人知道将会产生的不良后果。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没有人把菲利普斯曲线的加速理论作为研究课题。对于我们这些圣殿里的学生来说，研究通胀加速理论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的道德义务是保守这个秘密。
弗里德曼回归了“原教旨凯恩斯主义”
弗里德曼利用“通胀加速”推翻了菲利普斯曲线，但关于“通胀加速”的问题，凯恩斯在《通论》第二十一章中早有答案，这一章为《物价论》，专门讲“通胀”问题，从行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章是凯恩斯写作的最用心的，也是全书最精华的章节之一，但我们从多个方面都感觉萨缪尔森很可能没有熟读过这一章，如果萨缪尔森熟读过这一章的话，就不可能不把凯恩斯的“通胀”理论写入他的经济学教材，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中的通胀理论完全看不到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子。凯恩斯认为一切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以“充分就业”为界限，如果过了“充分就业”的临界点，就会出现通胀，弗里德曼提出的“自然失业率”其实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充分就业”的临界点，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
“完全就业=充分就业+自然失业”
凯恩斯一直强调的“充分就业”，他从来没有强调完全就业。我们有理由相信弗里德曼是熟读凯恩斯《通论》第二十一章的，弗里德曼其实反对的不是凯恩斯，而是以萨缪尔森、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弗里德曼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反而是打倒了“冒牌的凯恩斯主义”，真正的回归了真正的凯恩斯主义，弗里德曼是凯恩斯的忠诚继承者才是。
“菲利普斯曲线”本质是凯恩斯学派对凯恩斯的偏离，是凯恩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弯路与插曲，“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本身不属于凯恩斯学派，而应该是货币学派，弗里德曼虽然认为平时应该遵循“单一规则”，但是遇到经济危机与通胀膨胀，他还是主张极端货币政策的，因此货币学派的本质也是“相机抉择”。
后来卢卡斯用“理性预期”理论否定了“相机抉择”，其实从本质上也并不是对凯恩斯学派的否定，而是对货币学派的否定，“理性预期”是否定的货币政策的作用，而从不是财政投资的作用。凯恩斯学派的核心特征是“财政调控”，《通论》之后的凯恩斯是从根本上反对货币调控的。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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