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深化土地体制改革与理顺经济运行（之六）
从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看，农村居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比例下降，其务工收入与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相比，呈现水平低和不稳定的特征。城镇居民可以通过以大换小、以旧换新、异地换房、投资增值等交易方式，获得住宅交易性财产收入；而农民的住宅不能出售，宅基地不能建设多层住宅，即使建设了也不能销售。城镇居民因为人口向城镇集中，特别是农民工向城镇流动，可以向流动和常住人口提供出租服务，获得租金收入；而农村居民的住宅庭院，对外租住需求较小，而一些旅游地区有游客入住，也受到一些行政部门的干预，有各方面的市场准入限制。城镇居民可将住宅投资和出租获得的收入，用以再投资和作为创业本金，也可以进行抵押以从银行获得资金，注入创业的资本；而农村土地不能抵押获得资金，也不允许以土地资产折价入股，或者以折资本金开办企业，因此也就得不到以财产为本而创业或再投资的收入。农村居民的土地，从农村土地转移成城镇用地时，其用途改变形成的价值溢出和土地收入，没有让农民获得，基本上收入到地方政府预算。农村居民土地因交通、其他设施、稀缺等因素形成的价值增值，不能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增值收入，而城市居民的住宅等资产，通过地方政府饥饿供地法、交通位势变化、生态环境改善等形成的价值增值，可以由交易而实现他们房地产增值所得的收入。
实际上，除了非农业投资经营、农业生产、工资性收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财产和财富的多寡，是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基础。负债合理，自有房地产资产和财富雄厚的居民，在生活消费支出方面，没有后顾之忧；而自有资产和财富微薄的居民，其收入需要考虑防范大病、教育、失业、养老等的大额和未来开支，消费水平要低一些。从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投资的实践看，房地产等财产性投资和收入，通常要比农业生产、外出劳务和固定工作等收入多得多，有财产性收入并且占收入比例较高的居民，对消费的支付能力要强得多。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除了农村居民农业、务工劳动收入与城镇居民固定工作收入有差距外，差距更大的成因来自财产能不能定价交易造成的财产性收入差距。
从表4可以看出，1998年实行土地有偿出让政策后，到2018年，地方政府征用土地4500万亩左右，出让得到的土地财政收入合计为430950.7亿元。其中分配给农民的数据没有统计，笔者估计最多不超过5%。如果允许市场交易，政府收30%的税，则农民应分而未能分配得到的土地收入为30万亿元。
2018年工业产能过剩111171亿元，而农民在农村土地转移为城镇建设用地时，当年土地出让金全国总收入为65096亿元，如果收税30%，政府收入为19528.8亿元，假定集体提留15%，为9764.4亿元，则农民家庭少分了35801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统计公报，农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为82.95%。如果将这年应有而没有的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还原，平滑计算，农民因得不到土地出让金中应有的收入而损失的消费能力为23629亿元，为过剩产能的21.25%。
从需求侧看，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是造成工业产能过剩的最主要的原因。除了失去的城镇建设用地征用收入，加上其他应得但失去的土地交易等财产性收入，体制安排方面造成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几乎为零，是造成工业产能过剩特别是工业品消费不足的很重要的原因。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和财产的差距，是造成国民经济生产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国民经济流程看，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其消费率就越低，其收入中更多的比例用于投资，生产能力越来越大；而居民收入水平越低，其收入的消费率却越高，但是，由于其收入水平较低，其消费的支付能力却不强。当收入向城镇居民，特别是城镇中资产和财富雄厚的较少数居民集中，而农村中多数居民，以及城镇中许多非户籍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满足消费欲望的货币支付能力不强，则城镇居民投资和技术进步增加的生产能力，不能被更多有支付能力的居民消费需求所平衡，就会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也即生产过剩。
其实，即使在私有体制的经济体，因人均土地面积不同，土地资源配置的方式有所差异。东亚经典模式国家和地区，人口密集而人均国土地面积，特别是耕地面积较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按照耕者有其田进行了土地从集中向分散平均的改革。美国则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农场基本是家庭经营，每个农场平均耕地面积要比东亚国家大得多。因此，土地交易政府管制的程度也不同。美国的土地所有制有两种情况：私人所有制和土地公有制，其中私人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大约占到全国土地面积的60%；土地公有制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联邦政府所有，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33%，二是州政府所有，大约占到5%。还有2%的土地是印第安人的原始保留地。美国的农业用地的流转以租佃制为主，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私人或政府可自行或通过中介出租土地，也可以出售农业用土地。其他所有土地，土地所有者拥有地下的一切财富，可以自由开采地下资源，或者将地下资源单独出售给别人。所有土地都实行有偿使用，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土地可以买卖和出租。联邦政府为了国家和社会公益事业，兴建铁路、公路及其他设施，需要占用州属公有土地或私人土地，也要通过交换或购买的方式取得，交易价格由市场和双方协商决定。上述行为的条件是，建设用地需要符合政府的规划，必须遵守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并照章纳税。
从土地人均多少来看，在上述经济体中，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较为稀缺，由于均为海岛和半岛区域，可利用但未利用的土地面积比例小；中国大陆次之，虽然目前已经利用土地面积规模较大，人均面积水平也不高，但未利用土地经过改造后可利用的面积潜力很大；美国人口相对少，而国土面积大，人均已利用土地面积水平最高。从这个角度看，对于耕地，包括建设用地配置的政府干预程度最重的应当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次之，美国则最宽松。然而，实际上目前中国大陆对于土地要素配置的政府干预最多并且程度最高，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最低。从土地宽松程度和国民经济优化良性运行的方面观察，这是一种非常扭曲的体制安排。
简言之，如果一个国家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必须要有清晰的产权，可以自由交易和流动，通过市场可以形成价格，市场调节要素进行合理优化配置，特别是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之间，也需要合理组合配置。如果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自由流动、互相交易、竞争定价、价值表达、市场调节，而土地要素却在上述方面不同程度地受限，则会导致国民经济运行的紊乱：要素总体配置效率低下，农业中劳动力淤积，资本要素不能流入农业和农村，农民失去以地为本进行创业和获得土地财产性等收入的机会，从而导致农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进而使得城镇中工业品生产过剩，国民经济将增长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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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公众号天勇看经济zhouty-tjj)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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