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全部经济学因为互联网都要重写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李扬

　　全世界有大量经济学家在研究互联网问题，虽然革命性的成果尚未推出，但大家一致同意，全部经济学都应当重写。它对金融的冲击也是致命的，基于互联网，我们的经济社会可能产生出“去央行化”的私人货币，从而走出货币被消灭的现实道路。

　　一、 从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说起

　　2014年以来，全世界都在谈论一位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专著《21世纪资本论》。从书名与《资本论》刻意关联以及全书的结论来看，作者显然是用300年来资本主义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新材料，在做马克思在百余年前所做的同样的事。我们不想妄断作者的立场，但从国内外的反应来看，大家公认，这部著作是近几十年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成果中最有说服力的一个。

　　在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之前讨论一部外国人的著作，是想借此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组织了那么多学者，安排了那么多课题，花了那么多钱，历经那么多年，却未能产生哪怕与皮氏接近的成果呢？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皮凯蒂的学术经历说起。皮氏22岁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旋即赴美国麻省理工任助教，然后，应法国总统之邀，回到法国，组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并在其中执教。在研究和写作《21世纪资本论》的过程中，他得到了英国财政学界泰斗艾金森和美国经济学界的新星萨伊兹的帮助。

　　要问的是：这样一个浸淫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典型的西方经济学者，何以能写出让世界动容，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得到那样大反响的著作呢？我以为，他的成功，是科学的成功，是学术的成功。皮氏用科学和学术的力量征服了全世界的读者，助其学术成功的因素，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丰富的历史资料、周全的统计资料、严谨的数理分析、严密的理论逻辑。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有更多的话说。追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还在上升期的十九世纪创立马克思主义，靠的是科学和学术力量；列宁在流亡中写出推翻帝国主义的檄文，靠的是科学和学术的力量；毛泽东在暗夜如磐的旧中国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靠的是科学和学术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以探究“所以然”为己任的学术和科学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产生并在世界取得了应有的地位。有了这种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科学严谨、鞭辟入里的优良学风，马克思主义才征服了世界。我认为，在新形势下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首要的是要张扬科学和学术的大旗，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学风。

　　二、 从中国的成功实践入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深厚基础存在于我国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因此，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入手，将这些实践上升为理论体系，是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不二法门。在我看来，至少在如下领域，我们已经具备了创造中国学派经济学的条件。

　　1．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2015年，国际计量史学界披露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工业化是3000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他事件虽很有趣，但不重要。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

　　因为，从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微观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有本质性的大变革。

　　在工业化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经济增长都服从马尔萨斯定律，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继而人均收入增加，为下一轮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又会减少，生存挑战越来越大，进而导致战争或瘟疫发生，并使接下来的人口又减少，如此循环不已。

　　工业化打破了这个循环，因为工业化使得创造生产资料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基于此，人类可以进行“迂回生产”，从而大量的科学技术就能对象化，财富才可能不断积累。这一切都导致生产率不断提高。

　　接下来的问题是，工业化如此重要，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它首先发生在英国？西方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因为那里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是通过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实现的，继而实行了宪政，在意识形态上，则归功于启蒙运动，等等。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研究而且可能产生世界影响的论题。按世界标准，中国的传统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但我们显然走的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我们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一步步走下来的。

　　我们实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我们的工业化既有类似“承包制”的体制变化，也有维持集体所有，通过乡镇企业的成长壮大而取得重大突破，等等。归纳而言，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集体组织的转型，构成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凡此种种，都是与西方传统不相同的，因此，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抽象出其中成功的要素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当可对经济学做出中国的重大贡献。

　　2．人口：从负担到红利

　　近年来，理论界乃至政府部门都在谈人口红利。大约的意思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收获了几种红利，其中，人口红利贡献最大。但如今（大约从2012年开始），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完毕，今后我们需要创造改革红利，云云。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在我们这代人上大学时，说到人口，从国内到国外，从政策到理论，众口一词地认为它是中国发展的“癌症”、“死荷重”。因为有了过多的人口，而且人口结构高度年轻化，中国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就业问题和吃饭问题，所以需要控制人口，于是就有了如今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新中国以来还有著名的马寅初和毛泽东同志的争论。马寅初坚称人是“口”。鉴于粮少人多，所以要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毛泽东坚称人是“手”，“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当时的条件下，马寅初显然是对的。但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们显然是在“人口红利”的概念下，享受着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众多人口。如今，红利将逝，我们需要努力延长人口红利，还须创造其他红利。

　　这又是一篇大文章。同样是人口，如何从谈之色变的癌症，变成令人难以忘怀的红利，阐述清楚其中转变的体制、机制、技术变化过程，发掘出其中的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将向世界，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奉献出无与伦比的理论贡献。

　　3．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公民社会不得不忍受的负担。理想的情况是，政府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与此对应，从“单个的人”出发，基于所谓“理性人假设”，伴之以“看不见的手”，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庞大体系得以建造并发展起来。从实践上看，西方经济学大致上反映的正是西方经济社会的事实。

　　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国，理想的要求，良治的社会，不是小政府，而是好政府。基于这一实践，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都不是从个人出发的，而是从集体出发，讲求的是在集体发展起来之后，个人享受其应得的一份。中国的经济学，目前当然还不成体系，但是，我们宁愿说是因为我们未能很好地整理和继承。中国自隋以来便实行科举制度。在此制度下，若能从主要拷问四书五经的乡试中脱颖而出，参加殿试，则皇帝要考的是“策论”，那都是一些“治国平天下”的思路，其中当然以经济为主。中国的经济学强调的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这与西方经济学完全不同。

　　任何不怀恶意的人都承认：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但是，囿于西方经济学，多数人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却都认为，这只是某一发展阶段的情况，一旦越过这一阶段，我们还须向“小政府”、“守夜政府”退却。更有一些心怀叵测者套用西方经济学概念，称中国的成功，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从而，事实上也动摇了西方经济学整个基础。就连那位曾妄言“历史终结”的福山先生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全面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之经验，认真分析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从功能和体制机制角度加以研究，构造一个从全局（而不是个人）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政府应有的作用及其行为规范（不是守夜人），再进一步构造出一个政府、企业、居民各安其责、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抽象出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创造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梦想是能够实现的。

　　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勾画出的经济社会体系，是由无数个人通过契约连接起来的。然而，作为一位科学家，他在晚年接触到了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某些文献资料之后，便敏锐地认识到，在远东，存在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那里，一切从社会总体出发，并以总体与个体的和谐为归宿。因此，应当有一个远东特色的经济学，而且，马克思已经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下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只是天不假年，这项研究未能完成。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理应承担起这个历史任务来。

　　4．破解发展的“双缺口”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门大分支专门研究发展问题，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体系上说，发展经济学无非只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展领域的延伸。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双缺口”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大约说的意思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落后，是因为那里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发展的缺口：一是国内存在储蓄缺口，二是对外存在外汇缺口。因此，破解双缺口，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最终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这次危机证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双缺口的状况基本未得改善，这才造成：在危机的头几年他们发展十分迅速，以至于有“双速脱轨”之说，然而，当美国开始“量宽退出”，大量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回流之时，人们沮丧地看到“双缺口”依然如故。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注意到又一个事实：中国自1994年开始，便从根本上冲破了“双缺口”。因此，只有中国不受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影响，基本可按照自身设定的目标保持着稳定的增长。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总结这个奇迹中的关键环节、体制机制安排，并由此概括出若干概念、范畴，进而用某种逻辑将它们构造成体系，便能形成一套漂亮的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这套学说，当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5．城市化问题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沿着老路已经走不下去。实践让我们反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否也犯了照搬西方的错误呢？深一步分析，是否城市的功能及概念在中国和西方存在不同，从而，城市化的理论，中西方也是两个套路呢？我们倾向于肯定。如所周知，欧洲城市化兴起之前，存在的是“先进的农村、落后的城市”，因而，那里的政治格局，是“乡村统治城市”（《共产党宣言》语）。在中国，城乡关系从来就与此相反。因此，基于欧美的实践谈城市化，同基于中国的实践谈城市化，可能就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当我们希望从西方国家借鉴城市化经验时才发现，在那里，城市化从来就没有被当作特别重要的问题看待，从而在西方，像样的理论著作十分鲜见。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包括其含义、目标、起点、过程、影响、城乡互动机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等，都应重新考量。

　　于是，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要特别重视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理论。事实上，在我国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安徽等省，用传统西方标准来衡量的城市化已基本完成。一方面，那里的农民不愿意用其在手的土地用益物权去交换一个城里的市民身份（所谓“市民化”）；另一方面，这些省份的乡村和小镇，真正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有乡愁”的，进而已经开始在吸引着城里人向乡村流动。我们要做的，是总结这些地方的经验，提炼出概念，找出规律，形成理论。在我看来，或许我们需要继承当年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之路。须知，他的《江村经济》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而这种中国特色的研究，在上世纪初就已获得国际公认。

　　6．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金融

　　大家都知道，互联网正不可阻挡地改变着我们的一切。这种改变“大象无形”，以至于我们离开它已寸步难行。目前，全世界有大量经济学家在研究互联网问题，虽然革命性的成果尚未推出，但大家一致同意，全部经济学都应当重写。它对金融的冲击也是致命的，基于互联网，我们的经济社会可能产生出“去央行化”的私人货币，从而走出货币被消灭的现实道路。在这基础上，全部的金融学也应当重写。

　　为什么在讨论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时提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在互联网的发展上基本走在前列。这一丰富、前卫的实践，当可为创立基于互联网之上的经济学、金融学的新版本，提供无比坚实的实践基石。简言之，中国的经济学家若认真总结中国发展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金融的经验，提炼、概括出若干概念、范畴、规律、范式和体系来，当能产生出领先世界的经济学成果。

　　三、 简短的结语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远不止以上所列六端，只不过，在我看来，以上六个方面，已经成熟到可以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程度了。

　　写下这篇文字，无非是想强调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来，必须从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中寻找她的根源。而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学风，张扬科学和学术的大旗，则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二法门。

　　（本文系作者参加中宣部“马工程”座谈会发言的修改稿）

　　(本文作者介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