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革命：货币革命的再革命》第六章丨高利率的优势：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创新资本的经济学

　　作者：高连奎

　　第六章 高利率的优势：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创新资本的经济学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最终来源于创新，但创新却与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因为现代经济的创新主要是“创新资本”推动的，而“创新资本”的募集则与货币政策息息相关，本章主张讲述的是高利率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实现“创新式增长”的理论与案例。

　　第一节、人类前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综述

　　人类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并不是从二战之后才开始的，早期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斯特等学者都提出过自己的经济增长思想，二战之后人类进入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高峰期，本文对经济增长理论“划代”主要是从二战之后经济增长理论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是时候开始的。

　　二战之后最先主导宏观经济学的是凯恩斯经济学，因此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也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形成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但投资主要靠什么，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给出了答案，认为储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认为经济增长率决定于储蓄率。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者是英国牛津大学哈罗德教授，此人同时也是凯恩斯传记的作者。哈罗德提出的第一代经济增长模型，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哈罗德-多玛模型，因为美国经济学家多玛在他的论文中也提出了类似模型。多玛也是美国凯恩斯学派的成员。

　　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将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归结为储蓄，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储蓄是不是越多越好，储蓄率到底是多少最为合适，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如果一个社会储蓄率过高的话，那么便会导致“经济动态失效”现象，降低了人们的长期福祉。他通过模型计算出了决定经济增长黄金储蓄率水平，菲尔普斯也因此获得了200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告一段落。

　　其实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只可以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增长并不靠储蓄和投资，而是靠“技术进步”。因此将技术因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就显得非常必要，这就是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索洛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计算方法，他将由技术进步引发的经济增长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形生产要素的增长的那部分，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增长。索洛本人也因此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确定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重要性因素后，一个新的疑问就随之而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进步从何而来，这一疑问也造就了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解决的就是经济体系内部是如何产生技术进步的问题。最早解决这一问题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罗，他提出了“干中学”模型。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在实践中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也就是说技术是人才在“干中学”中获得的。阿罗在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也是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时才51岁。阿罗之后罗默也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的思想，认为知识的“边际递增效应”是导致进步的根源，后来卢卡斯也建立了人力资本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提升，2018年罗默因为内生增长理论获得了诺奖，同时卢卡斯也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后，经济增长理论就没有更大的突破。

　　经济增长理论如此重要，以至于那么多诺奖经济学家投身其中，甚至卢卡斯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再去想别的了。”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目前所探索出的经济增长理论就真正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了吗？技术、知识和人才就是人类经济增长的终极秘密吗！

　　看看现实，如果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那么当今社会日本是一个技术大国，以前每年创造着几乎全球最多的技术专利，但日本为何长达二三十年经济停滞。如果说知识与人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为何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知识与人才，那么为何美国近年开始被中国超越，人类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其说是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本质，不如说是用极其复杂的模型解释了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常识而已，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不完善的，决定经济增长的那个根本性因素还没有被找到。

　　第二节、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创新资本”推动技术进步快速向生产力转化 的经济学

　　在笔者看来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探索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可以顺着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成果继续追问，人才和知识产生可以产生技术，但“技术进步”就一定可以马上转化为“经济增长”吗，这里面也欠缺一个最重要的要素——资本。如果没有“资本”的支持“技术进步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经济就不会增长，技术进步向现实经济增长转化是需要资本投入的，因此笔者提出了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创新资本经济学”，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是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创新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了“技术进步”的来源问题，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解决的则是“技术进步如何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能不能发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取决于这个国家在创新领域聚集的资本规模，创新领域聚集的资本也称为“创新资本”，他与传统企业所依赖的“信贷资本”是完全不同的，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更多的是“债权资本”，他们主要由银行提供，他们的收益是固定的“利息”，而“创新资本”更多是以“股权资本”的形式出现，他们赚取的不是“利息”，而是“股权增值收益”，股权投资行业聚集的“创新资本规模”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比人才和知识更重要。

　　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第二代、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本质冲突，而且一脉相承，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是“知识和人力资本如何转化为到技术进步”，解决的“从0到1”的问题，而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是“技术进步如何转化为生产力”，解决的则是“从1到N”的问题。

　　第三节、新型“国家竞争力”理论

　　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尽快地让“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力”，就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募集到更多的“创新资本”去支持技术进步的转化，哪个国家可以更快地募集到更多的“创新资本”，哪个国家就可以更快地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因此在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看来，国家竞争比拼的是“创新资本的募集能力”，最直观的指标是一个国家拥有的“创新资本总量”，当一个国家的“创新资本募集能力”开始被另一个国家超越时，这个国家的“创新资本总量”也就开始被另一个国家超越，那么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将很快被另一个国家超越，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将很快被另外国家超越。

　　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创造资本募集能力”和“创造资本总量”是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核心。因为各国在基础科学领域都是相通的，基础知识是可以跨国流动的，科研论文是可以全世界查看的，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技术应用层面的差距，最明显的就是苹果、华为、高通、英特尔、台积电这些世界知名企业，他们也并没有做出多少震惊世界的伟大科学发现，他们的科研人员也并不具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能力，他们只是在技术应用领域进行了更多的创新积累而已，然而正是这些技术应用方面的差距才可以真正拉开不同国家的经济差距。而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则需要“创新资本”的支持才可以完成。

　　中国在很多创新领域都超越了美国，并不是因为中国在基础科研领域超越了美国，而是中国在科研转化方面超越了美国，因此一个国家基础科技暂时落后也并不可怕，只要科研转化能力强也行。

　　第四节、“创新资本募集能力”背后的货币政策因素

　　当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将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聚焦到“创造资本募集能力”和“创新资本总量”之后。我们还应该继续追问，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具备很强的“创造资本募集能力”以及如何创造出全球最高的“创新资本总量”呢？这才涉及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最核心”的问题。

　　根据笔者研究，一个国家的“创新资本聚集速度”是与“货币利率高低”密切相关的，确切地说是，一个国家的“创新资本募集能力与货币利率成正比”，一个国家“实行家较高的货币利率”才是导致一个国家的资金向创新领域聚集的核心因素。这也是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拥有大量资金的，美国的经济总量高于中国，而且是全球主权货币国家，2008年以后更是长期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因此美国拥有的资金总量显然也比中国更多，但为何在2019年前后美国创投资金的总规模被中国超越了呢，其实一个国家拥有多少资金并不重要，“资金的流向”才重要，只有资金流向创投领域，才可以形成“创新资本”，如果资金流入证券市场，只能形成“投机资本”，那是什么决定资金的流向呢，是货币利率，在笔者的著作中也称之为“利率指挥棒”。

　　笔者在前面章节提出过“货币流动理论”，认为资金是在“利率指挥棒”的指挥之下流动的，高利率可以让社会资金涌向股权投资，低利率则有利于社会资金涌向信贷消费和证券投资，一个国家只有在比较高的货币利率情况下，民众才愿意将资金用于投资理财，因为只有高利率环境才可以为投资资金提供高额回报。有了高额回报做诱饵，金融机构才能比较容易募集到资金，而在低利率下，人们宁可将钱花掉，也不会进行投资理财，或是将廉价资金投入高风险领域博得更高收益。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支持创新的“创新资本”主要来自股权投资机构，他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其他金融机构，也受到金融利率的影响。高利率环境可以让其他金融机构更好的募集资金，这些机构募集的资金为股权投资机构提供了资金，有了资金才可以更好地去支持创新。归根结底“创新资本”的最终来源是民众的理财资金，因此民众理财资金的流向的非常重要的，“高利率”可以将民众理财资金引导到银行或其他类固定收益领域，成为“创新资本”的基础来源。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现了创业与投资热潮，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货币利率几乎是全球最高的，所以中国的金融是最活跃的，中国当时提高利率是为了应对美国量化宽松的热钱溢出导致的通胀，高利率环境下，中国的股权投资机构募集的资金总额也是全球最高的，再加上高达几万亿的中国政府产业基金的支持，中国出现全球最火热的创新就不足为奇了。比如2019年4月数据，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达6975只，管理资产规模为9970亿元。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英文简称SEC）最新发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数据，在SEC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846只，管理规模800多亿美元。中国创投基金规模已超过美国，甚至接近美国的两倍。而同年发布的《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国超过美国，以206家比203家领先。2020年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中，中国企业数量和估值居世界第一，分别为217家和9376.9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榜首。

　　其实历史都是惊人的相似，中国和美国创投行业的崛起都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实现的。在美国，创投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行业，美国创投行业的崛起，源于里根时代的高利率，但这不是有意为之的，同样也是防通胀的结果，美国当时的经济背景是“滞涨”。相反美国和日本“创新衰落”的经济背景也是惊人的相似，都是受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日本从互联网时代就开始落后于世界，日本纵然是世界上最多专利的国家之一，但这些专利没有创新资本的支持，无法实现产业化，同样一个专利在中国的售价远远高于日本。美国是从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美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是全面落后于中国的，这不是美国的人才不再具有创新精神，而是美国不再有那么的“创新资本”去支持他们的创新。相反中国的头部创投机构很多用的是美元、欧元的资金。

　　本文中的“创新资本”主要就是指民间股权投资机构在应用创新领域的资本投入，不包括国家在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政府成立的“产业基金”如果主要用于产业孵化，不是基础科研，主要是通过民间或国有股权机构投资到具体的项目上，那也是“创新资本”的一部分，这部分资金也是导致中国“创新资本”总量和独角兽企业数量在2019年前后超过美国的重要原因，但后来随着美国“利率上行”，我们的“创新资本”总量又被美国反超，美国又培育出了比我们更多的“独角兽”企业，这也从相反侧面印证了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确性。

　　第五节 影响一个国家货币利率高低的背后因素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影响一个国家“创新资本”募集的是一个国家的“利率政策”，那么一个国家的“利率政策”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笔者认为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

　　首先，从根本上看，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是由“政府债务”的高低决定的，一个国家能够实行多高的利率，主要取决于政府拥有多少的债务，政府的债务越高，就越会被动地实行低利率，政府债务越低，才可以实行高利率，笔者将之称为“政府债务是金融利率的天花板”。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债务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形成对央行利率的“债务锁定”，当然这种锁定是一种“低利率锁定”，在这种状况下，央行稍微加息，政府债务都会有崩盘的风险，为此央行都毫无办法，现在日本实行了二十多年的零利率，就是因为日本政府债务最高，如果政府加息，财政就被崩盘。

　　其次，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也是决定利率水平的重要因素

　　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经济危机来临时，西方国家一般都会首选“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的方法治理经济危机，而中国一般首选“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从而走出危机，如果西方选择货币政策，那么货币利率必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低位。

　　第六节 创新动力学原理

　　——创新资本经济学与熊彼特、鲍莫尔经济创新思想的比较

　　“创新资本经济学”与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差异

　　在历史上，经济学家熊彼特以研究“创新”闻名，但是他研究的主要是创新的形式，熊彼特明确指出“创新”的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受到萨依的影响，熊彼特的“创新”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不是一回事，熊彼特的“创新”主要是指的企业家的“创新”，而非技术人员的创新。

　　熊彼特对“创新资本”研究得比较少，熊彼特时代的“创新资本”仍然是债权资本，来源是银行，熊彼特时代“股权资本”尚未出现，因此熊彼特研究的是“创新经济学”，而非笔者研究的“创新资本经济学”，这是两个不同的研究范畴，不可混淆。熊彼特更加强调创新中“企业家”的作用，而笔者更加强调“股权投资家”和“央行货币政策”的作用。笔者的研究比熊彼特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现实，更深入，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企业家靠银行贷款创新的时代了，更多是靠创新资本的支持。

　　“创新资本经济学”与鲍莫尔创新思想的关系

　　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精神”，把“企业家精神”总结为四个方面，分别是：（1）建立私人王国，（2）对胜利的热情，（3）创造的喜悦，（4）坚强的意志，他认为这种精神是成就优秀企业家的动力源泉，但他的这些论述遭到了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的否定，2002年，鲍莫尔出版《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一书，指出市场的活力源泉并不只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不可能突然同时在某一时刻大量涌现，也不可能突然消失，更合理地是，企业家精神并非稀缺资源，创新创业活动的增长和减少的原因在于纯粹的经济因素----整个“经济体系报酬支付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背后则是社会制度环境的变迁。企业家精神和资源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寻租）”行为之间进行配置的方式，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如果制度安排不巧，企业家精神就会用于大胆的寻租活动，或破坏性活动，而将较少的用于“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企业家并不天然具有创新职能，而是市场竞争迫使其创新。在垄断或鼓励寻租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家的创新很可能是“非生产性”的。

　　鲍莫尔虽然批判了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的盲目吹捧，指出了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政策环境”与“报酬支付结构”才更重要，但他没有指出“什么样的政策环境才是最好的”，他也没有指出“整个经济体系报酬支付结构”如何设定，这一点笔者在第四经济增长理论-创新资本经济学中则给出了回答，笔者提出的“高利率货币政策”就是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报酬支付结构”，可以为企业家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笔者的研究与鲍莫尔是一脉相承的，也找到了鲍莫尔苦苦追寻的答案，成果解决了鲍莫尔的“报酬支付结构”问题。

　　从熊彼特到鲍莫尔，我们看到了经济学家对“创新”问题先后经历了从“盲目赞颂”到“科学探讨”的两个阶段，熊彼特是典型的“感性派”，而鲍莫尔是典型的“理性派”。

　　从熊彼特身上可以看到典型的德国历史学派两位经济学家桑巴特和马科斯韦伯的“遗风”，面对资本主义的突然崛起，他们总试图用一个单一因素给以解释，一旦他们认定这个因素后，他们就不惜浓烈的笔墨进行过度的渲染，无论是将资本主义的崛起归结为犹太精神，还是新教精神或是企业家精神，都并非科学的研究方法。

　　经济增长的“内驱力”与“创新动力学原理”

　　经济增长可以称为“内生增长”与“外生增长”，“外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要依靠“内生增长”，但“内生增长”绝非靠“自由放任”就可以实现，“自由放任”也不可能形成“内生增长”，经济的内生增长需要科学的政策设计。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过几代人的研究，逻辑已经越来越清晰，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经济内生增长的前提是“技术进步”，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了“技术进步”的来源是“知识的边际递增效应”，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了“创新资本的快速募集”才是推动“技术进步向生产力的快速转化”关键因素，而“高利率货币政策”才是可以推动“创新资本”的快速募集的制度保障，这一套逻辑构成了完整的“创新动力学原理”。

　　根据笔者提出的“创新动力学原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内驱力”是“利率”，“利率”越高，经济增长的“内驱力”越强，“利率”越低，经济增长的“内驱力”越弱，经济增长理论本质上也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内驱力”问题，马克思研究资本，采用的是法国重农学派“经济表”的研究方法，侧重资本的流通，只注意了“利润”的问题，而没有注重“利率”的问题，“利率”关系到资本的“利润”，资本有了“利润”才可以去推动企业投资，因此市场经济或是说资本主义的核心“内驱力”是“利率”而非“利润”。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