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革命：货币革命的再革命》第四章：最优“中央银行货币利率”理论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曲线

　　作者：高连奎

　　第四章 最优“中央银行货币利率”理论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曲线

　　第一节 瑞典学派的理论缺陷和奥地利学派的失败

　　十九世纪初的经济学界，马歇尔统治着微观经济学，威克塞尔统治着宏观经济学，但他们两者并非势均力敌，而是马歇尔无人问津，维克塞尔如日中天，甚至马歇尔的弟子凯恩斯都在忙着翻译瑞典学派的著作，并在瑞典学派“累积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这时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货币论》一书中。

　　瑞典学派最伟大的创新是将亚当斯密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概念移植到货币学中提出了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概念，并与当时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均衡概念结合提出了货币均衡理论，这可以算是当时最早的宏观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货币均衡理论一提出就影响巨大，不仅对凯恩斯学派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奥地利学派也有重要影响，瑞典学派是凯恩斯、米塞斯、哈耶克等学者的共同思想来源，他们都是当时瑞典学派最忠实的追随者，直到现在瑞典学派仍然是各个学派在考虑货币政策时的思想灵魂。

　　凯恩斯在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前的货币思想主要是以瑞典学派为母版，米塞斯也将瑞典学派的利率理论与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而哈耶克又在米塞斯的基础上借鉴了信用创造思想，进一步完善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思想。

　　瑞典学派的货币利率理论称为“累积过程理论”，“累积过程理论”将利率分为市场利率和自然利率，他们认为当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经济向上累积形成经济繁荣，当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市场向下累积，形成经济收缩，当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时经济是均衡的。

　　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其实非常接近常识，也不难理解，瑞典学派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常识模型化了，这个思想很快就成为了凯恩斯学派、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源头，弗里德曼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思想传承上虽然没有受到瑞典学派的直接影响，但是弗里德曼却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从实证角度间接证明了瑞典学派理论的正确，其提出的在经济危机时期放松货币的主张也是与瑞典学派大体一致。

　　然而越接近常识的理论越容易出错，经济学家的任务绝不是让政府一味地去迎合常识，而是让政府不要被常识造成的思想局限所绑架。那么瑞典学派的理论错在哪里，有什么缺陷呢？笔者认为瑞典学派最核心的缺陷在于他们仅仅是基于企业需求一侧的货币利率研究，而对于货币供给一侧则没有重点研究。当市场利率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企业家的贷款意愿确实会增加，但此时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可能会下降，当企业家增长的贷款意愿遭遇到金融机构下降的贷款意愿的时候，信贷总量未必是上升的，也可能是下降的，也就是“廉价货币政策”未必能够促进经济繁荣。因为瑞典学派的理论太接近常识了，所以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很少有人去质疑瑞典学派理论的正确性。而我们马上要提出的“最优中央银行利率理论”就是试图纠正瑞典学派在货币利率政策方面的缺陷。

　　凯恩斯的货币思想虽然最早继承自瑞典学派，当凯恩斯发现了“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和民众的“灵活偏好”现象之后，就放弃了对瑞典学派的痴迷，转而走向了自己的原创经济理论之路，他另辟蹊径的创造了以“有效需求不足”、“乘数理论”、等为核心的主张财政投资的经济学，这是凯恩斯的聪明之处。凯恩斯如果一直沿着瑞典学派的思想研究，那他也只能成为一个平庸的经济学家，而不会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在编写教材时虽然没有重点提及瑞典学派，但是经济学界通常又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是赞成“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这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菲利普斯曲线，货币政策通过菲利普斯曲线又回归了凯恩斯经济学，但客观上说，这与凯恩斯本人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而且菲利普斯曲线也存在不少漏洞，后来成为了货币学派的攻击对象，这些问题我们在后面有专门一章进行讲述。

　　奥地利学派反对廉价货币政策也不是从笔者提出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激励相容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迂回生产”的角度进行反对，他们认为低利率会刺激企业继续负债，让更多的资金进入“迂回生产”领域，从而造成“过度投资”，从而让经济更加危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为“过度投资”理论，奥地利学派本质上也是“货币政策有效论”的支持者，是瑞典学派的热烈支持者，他们的核心分析框架仍然是从属于瑞典学派的。

　　根据凯恩斯和笔者的分析，经济危机时期增加货币很难达到繁荣，更不用说会造成“过度投资”了，假设真正造成了“过度投资”，那反而是政府需要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不能经受“预测”的检验，他们预测的“过度投资”在大萧条时期并没有出现，奥地利学派也因此一蹶不振，退出了主流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无法实现理论的“内外部一致”，他们的理论在逻辑上看似很通顺，但一到实际中就预测失败，归根结底还是有漏洞，经济理论的漏洞一般是存在着不切实际的隐含假设，凯恩斯的《通论》就是因为成功揭示了这些漏洞而成为主流，以至于后来哈耶克的同事、学生们都投奔到了凯恩斯阵营，成为了第一代凯恩斯经济学的主力。

　　也有学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危机理论不应该称为过度投资理论，而应该称为不当投资理论，其实投资应该不应当，企业家自有判断。经济危机时，即使有企业增加投资，也绝对不会是对生产过剩行业进行投资，而是对“萧条经济学”涉及的行业或是新兴行业进行投资，而这些投资反而是应该被鼓励的。因此奥地利学派对产业分析不足，没有区分传统企业和新兴产业，经济危机时仍然贷款的不一定是传统产业，而是新兴产业，是应该扶持的对象。更何况，金融危机时企业总体贷款意愿并没有那么强，如果只是放松货币就那么很容易促进投资，甚至出现像奥地利学派担心的会过度繁荣，那治理经济危机就早不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难题了。

　　第二节    最优央行货币利率理论——寻找黄金利率水平

　　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一个基于瑞典学派的固有观念——“利率越低越好”，“利率越低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观念支撑了“廉价货币政策”的频繁实施，通过上节的分析，我们可知这种观念的错误在于其分析的片面性，货币金融市场既不是完全由供给侧决定的，也不是完全由需求侧决定的，利率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笔者虽然创新了货币市场的供给侧分析，但我们绝不是一味的强调供给侧，而是也要兼顾需求侧。   

　　货币市场的“利率偏好”问题分析

　　在货币市场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市场主体是具有不同的“利率偏好”的，在供给侧，信贷类金融机构是“高利率偏好”的，利率越高，信贷类金融机构的利润越高，他们从事货币供给的积极性越高；在需求侧，企业都是低利率偏好的，利率越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越低，企业的货币需求越大，货币市场供需两侧利率偏好呈现相反特征，这就为我们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难度，这也要求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在货币市场由于金融机构是其主要作用的，所有当利率较高时对金融机构是正激励效应，利率较低时对金融机构是负激励效应，金融机构负激励也就是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无法实现激励相容。

　　最优央行货币市场利率

　　当我们的货币利率政策偏袒任何一方时，都会伤害另一方的利益，都会造成货币供需规模的降低，货币市场上只有一个利率点是可以真正平衡供需双方利益的，这个点对应的“货币供需总规模”是最大的，这个利率点就是“最优央行货币利率”，我们也称之为“黄金货币利率点”，或是利率的黄金水平，在这个利率点上，既可以充分调动信贷类金融机构从事货币供给的积极性，又可以保障企业的融资成本不至于过高，企业可以如期还款。在这个黄金利率点上“有效货币供给”最大，运行货币总量最大，社会融资总规模最大，货币资本转化比最高，是金融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率点。央行的利率政策一旦偏离了最优利率，就会导致有效货币供给的降低，央行利率偏离最优利率越远，有效货币供给降低的就越多，经济发展也越差。

　　因此我们主张实行相对“恒定利率”，将利率恒定在“最优利率”周围，而非频繁的进行货币调控，因为只要货币政策偏离了这个“最优货币利率点”，有效货币供给规模都会更小，经济发展都会更差，而且货币资本转化比也会更低。。

　　当然这个黄金利率点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都会有所不同，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才可以得出经验值。当这个经验值找到之后，利率就在这个经验值附近小幅调整。在“最优中央银行货币利率”下，中央银行的货币干预将是“利率引导”，通过央行利率将市场利率引导到最优利率上，而不是利率调控。

　　其实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没有哪一次降低利率对缓解经济衰退起到了根本作用，但大家仍然想当然、习惯性地这么做。如果调节利率可以治理好经济危机，那人类早就没有经济危机了，也早就不惧怕经济危机了，这一点凯恩斯在其《通论》中也曾强调过。从长期看，利率调控不仅治理不好经济危机，反而会带来非常多的经济问题。

　　“最优央行货币利率”本质也是机制设计

　　“最优央行利率理论”将“激励相容理论”引入货币研究，“最优央行货币利率”本质也是一种货币市场的“机制设计”，是机制设计理论在货币学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以前信息学派的赫维茨只是提出了“机制设计”的概念，但并没有在现实中发展出很好的应用案例。关于这种“货币市场机制设计”的思想，我们在后面对“干预性市场理论”的相关章节中，我们再详细介绍。

　　如果瑞典学派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些依托货币学派建立的理论就都是错误的，比如早年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等都是依托于瑞典学派建立的，都是错误的。

　　货币利率扭曲指数

　　在货币市场只有“最优央行利率”是最好的利率，央行制定的其他利率都是对利率的扭曲，我们提出货币利率扭曲指数就是指货币利率偏离最优央行利率的程度。用数学公式表示的话，货币利率扭曲指数等于央行货币利率与最优央行利率之差的绝对值再除以最优央行货币利率。

　　第三节、“功能性货币政策”为何不可行？

　　在宏观经济学中，“功能财政”是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阿巴·勒纳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这个概念抓住了凯恩斯学派的本质，“功能财政”是指政府财政主要用来调节经济周期，而不是局限于收支平衡，“功能性财政政策”在现实中确实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GDP的构成是与政府投资直接相关的，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投资非常明显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本质是“小政府”，因此“功能财政政策”在西方国家被实行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也因为这方面原因，在西方国家进行的经济周期调控中，“功能性财政政策”已经退居次位，真正在世界各国大行其道的反而是“功能性货币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各国中央银行成为了经济周期调控的主体力量。

　　在货币政策领域，虽然没有一个人明确提出“功能性货币政策”的概念，但从本质上现代货币政策的本质就是“功能性货币政策”。但根据笔者提出的“最优中央银行利率”理论，“功能性货币政策”却不太可行，因为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利率点只有一个，这就是“最优中央银行利率”，除此之外的所以利率点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所以“功能性货币政策”是错误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恒定利率，也就是将利率恒定在“最优央行利率”周围，而不是按经济周期进行调节，“最优央行利率”之外的任何利率都会导致有效货币供给的降低。因此一旦“最优中央银行货币利率”理论被主流接受，“功能性货币政策”也就将退出历史舞台，央行定期通过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现象也将成为历史，那时央行的权力也将大大缩小，央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危害也将大大减少。

　　第四节 “积极中立”的货币政策

　　经济学中有“货币中性”的概念，其大意就是货币数量变化对经济没有影响，弗里德曼认为长期看货币中性，卢卡斯从理性预期角度认为货币政策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都是中性的。

　　凯恩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是反对货币中性的，因为这两个学派从历史上都受到瑞典学派影响，同根同源，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出现在枝节问题上。其实盲目讨论货币是否“中性”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该将其分解为几个问题才有意义，首先货币数量政策是否中性，其次货币利率政策是否中性，他们是长期中性的还是短期中性的？这样将问题分解讨论才有意义，正因为一直没有人分解开来研究，所以才一直没有定论。

　　那些坚持货币中性的学者，更多是信奉货币数量论的研究者，而反对货币中性的，大部分是研究货币利率的学者。从货币数量的角度出发，货币在长期内肯定是中性的，短期内肯定是非中性的，但从货币利率的角度出发，货币在长期或短期都不会是中性的。研究货币数量的学者更多的从货币发行的角度考虑，而研究货币利率的学者则更多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考虑。

　　货币政策之所以有效果本身就是建立在货币政策非中性的基础之上，央行货币利率无论在任何一个点上对经济的作用都不同，都具备长期影响。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指出政府应该确定一个“最优央行货币利率”，而不是频繁变动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职责是通过货币政策将市场利率引导到“最优利率”。保持适中利率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学上被称为“中性货币政策”，亦称“中立货币政策”，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保持货币中立，既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不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中性货币政策提出容易，实现起来却很难。

　　笔者提出的“最优中央银行货币利率”理论则为实行“中立货币政策”奠定了基础，但我们提出的这种“中立货币政策”不是被动“中立”的，而是主动的“中立”，不是货币紧缩与货币扩张之间的中立，而是相对于货币供给侧与货币需求侧的中立。

　　“积极中立的货币政策”中的“积极”是指需要我们主动寻求一个“最优央行货币利率点”，我们既反对对货币的放任不管，也不是随便找一个中间值，而是去积极的寻找一个最优的货币利率，以最大限度的促进货币供给，促进经济繁荣。笔者提出的“积极中立的货币政策”背后是以一套全新的经济理论为支撑的，与以前的“中立货币政策”完全不同。从现实看，积极中立的货币政策才是最科学的货币政策，既保持了中性货币政策的好处，又避免了中性货币政策的坏处。

　　第五节、货币政策的作用曲线

　　货币利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曲线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单调的，只有在“最优利率”时可以达到“有效货币供给最大化”，其他利率时均无法达到有效货币供给最大化，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几个五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零利率阶段：有效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是一条水平线；

　　二、 从零利率向最优央行利率上升阶段：有效货币供给逐渐增加，是一条上升的曲线；

　　三、央行利率超过“最优利率”继续上升未达到“极限利率”之前阶段：有效货币供给将是一条下降的曲线

　　四、央行利率达到“极限利率”之后，有效货币供给是一条垂直向下的直线

　　在传统货币理论中，货币不存在供给曲线，只存在需求曲线，只存在一条向下的货币需求曲线，也就是利率越高，货币需求越低，利率越低，货币需求越高，这种分析是片面的，如果央行据此调节货币政策就会出现错误。

　　第六节 为何有时“越提高利率，经济越活跃”，有时“越降低利率，经济越萧条”？

　　利率政策从来就没有像各国央行期待的那么“灵验”，在现实中经常会出现“越提高利率，经济越活跃”、“越降低利率，经济越萧条”等“反常现象”，传统理论对此很难解释，甚至弗里德曼提出的“时滞”也解释不了，但这些现象在笔者提出的新货币学中则非常容易解释。

　　从上面“货币政策作用曲线”的分析就可以知道，最低利率是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提高利率也不一定就抑制经济增长，一定要看利率政策所处的阶段，当央行利率不断提高，但没有达到“最优央行货币利率”的阶段，提高利率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也就是说，如果先前的市场利率低于“最优央行利率”，在提高利率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越提高利率经济越活跃的现象，直到利率提高到“最终中央银行货币利率”时，这种情况才会中止，在弗里德曼的货币学中，这种情况往往用货币政策的“时滞”来解释，尽管我们承认货币政策存在“时滞”，但这种“越提高利率经济越活跃”的情况本质不是时滞造成的，而是提高利率激发了信贷类金融机构的放贷积极性导致的，是典型的供给侧再发力，是货币的“推力”在起作用。因此货币紧缩周期中经常出现的“越提高利率，经济越活跃”的经济现象完全是正常现象。

　　除了“越提高利率，经济越活跃”之外，经济调控中还会出现“越降低利率，经济越萧条”的现象，根据我们上面的货币政策作用曲线，当利率低于“最优央行货币利率”之后，就会出现“越降低利率、经济越萧条”的经济现象，因为这时货币政策的“推力”在减弱，如果货币需求力不足，随着“推力”的减弱，社会融资规模总体是下降的，因此经济也会变的更萧条，这完全属于正常经济现象。在货币市场，货币政策“推力”的作用是主要的，这也是“供给决定需求”的原理。

　　通过笔者新货币学理论的分析，就会发现经济最好的情况出现在“最优央行货币利率点”，而非最低央行货币利率点。

　　第七节 对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评价

　　在经济学界反对低利率的只有我、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等少数人，麦金农和爱德华·肖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1973年他们分别发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部著作论证了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两位也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奠基人。

　　在笔者看来，他们提出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两个概念提出的非常好，我们相同的是，我们都认为高利率是金融深化的前提，而低利率才会造成金融抑制，这也是与传统的瑞典学派、货币学派的观点是相反的，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说是学术同盟军，而且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面，麦金农反对过格林斯潘迟迟不加息，也反对过伯南克的量化宽松。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麦金农曾经和其他22位经济学家及投资者一起，撰写联名信，谏言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在内的决策者，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会损害经济。

　　但我们的理论也有区别，首先，麦金农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几乎所有理论都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他后面的《金融自由化的顺序》一书也是，他并没有致力于建立一个普遍真理体系，我的经济理论是在反对货币学派和瑞典学派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开始就是以主流经济国家为研究对象，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无关。

　　其次，我为我的经济理论建立了一套概念与理论体系，而麦金农只是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两个概念，没有建立有力的概念理论体系，属于规范研究，而非实证研究，所以麦金农在经济学界的影响比较小，没有成为主流，更没有对主流货币理论造成太大的冲击。

　　第一，我们与麦金农最大的区别是麦金主张通过自由放任，希望通过金融自由化达到均衡利率，我主张的最优货币利率理论，本质是需要干预的，是反对自由放任的，因为自由放任并无法形成高利率，对于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来说，自由放任的结果就是低利率，因为货币是存在信用创造的，如果自由放任得到一个低利率的结果，反而达不到金融深化的目的，也就是麦金农的政策建议其实是与他的理论主张相反的，如果按他的金融自由化的想法，反而得不到金融深化，而是得到金融抑制的结果。

　　第八节 国民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决定理论——论收入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函数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迪顿在其著作《理解消费》中曾经指出“不理解总消费的决定因素，就不可能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也不可能理解缓和波经济波动的方式”，然而人类理解了消费又能怎么样呢，消费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收入，如果收入的决定机制不研究清楚，我们做多少消费研究都是无济于事的。

　　可惜的是当代经济学中与“收入决定”相关的研究成果却乏善可陈，人类目前只有消费理论或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理论，而没有收入决定理论。在经济学界，关于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理论已经经历了凯恩斯的消费的边际递减理论、弗里德曼的恒久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消费的生命周期学说以及迪顿的微观研究四代，其研究已经进入了死胡同。  

　　弗里德曼的恒久收入学说， 莫迪利安尼的消费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本质都是消费理论，而不是收入理论，他们讲的都是收入如何决定消费，都是对收入概念的精细化或是微调，而不是探讨收入由什么决定。

　　凯恩斯在《通论》中明确提出收入取决于投资，这从大方向上是正确的，笔者是赞同的， 消费对经济只有存量贡献，投资才对经济具有增量贡献，民众收入和消费的提高最终都是要靠投资，那些鼓励消费的经济学家都是不懂经济学的。但是笔者认为仅仅将收入确定为投资的函数话，理论还不彻底，我们还可以建立更彻底的收入理论。

　　笔者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收入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函数，货币的流通速度越高，民众的收入越高：

　　收入=F（货币流通速度）

　　在现实中，收入和消费都是动态的，而且变动非常大的，一段时间人们感觉“赚取很容易”，一段时间人们感觉“赚钱很难”，其实这并非国家的生产力程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往往是货币流通速度在发生变化，确切的说这是是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交易速度变化后，给民众带来的感觉，货币交易速度快了，人们就会感觉“钱好赚”，货币交易速度慢了，人们就感觉“钱难赚”，货币交易速度其实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因此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决定了收入的变化。

　　货币交易背后是“市场交易”，收入最直接的来源也是“市场交易”，没有市场交易就没有收入，“市场交易的速度”决定了收入可得性的难易，但是现代社会的市场交易不仅仅是“终端商品的交易”，更多的是用于投资领域的“生产要素的交易”，市场交易不仅发生在消费环节，更发生在投资环节，而且投资环节的市场交易更重要。

　　我们可以将货币的流通速度可以分解为商品货币的流通速度和投融资货币的流通速度两种，其中商品货币的流通速度相对问题，而投融资货币的流通速度则非常不稳定，既受产业周期、国家产业政策影响，也受央行货币政策影响。投资环节的市场交易开始加速时，民众的收入就已经开始增长，消费环节的交易加速最终也会影响到民众收入，但要来的慢一些，而收入的增长只与投资环节的市场加速相关，如果投资市场的交易加速，那么商品市场交易的加速也不会持久，因此 如果我们要对经济增长和民众收入提高有所作为，首要改变的是投资环节的市场交易速度，也就是投融资货币的流通速度，企业的投资程度决定了企业的生产规模，间接反映到各行各业的赚钱难度上，投资速度不需要发生剧烈变化，仅仅是很小的量的变化，比如只有百分之几的变化，也会让人感觉非常明显。

　　投资环节的市场交易速度是由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决定的，其中货币政策效果最快，没有好的货币政策就不会有比较高的投资，就不会有比较高的货币交易速度，就不会有高的收入。关于货币政策与投资的关系我们在其他章节做过探讨，只有实行最优央行货币利率才可以实现最高的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最大规模的有效货币供给，这时的民众收入也是最高的。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从好的货币政策到收入增加之间传导机制：

　　好的货币政策→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投资增加→市场交易加快→收入增加

　　好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收入增加并非是暂时，也可以是长久的，这取决于投资的质量，投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要素的扩张，一类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两者对提高民众收入都是有用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众收入的提高更多是依靠生产要素的扩张，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生产要素的扩张比较容易遇到极限，民众收入的提高主要依靠生产效率的扩张。

　　总之，关于收入与货币流通速度的关系，我们须记住两点，第一，民众赚钱感觉快慢的周期性变化是经济背后货币流通速度周期变化的结果，第二，在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中，投融资货币的流通速度变化对收入影响最大，其影响要高于商品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对收入的影响。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存量贡献，还是增长贡献？

　　我们将一些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为“存量贡献”和“增量贡献”两种，“存量贡献”是指如果没有这种因素经济总量会下跌，有了这种因素经济总量会维持不变，但这种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增量贡献”是指这种因素的存在会对经济增长有作用，比如消费就是典型的有存量贡献的因素，而投资是典型的对经济有增量贡献的因素。对经济增长只有存量贡献的因素，我们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存款贡献因素”，对经济增长有“增长贡献”的因素，我们称之为“增量贡献因素”。

　　另外小微企业的存在对经济也只有存量贡献，经济的增长贡献只能依靠大型国企和中大型民营企业。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