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国经济学界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李稻葵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带来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而经济政策层面的败仗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倒退。

李稻葵：中国经济学界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

　　中国发展起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不适应、不理解，有的甚至觉得中国人偷跑、抢跑、耍赖，占了西方人的便宜。怎么办？需要讲好中国故事。要有中国的理论，理论上不去、讲不圆，咱们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永远吃亏。这方面有很多前车之鉴。 

　　经济学理论讲得成功的是英国人

　　1775年英国开始搞工业革命，同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的基本思想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是自我平衡的，好得很，只要你搞自由市场经济，人人都受益。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让劳动分工很细，每个人都发挥效率。亚当·斯密给英国时代创造了一种理论、一种思想，影响了无数人，大家都觉得英国工业革命是世界的福音。亚当·斯密的继任者大卫·李嘉图，当了英国的国会议员，后来到大学当教授，也为当时英国的经济摇旗呐喊，自由贸易好、人人都受益，自由贸易的各国都发挥比较优势。英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在学者那里找到了理论的、思想的根据。

　　马克思虽然不是英国人，但他研究的是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奋斗了几十年，他的结论有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是误导，让人误以为那个制度永远会存在。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有它潜在的本质性矛盾，这个理论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哲学的思考，比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高一个层次，这么多年指导了很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凯恩斯，又是英国人，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包括1929年的大萧条，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凯恩斯提出政府必须干预，政府发债券，雇工人在地上挖个坑都可以，只要你挖坑就把工人雇了，工人就有钱了，市场就可以运转起来，他在哲学层面实际上是继承了马克思。

　　一战结束时，凯恩斯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学思想者，倡导不应该死磕德国，英国跟法国应该给德国留出生路，可惜他们没有听凯恩斯的。英国和法国拼命地挤德国，把德国推向了极权主义的、极端主义独裁的死路。二战结束前夕的1944年，凯恩斯带领英国的团队应邀到美国去构想1945年战后世界的经济大格局。讲得非常好，但是可惜英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美国掌握了世界霸权。堂堂的凯恩斯说不过美国的国务卿怀特，怀特方案最后被采纳。

　　讲得比较成功的是美国人

　　美国非常有意思，建国二百多年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这是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的。很有意思，美国从内战结束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原则上讲，没有出思想家、经济学的大家，没有思想家为自己辩护。美国推行大陆经济，搞贸易保护，不需要提倡自由贸易是说得过去的，但是美国没有出自己的思想家为自己辩护。直到二战结束，美国要主导国际秩序了，蹦出来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他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者，作为犹太人非常会辩论、非常会利用电视媒体的传播渠道在美国到处宣传自由市场经济，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算是成功的，但是应该说不能算原创。

　　接着，二战之后哈佛大学当时最有名的、最有影响的阿尔文·汉森教授，他的贡献是把凯恩斯主义引到了美国。他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跑到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经济系，技术层面非常强大，建立了现代整个经济学的技术体系。还有一位是萨缪尔森的侄儿萨默斯，当过美国财政部部长，后来又当过哈佛大学校长，以前是为自由贸易摇旗呐喊，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转向，说自由贸易对美国不一定是好事。

　　坦率地说，美国搞经济学的人多，技术完备，非常强大，但是思想层面有点土，重大思想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还有后来的熊彼特等。

　　不敢讲、讲得不好的是日本人

　　最悲情的故事是日本。日本人将近三十年的经济衰退怎么来的？我认为是经济学没搞好。日本人非常勤奋，技术上精益求精，做一个汽车、做一个产品，几十年如一日，但经济学不是这么玩的。日本人的缺点是什么呢？一是学外语太慢、嘴笨，中国人总的来说学外语比日本人快一点。二是思想层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没有创新。这么多年日本的财政部、央行找不出几个能够跟美国人吵架的、在理论上能够讲得圆的高级学者或者官员。

　　日本财政部里面的博士非常少，这么多年一碰到汇率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具体的体制问题，包括日本特殊体制问题，他们讲不清楚。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倒霉的是日本，因为日本借了很多钱给东南亚国家，日本非常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缓一口气，然后把这个钱还回来。日本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钱不够，我们出钱搞一个亚洲货币基金来营救那些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把他们扶起来之后给我还钱，就像美国扶持墨西哥一样。美国人说不行，一定要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一步伐行动，日本人什么都不敢讲。

　　必须把中国成功经验讲出来

　　所以，中国未来到2035年、2050年的发展，不光要解决具体问题，还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未来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为什么今天的美国、欧洲会出问题？要把这个理论上讲清楚，讲不清楚一定会吃亏，这是我们的责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带来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而经济政策层面的败仗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倒退。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20多年的衰退，起源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而广场协议之所以签订是因为日本经济学研究长期落后于实践，在日本经济腾飞的年代，鲜有日本经济学家能够与美国同行针锋相对、从学理上反驳美国政府强势要求，没能给一线经济政策团队应有的支持。最终，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政策要求，日本经济政策界毫无还手之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结束前夜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多亏了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没落的“大英帝国”争得了超额的话语权和利益。日本的例子为我们敲起了警钟，凯恩斯的故事警醒着我们。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有紧迫感，必须把我们伟大的经济实践和思想，转化为国际上有广泛说服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经济的重大决策，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作者介绍：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