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要把我国13亿人口的潜力发挥出来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郑新立

　　改革生育政策是必要的，但在20年之内，主要还应是把现有13多亿人口的潜力发挥出来。美国人均GDP是我国的6倍。如能缩小到3倍，我国GDP总量就能远远超过美国。发挥人力资源潜力，重点是提高人口素质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繁荣的轮回》和《跨越发展的陷阱》已经由中国财富出版社出版。

　　周天勇同志是一名有着深厚经济学功底和很务实的经济学家。看完天勇同志的新作《繁荣的轮回》和《跨越发展的陷阱》两本姊妹篇原稿后，为他直面现实、大胆探索的理论勇气深深打动。

　　第一本书描述了生育控制时间太长和力度过大导致了少子化、老龄化、经济主力人口萎缩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迷，其形成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和总需求收缩与一个滞后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内在影响关系，解释这是一次迄今国民经济下行9年之久基础性的深层次原因。

　　第二本书探讨了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企业高成本和对外经济漏损的另外两个原因后，在分析中国存在优势条件，以及在对经济增速变化及其原因的历史纵向和国际横向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系统地构思了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翻转为上行的一个框架性的方案。这项研究对我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概括本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以下几点值得称赞：

　　一是敢于直面矛盾的担当精神。我国经济下行已经经历了9年。对于这样一个引起全球关注的经济现象，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是直接面对还是视而不见，是论证其合理性还是寻求改变这一趋势的途径，天勇同志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把近三年的主要精力用在研究这一问题上。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中外相关的研究成果，用自己的独立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是一个自选课题，没有研究经费支持。仅此一点，充分表现出天勇同志的理论勇气和担当精神，值得同行们称道和学习。

　　二是注重系统分析的科学态度。经济增速下降，只是一种表象。其影响因素多种多样，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原因；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有内在原因，也有政策影响；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

　　对此，各个经济学家由于其占有信息、知识结构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正确的结论只有在全面获取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才能得出。天勇同志对此问题的分析，是我所看到纳入分析的影响变量最多、采用数据最全的研究工作。在研究如何实现经济增速翻转问题上，持以十分认真、严肃科学的态度。对此，也值得称道。

　　三是针对难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分析矛盾并不是研究的目的，研究问题的目的在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为矛盾向有利的方面转化提供智力支持。天勇同志这两本书不是罗列一大堆矛盾和原因就此了事，而是把重点放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上，这是难能可贵的。

　　当前经济工作的最大难点在如何推动经济走势的翻转，即由增速下降趋势扭转为上升，而且不是短期上升，是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着眼于如何实现三步走战略，到本世纪中叶使中国在人均国民收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当然，一个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但是，能够有这样的胆识和勇气，敢于向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发起冲击，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值得所有的经济学者学习。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都来围绕解决这一主要问题想办法，就一定能找到理想的方案，并为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提供选择。

　　作者提出的提高人口素质、释放农村资源潜力、发挥城市群的带动作用、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等建议，我认为是切实可行的。

　　四是着眼于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作者认为，实现经济增长趋势由降转升的翻转，关键在于针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弊端进行重大改革。作者对产权结构创新、人口生育政策、城乡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教育体制、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对策。

　　这些建议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全要素的市场体系，特别是打破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之间的各种籓篱，建立城乡统一的房地产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市场之间双向自由流动，通过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释放巨大发展潜力，使之成为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强大新动能。我认为，天勇同志点中了要害。

　　五是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改革30多年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新形势下，尽管我们面临着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已经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和具备全球第一出口能力，我们在国际市场回旋的余地更大了，回旋能力更强了，只要机动灵活、妥善应对，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些打压、孤立中国的企图必将破产。

　　对这一领域的分析和建议，是天勇同志的长项，写的很精彩，我都赞同和欣赏。

　　作为一个涉及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研究，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尚需深化，以使对策更具针对性、有效性。

　　对城乡一体化问题应提到更高的程度来认识。城乡二元结构包括城市中市民与农民工的新二元结构，是当前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及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三分之一，农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大到1：2.7。

　　这既是主要矛盾所在，也是主要潜力所在。围绕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推进各项改革，才能抓住主要矛盾，促成经济走势的翻转。对此，希望天勇同志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再多下点功夫。

　　解决企业税费负担过重问题，除了要减税清费，精简政府机构，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还需要进行税收结构的调整，即从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过度到直接税为主，扩大个人所得税的比重，降低企业税收比重。

　　美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的比重达70%左右，因此企业税负较低。我国把企业作为主要纳税对象，有其历史原因，一是由于过去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二是企业财务部门代扣税，征税成本较低。

　　随着企业的国际化，原有的税收结构已越来越不适应国内外企业平等竞争的需要，也不适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要求，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势在必行。同样，解决企业债务率过高问题，需要改变企业融资结构，把现行以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以直接融资为主，为此需要建立发达的资本市场。

　　改革生育政策是必要的，但在20年之内，主要还应是把现有13多亿人口的潜力发挥出来。美国人均GDP是我国的6倍。如能缩小到3倍，我国GDP总量就能远远超过美国。发挥人力资源潜力，重点是提高人口素质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天勇同志的这两部新作，非常值得从事经济工作的各个政府部门政策制定及执行者们，从事经济研究、教学工作的学者们，从事投资、创业、产业、金融、贸易、外经、咨询等方面的从业者和企业家们，也包括关心中国经济命运和发展前景的国内外人士们认真一读，从中一定大有裨益。

　　我相信，天勇同志这两部姊妹篇著作中所研究和揭示的一些人口与经济关系新的范畴和规律，会逐步地被学术、政策研究界和广大读者们所认同。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近14亿华夏人，是经历了许多磨难而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

　　在经济、人口、环境、资源、战略、政策等各学界、各智库、各政府部门和广大民众理解以往难处、卸掉历史包袱和同心同德向前看的胸怀和共识下，研究对策，深化改革，万众一心、释放活力，艰苦奋斗，寻求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未来中国国民经济中远期健康和中高速增长，我们必定会在地球欧亚版块的东部，建成一个人民富裕幸福、生态环境优美、社会安宁祥和、民族繁盛强大的国家。

　　(本文作者介绍：教授、研究员、博导、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