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考虑到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迅速蔓延、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全球已开启危机应对模式；疫情之下，1-2月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大幅下滑（社零同比下滑20%以上），如再叠加外部冲击，可能使本就面临困境的经济恢复进一步受阻。在我们看来，一个重要的应对冲击之道，仍是依靠自身强大的国内市场、尽快有效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回补。
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当前有针对性地使用“消费券”可谓恰逢其时。为此，本文梳理了本次疫情影响消费的特征，结合“消费券”的历史实践经验以及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为“消费券”政策的使用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一、疫情之下的消费特征
根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1-2月名义社零同比下滑20.5%。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中采取了居家隔离、封城封路等空前严格的防控措施，许多消费场景因此而关闭，成为当前消费遭受冲击的主要原因。总体而言，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在一季度最为集中，主要呈现出线下消费、可选消费和耐用品（汽车、家电）消费受冲击较大，部分疫情严重省份消费下滑更明显等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1、时间维度：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在一季度最为集中
如前文所说，疫情防控进程与消费表现密切相关。就中国而言，本次疫情爆发于一月底，而进入三月以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基本进入决胜的最后关键阶段，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也在传递这一信号。
这意味着，本次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在一季度应当最为集中；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居家隔离、封城封路等防控措施正在逐步解除，二季度消费将具备一定的恢复条件；而参考“非典”时期的经验，如二季度末全国（包括武汉）疫情能够结束，则三季度开始很可能出现报复性的消费反弹。
2、场景维度：线上消费贡献大，线下遭遇场景关闭、呈现停滞状态
分线上线下来看，本次疫情的防控措施整体对电商等线上消费相对有利，线上渠道在防疫及生活物资保障方面也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统计局数据显示，1-2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仍维持同比3%的正增长，疫情冲击之下实属不易。
但以餐饮、文娱、旅游和实体商超为代表的线下服务和零售消费则因为场景关闭而遭受冲击。1-2月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同比下滑22.2%；服务相关消费受冲击更大，1-2月限上餐饮收入下滑近40%，可得数据显示旅游和电影等行业在此期间也损失惨重，疫情期间很大一部分服务消费损失可能就此沉没。
3、品类维度：可选消费影响大，汽车、地产相关消费明显被抑制
分品类来看，1-2月社零数据显示，食品饮料、药品等必选消费品降幅相对较小，而可选品类整体受到较大影响，服装、奢侈品、汽车、地产相关消费同比降幅均超30%。
其中，汽车、家电等大件耐用品消费明显被抑制，值得关注。2019年汽车类消费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中占比接近30%，此前乘联会数据已显示2月乘用车批发和零售同比分别下降82%和78%左右。家电方面也不容乐观，商场超市的关闭使线下销售暂停，供给受阻。
4、地域维度：湖北等疫情严重省份的消费受影响更大，关注困难人群
疫情防控措施的强弱应与其对经济影响的大小高度正相关，这意味着疫情越严重的地区，消费受影响应当越大。疫情自武汉爆发之后，湖北各地先后采取了封城封路、全民隔离等防疫措施，经济活动几乎按下“暂停键”；其周边省份如河南、湖南、安徽等地疫情的防疫措施较全国而言也更加“硬核”。
此外，复产复工困难直接造成大量人员失业或收入骤降，当前已经出现部分困难人群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尤其在疫情严重省份或地区。
二、地方政府的“消费券”实践之策
基于上述消费现实，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可从中寻找突破口，同时参照自身实际情况和历史实践经验（如2009年的杭州），尽量有针对性地安排实施“消费券”政策，兼顾稳增长与保民生。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
1、合理设定“消费券”的使用期限和发放时间
基于前面的分析，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解禁，消费在二季度已逐步具备一定恢复条件、而三季度开始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原则上我们建议将“消费券”的使用期限向二季度末之前的这一段时期倾斜。
当然，很大程度上，不到疫情彻底结束、居民心理恐惧慢慢解除之时，部分消费场景和品类（尤其是餐饮、旅游等服务相关消费）可能持续不具备恢复条件。因而，发放“消费券”应结合疫情控制的实际情况，分场景、分品类、分阶段，合理安排发放时间。例如：
针对不受疫情场景限制的线上消费，即刻就可同电商合作，共同设计覆盖全品类的实物“消费券”；而当前多数地区疫情已得到控制，商场、超市等线下零售场所已经或正在恢复开放，也具备了发放和使用实物“消费券”的条件。
然而，餐饮、影院、旅游等线下服务消费场景的打开，只能等到当地疫情基本消除、防控措施基本解禁之时，“消费券”的派发时间应配合防疫相关要求。一旦具备条件，地方政府可参照次贷危机之时杭州等地的做法，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重点针对餐饮、文娱、体育、旅游等服务消费实施“消费券”政策，使用期限也可视发放时间做相应的延长。
2、“消费券”的种类设计和发放范围应兼顾稳增长和保民生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全面收官之年，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倒计时”阶段，即将面临“终极大考”。如前文分析，部分困难人群因失业、推迟复工收入骤降，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
在此情况下，“消费券”的种类设计和发放范围应兼顾稳增长和保民生两个方面。既要考虑照顾餐饮、文娱、旅游等受冲击较大的行业，以稳定服务业增长；也要使“消费券”政策能够发挥一定民生保障作用，重点向困难人群（尤其是疫情）的生活保障需求倾斜。
就具体做法而言，以南京为例，其本次公布了餐饮、体育、图书等7大类“消费券”，其中就包含“困难群众消费券”；当然，困难人群的划分还需因地制宜的加以考量，此前杭州主要针对其持有《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的家庭、以及人均收入已接近低保标准的困难家庭，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3、 科学安排“消费券”的发放金额和资金来源
实施“消费券”政策，必然需要地方财政付出“真金白银”，财政收支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实施能力。这要求地方政府谨慎评估其财政承受能力，根据当地经济恢复的实际需要，合理安排“消费券”的发放金额。
资金来源的组织方面，当年杭州“消费券”的做法值得借鉴。2009年3月17日，杭州市启动第二阶段“消费券”发放；其中，政府消费券、旅游消费券、教育培训消费券通过财政资金落实，发放对象均为范围明确的特定居民，三者合计发放2.87亿元；转移性消费券和社会消费券的资金则由企业或居民负担，前者通过整合向企业募集的发展扶持资金、扶持奖励资金予以落实，发放对象为企业（用于企业消费性支出及员工福利购买），共发放2.5亿元；后者通过提供折扣优惠等，吸引单位和个人自愿购买，共销售0.6亿元。
可以看到，杭州并非单一依靠财政，而是通过设计不同种类的消费券，配合适当的分担及促销机制，以财政资金作为支撑，调动了社会多方面资金参与，保障了政策的实施。
4、中央应协调好财政分担机制，对重点地区给予支持
尽管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跟进“消费券”政策，但越是疫情严重的省份和地区，如前文所说，其消费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困难人群更加集中，“消费券”政策显得越有必要。但与此同时，疫情严重的省份和地区，其抗疫等财政支出更多、财政压力更大，导致其“消费券”政策的操作能力更差。在此情况下，需要中央层面进一步协调好央地财政的分担机制，对重点省份和地区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以突破地方财政的限制。
三、变相“消费券”：
“家电下乡”类政策仍有空间
除建议地方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消费券”政策之外，当期也有必要在全国层面再次针对家电、汽车等大件耐用品制定专门的消费提振政策。我们此前已经对次贷危机之时曾取得良好效果“家电、汽车下乡”政策进行了分析，其本质上就是变相发放“消费券”。
考虑到当前中国市场广泛存在的更新、升级、环保等需求，近十年过后“家电下乡”类政策应仍有空间。3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其中就提到“各地区结合实际制定奖励与强制相结合的消费更新换代政策，鼓励企业开展以旧换新”。
就需求而言，“家电下乡”后十年，中国大家电更新升级的市场空间广阔。根据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制定的《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系列标准，冰箱、空调、洗衣机、吸油烟机、燃气灶、电热水器等产品的安全使用年限均不超过10年。据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推算，当前中国相当数量的家电实际使用年限在10年以上，超过50%的老旧产品仍在被消费者使用；仅2020年就预计将有1.6亿台家电产品达到安全使用年限，超期服役产品中蕴藏着巨大家电更换空间。此外，2007-2012年的“家电下乡”产品中有相当数量的中低端产品，而随着农村地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对中高端家电产品的需求也日益旺盛。
此外，消费升级趋势下居民追求品质生活、小家电需求十分旺盛。疫情期间，尽管家电消费总体大幅下滑，但主要头部电商的线上销售数据则显示，以厨房电器和生活电器为代表的小家电却逆势大幅增长，如面包机、电烤箱、破壁机、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等，凸显了现代城市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在上述背景下，可以考虑效仿此前“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惠民”等变相“消费券”政策的设计，区分不同需求、不同地区、不同品类，有针对性的实施家电消费补贴等刺激政策。当然，这也需要中央财政为之积极“开源”，备好“弹药”；考虑到当前全球避险情绪高涨、人民币资产吸引力较强，可考虑发行一定量的特别国债，作为当前必要支出政策的资金支持。
而汽车方面，考虑到前期购置税减免等政策对未来消费空间本就有所透支，汽车消费近年来持续下滑，当前政策鼓励的空间可能有限。《实施意见》提及“促进机动车报废更新”、“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政策转变，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限额”等内容；在我们看来，有条件的地方可积极考虑增加指标配给、重点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等为主的临时性刺激措施。例如，3月3日广州市明确提出对新能源汽车给予1万元的购车补贴。
本文原发于经济日报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张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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