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我的金融研究生涯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李扬

　　在人大读书，让我养成了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让我终身受益。

李扬：我的金融研究生涯

　　1、选择金融学

　　我祖籍安徽省怀远县，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1963年进入安徽省淮南二中读书。在我读书的时候物质条件菲薄，但学校的学习空气和学术氛围十分浓厚。少年时代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安徽最好的中学里读几年书，无疑是我终身获得的最好的馈赠。

　　1968年10月，我顶着“知青”帽子，被下放到广阔天地中去“炼红心”。我插队的地方是淮南郊区唐山公社东津大队。多数知青都是“扎根派”，都把自己视为真正的农民，准备在农村干一辈子。应当说，这种作为“真正”的农民以及后来作为“真正”的工人的经历，给予我认识社会、认识经济问题的草根思维，打下了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草根基础。我一直认为，这种思维方式，这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和思想感情，弥足珍贵。此种体悟，远非一般“下基层调研”或者“体验生活”所能得到的。就是在插队点昏暗的油灯下，我开始了学者生涯。

　　最初读的书并非经济学著作，而是国外文学名著。我读这些书，对故事情节不甚在意，注意力主要在集中在渗透其间的人文情怀以及作者和译者的文笔。农村读书生活中，有两件事不可不提。一次过年返城，偶尔与同院里一名老师的丈夫聊天。他向我推荐，既然爱读外国小说，就不妨读一些理论著作，可以选《资本论》一读，这次偶遇，使我一生同经济学结缘。《资本论》是一部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百科全书，从中可以学理论，学历史，学方法，而且译笔上佳，认真研读，受益一生。正是因为以《资本论》为自己经济学研究的启蒙，我的学术道路从一开始便走在正途上。读书须读原著，力求追根溯源，这是我自始便遵循的治学之道。

　　另一件读书事纯属偶然。大队要我去看两周仓库，一天在仓库寻行，忽然发现墙角放着几本书。蹲下去翻一翻，发现其中一部稍厚一点的，写的是人类发展规律和认识世界的方法等，恰与我读过的《实践论》相合，与《资本论》似亦有关联，于是就翻读起来。后来我才知道，那部读本就是由艾思奇主编的大名鼎鼎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此时，我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亲知以及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兴趣，使得我在农村时便开始思索身边的经济问题。

　　1971年初，在农村度过了两个春秋后，我被抽调回城，在淮南建筑安装公司当了一名建筑工人。青工的生活丰富多彩，但我对理论的兴趣依然保持。出于对理论的兴趣，我对马恩著作“六本书”，下过精读的功夫，也作为“工人理论骨干”参加过省市党校的培训。事后的经历证明，这些功夫都没有白费。与我后来学术生涯有关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参加了建筑公司“七二一大学”的组建工作。大学挂牌后，我充任政治课教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我先后主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反杜林论》导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导读”三门课程。这些实践，对我以后的理论研究不无助益。

　　1977年10月21日，全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当然义无反顾地开始准备。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父母的期望以及自己的偏好，我都偏向于选择理科。但是，我只是初中毕业，自揣很难在40天内自学完理科四门，而文科四门中的文、史、地靠的是平时的功力，真正难的只是数学，如此算来，要想当年一举中的，唯有报考文科一途。决定我一生学术方向的大事，就这样确定下来。究竟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激烈竞争中，我脱颖而出，终于迈进了大学之门。那年，我已满26岁。

　　四年的大学生活如白驹过隙，我不愿到政府机关去工作，于是选择了报考研究生。经过深思熟虑，我选择报考金融学（那时还称货币银行学）专业的硕士。我之选择金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则遵从本心，二则得名师指教。那时的青年，多怀报国之志，因此，急切希望自己学的东西能为国家所用。最终选定金融学，更得益于名师的指引，那就是我在安徽大学的系主任滕茂桐教授。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给我们开讲座，讲萨伊定律、边际革命、比较利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反革命等，这些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也未见诸现成的教科书。他的教诲，让我们得窥现代经济学殿堂之一角，然后将整个大门向我们敞开。

　　1986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王传纶教授攻读财政学博士学位。王传纶先生在国内被公认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人品、学问皆称楷模。随他读书，如沐春风。中国人民大学一向就是我国金融、财政理论界的重镇，我的导师王传纶教授和黄达教授是主要带头人。人民大学的传统是财政、金融不分家，倡导金融与财政思想同生、共进、互补发展；理论联系实际，更是传承有序的良好学风。在人大读书，让我养成了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让我终身受益。

　　2、结缘社科院

　　博士毕业之时，虽然确定了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但对于未来的工作单位，尚无明确的选择。博士论文答辩，让我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结下终身之缘。

　　三年博士生，我专攻财政。我一向主张将金融、财政、宏观经济同炉熔炼，我开始努力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尝试用之研究现实问题，重点在于评价现行经济政策。确定了研究的基本趣向，我开始为博士论文做准备。准备工作大致沿着理论工具和确定问题（选题）两个方向展开。第一学年结束，我的博士论文题目终于选定，就是财政补贴。这一选择得到了王传纶老师的首肯，他还特意向我推荐了lee S．弗里德曼的《微观经济政策分析》（1984）。

　　在论文中，我着意对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的概念花了一些笔墨，对于论文所用的主要分析工具——相对价格、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等，做了精细的界说。在此基础上，我提出（多数是借用）了若干分析补贴必不可少的分析概念，如，现金补贴、限制性实物补贴、非限制性实物补贴，等等。拿着这些工具，我进一步针对住宅租金补贴、农业补贴、进出口补贴等展开专门分析，最后，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对补贴政策和价格改革的替代关系及其利弊得失，进行了总结性分析。

　　论文的答辩在1989年夏进行。本系资深教授悉数参加，系外则有许毅、黄达、张卓元、吴易风等顶级财经名家。答辩之前，我和王老师都还有些担心，因为论文运用了大量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概念及工具，虽然做了一些貌似与价值规律结合的努力，但终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唯恐不见容于当时的理论界。答辩的结果却喜出望外，几位泰斗级老专家以及来自实际部门的专家，给予极高的评价。论文获得了成功。答辩不久，它便被上海三联书店陈昕先生看中，收入该出版社“当代经济学文库”。随之，被推荐给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委会，一举获得1990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著作奖。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仍然活跃在第一线且主导中国经济学界的环境下，一个刚出校门的博士生能获此殊荣，确实令人鼓舞。

　　也是在那次答辩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的张卓元教授。正式答辩结束后，卓元教授关心地问及我毕业后的去处。得知我的处境和要求之后，他当场拍板，正式录用。多年后谈及此事，卓元老师还开玩笑说：“两间房买了个李扬。”就这样，自1989年9月始，我由财贸所，到金融所，到院部，再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结下不解之缘。

　　3、与改革和发展共生

　　到了财贸所，我立即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运行轨道，那就是永远做不完的课题、永远开不完的会、永远无尽头的调研。当然，也就有了永远的兴奋和成就感。刚到财贸所的第二周，卓元老师就决定让我参与所里承接的由国家社科基金和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国际合作项目——“中国城市土地使用与管理”课题研究。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调研工作极端辛苦。记得我与所里的张敬东先生负责调查中关村地区土地出租的情况。连续三天，我们的中饭就是面包，而且每天要顶着大太阳奔波。根据计划，我们需要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开始，向北直至海淀煤场（今海淀电影院附近），调查沿线全部机构土地私自出租的情况以及租金水平，借以估算土地收益。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国有土地出租，所以，虽有街道干部陪同，被调查者还是极不合作。为获得接近准确的数字，我们不仅挨个调查了沿路所有单位，而且每个单位都要调查两次，然后将两个结果进行交叉验证。

　　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就在国家层面仍然在是否改革城市土地管理体制逡巡之时，在地方层面，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刺激，土地产权的界定以及使用权的流转，已经开始。有一些安排更是极其聪明，当然也极具“中国特色”。此次调研收获颇丰，远非“土地是财富之母”所能概括。就了解国情而言，基于土地展开研究，就等于把握了中国经济的基本脉络。就经济理论学习和研究而言，了解了土地，所有的经济理论才有了真正的生命，理解复杂的经济理论方才有了密钥。调研中我们方才理解：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经济学家，无一不是土地问题专家。进一步我们深深认识到，中国经济的所有问题，均与产权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有关。其实，只要认真思索，你会发现土地问题无所不在。不妨想一想，如今令人手足无措的房价问题、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问题，甚至是污染问题，哪一件不与土地有关？

　　根据课题组安排，我虽然进组较晚，但却承担了撰写课题总报告的重任。这当然是张卓元老师在为我创造机会。报告颇得土地管理当局好评，在实践上，对于推动我国城市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在理论上，报告亦为理论界广泛认可，当然也为我赢得了诸多荣誉。我在1992年便与李京文等成名大家一起，获得人事部等六部委评定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而且当时我还只是助理研究员，当与这一切有密切关系。

　　1978年之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可以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没有现代意义的金融学。我的金融研究生涯，就始于这样的背景。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一代金融学者的多重使命：既要系统、全面、准确地引进现代金融学的基本理论，相应地介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为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参考；又要结合中国国情，适应改革的步调，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体系；还要不时同那些根源于传统体制的过时理论以及不顾中国国情的“舶来品”缠斗。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深入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1994年建立货币供应统计体系。我作为主讲专家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关于在中国建立货币统计体系的专家论证会。会后，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希望在我讲话的基础上提供一份更为详细的文稿以供参考。我便以会议发言为基础，形成了名为《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及调控》的一篇长文送交。这篇长文在我国金融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称它“指导了中国建立现代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

　　1995年，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问题进入我的研究视野。在我对货币市场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有一篇名为《中国国债回购市场分析》的论文（载《经济研究》1996年第8期）。这篇文章最早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了一整版，第二天开会遇到易纲博士，获其盛赞，称其“把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不久后又听说，这篇论文是国内唯一系统研究货币市场问题的文章，这个判断是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外汇交易中心总裁谢多先生告诉我的。事情起因于中国人民银行管辖的银行间市场的发端，我国机构投资者进行债券大宗批发交易的场外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正式启动。筹办这个市场的责任落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计划资金司谢多先生身上，上面的话就是他在那时说的。以文交友之后，我与谢多先生建立了友谊自不待言，经常参加银行间市场建设的讨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除了深度参与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城市住房制度和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调查和研究，我至少还在风险投资体系、金融生态评价、国家资产负债表、经济再平衡等方面，有过深度参与。研究广泛覆盖了货币、利率、汇率、准备金制度、公开市场操作、外汇储备、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等直接关涉货币政策框架的主要领域，而且广泛覆盖了诸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国债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等属于“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的领域。

　　4、为中国发声

　　作为中国最高国家智库的成员，我们的研究常常与国家制度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密切相关。这些研究大都很少有经济收益，甚至完全是无偿劳动。此类研究的功用，就是为国家治理铸造利器。

　　2007年3月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失衡”无疑是被各国当局使用最多的词汇之一。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偏爱用之来解释此次危机的根源。将危机归诸失衡，将失衡描述为“全球”的，他们便得以轻松地将危机的责任推卸到其他国家，特别是类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头上。可以说，“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云云，都是从这个概念中获得其理论支持的。

　　中国的有关部门自然对此论保持了高度的戒备。在所有的公开场合，特别是在国际会议上，官方都避免使用这个词汇。有朋友告诉我，在历次G20峰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会议的公报和首脑宣言中抹去这个用语和相关表述。

　　我们理解有关部门的这个避讳。但是，作为经济学家，深心里总觉得如此避讳似乎是杯弓蛇影，甚至几近掩耳盗铃。平心而论，一方面，除去失衡，我们似乎还很难为危机找到更合适的根源；另一方面，承认失衡是根源，绝不意味着我们接受某些国家“东引”来的“祸水”，承认失衡是我们的责任，相反，认真研究失衡问题，在国际上，我们正可据以深刻揭示某些发达国家造成失衡并引发全球危机的事实，在国内，也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我们发展道路偏颇、经济结构失调且多年难以调整的深刻原因。

　　2009年年初，我随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伦敦参加了由他和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唐宁街10号共同主持的全球经济学家座谈会。包括斯蒂格利兹在内的20余名全球大牌经济学家与会。我是唯一的中国学者。座谈会安排了5位经济学家发言，我是其中之一。在向总理汇报并获同意之后，我在会上专门阐述了对全球失衡的看法，要点有四：其一，失衡问题虽只在近年才引起世人关注，但作为一种全球化的伴生现象，则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便已存在。其二，观察布雷斯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脉络便能清晰地看到：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居于失衡的逆差一方；在失衡的顺差一方，不断变化的角色包括德国和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先是亚洲“四小龙”，继而亚洲“四小虎”，然后才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渐次加入了该行列。因此，如果说全球失衡是此次危机的根源，那么，最重要的根源在美国那里。其三，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若称全球失衡，则世界各国的国内经济也一定是失衡的。因此，克服危机，促使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的要义，在于世界各国均致力于调整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由于当前的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他们显然应承担最重要的主导性责任。其四，中国政府自20世纪末开始便已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施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力求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国内投资的过度依赖。这是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切实步骤。

　　从会上和会后的评论来看，我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尊重。那次会议之后，全球失衡和再平衡问题便成为我的研究重点之一。以此为基础，我邀请张晓晶博士共同研究，撰写、出版了专著《失衡与再平衡》，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不仅全面展开了我在伦敦座谈会上阐述的四个观点，而且对于失衡的概念（均衡还是平衡？）；“好的失衡”与“坏的失衡”；失衡的可持续性；走向新均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于2016年获第一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

　　2012年，由我、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博士、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博士分别牵头的三支研究队伍，几乎同时展开了对中国国家资产负债状况的研究，并先后发表了长篇分析报告。在中国研究界，多只研究队伍不约而同地对一桩纯属“帝王之术”的枯燥论题展开探讨，实属罕见。那是因为，自2011年年底开始，很多国外研究机构和投资银行，借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浮出水面且经济增长率有所下滑之机，此起彼伏地唱衰中国；少数国际评级机构甚至据以调降了中国的主权级别。中国经济学家自然不能坐视瓦缶长鸣。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特别是政府资产负债表），深入剖析中国各级政府债务的源流、现状、特征及发展前景，评估主权债务风险，我们责无旁贷。

　　对我来说，围绕基础理论展开基础性数据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是我的兴趣点之一，而且，这一直也是我为学界称道的研究特色之一。我们关于中国资产负债表的首批成果形成于2012年。我们的成果结集成书，分别是《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理论、方法与风险评估》《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多次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3）、国家各相关部委、国内外一些知名投资银行引用。此外，关于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研究的英文论文，已经被收入国际货币组织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第四条磋商》报告。2016年6月15日，由国务院领导点名，我作为主讲专家，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关于中国债务问题的国内外媒体吹风会上做了专题报告，介绍中国债务水平等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由智库向世界、国内公众和媒体宣讲国家大政，在中国尚属首次。这项成果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奖项。最近的一次，就是获得了2016年“中国软科学奖”。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经济学部卷（上）

　　(本文作者介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