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腐败不除，谁还能勤劳工作？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周其仁

　　北方一个资源型企业的员工说，我们平时好好劳动、好好工作没有意义的，那些控制关键权力部门的人一句话，多少钱就这么送过去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好好工作，我为什么还要诚实地劳动，我哪有精神再去想创新？

　　我们今天的内容是讨论经济增长和反腐倡廉之间的关系，中心的观点就是一个：反腐倡廉、廉洁的文化、清风正气对我们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增长是至关紧要的。

　　1、从经济学基本原理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

　　我们先来看我们国家国民经济这些年的增长情况。一个是经济发展、一个是正风反腐，这之间的联系先要从经济增长的态势来讨论。

　　大家来看图上的这条曲线，它非常像人的心脏波动图。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它总会有一些起起伏伏，这很正常。但是比较大的起伏，我们一定要理解它的道理。这张图是2000年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一个统计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从200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是在逐步提高，虽然有波动，但是逐步的走势是往高了走，走到最高的顶点是2007年。然后，2008年就遭遇了从美国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从200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还是有波动，有起有落，但是总的走势是下行。2016年，在采取了很多措施以后，我们现在的基本判断是经济已经趋稳，站稳了。怎么去理解经济这么大的起落？而为了维持我们第二大经济体再持续地往前发展，其中还有哪些因素是比较关键的？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2008年经济速度虽然已经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增长率还有9.8%，将近是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2009年，中国就取代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最大的贸易体。所以中国经济从新世纪以来、从改革开放以来，成就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指出，非常明显的成就要持续坚持下去，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人口早就是世界第一大了，但是过去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经济表现为什么跟我们的人口规模之间，一直不相匹配？后来又由于什么因素，让我们经济的总规模跟人口的规模开始靠近了？我想从经济学的道理来讲，可能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我们写在图上的这几个字：“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理论。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中一个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什么叫“比较优势”？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自然条件不一样、历史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所以经济的表现不一样。国家经济互相竞争，到底哪个容易胜出呢？比较优势定理就是讲这个道理。所以有些国家后起、落后，它可能生产每一样东西都比走在前头的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要低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就没有希望了。如果后进的国家把资源注意力集中在生产对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然后参加全球分工、参加全球贸易，拿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跟别的经济体具有他们“比较优势”的产品互相交换，这个经济增长的总的表现就会比较好。这就是“比较优势”的道理。

　　再进一步讲，“比较优势”到底比什么？可以说比销售额，也可以比挣了多少利润，但是“比较优势”着重地讲是比较各国、各个经济体相对的成本。我们知道生产任何一个产品或者提供一个服务、参加全球贸易要耗费成本。我们要耗费劳动力、要占用土地、要用能源、要用材料，这些都是要有花费的，这些花费都叫成本。所以所谓你在哪个领域真正有“比较优势”，就是比较你在哪个产品、哪个产业、哪些经济活动中，成本有竞争力。所以“比较优势”讲到最后，是比较各个经济体的成本情况。

　　我们来看看在经济运行当中，我们这个后开放的国家有哪些很明显的成本优势。因为农民的收入低、工人工资也不高，如果回到1980年以前，干部、技术人员、科学家的工资都不高，这个叫做生产要素的成本或者叫工资的成本比较低。但是在经济运行当中，还有一个成本比较隐蔽，就是把很多劳动者组织到一起进入经济过程，有一个体制运行的成本。比如说我要做成一个公司，容易不容易，我们的观念鼓励吗，办手续方便吗，要交多少税，要交多少费，有没有不当的管制？这些加到一起是另外一个成本。它虽然不像在工资表上看得那么清楚，但是它是经济活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

　　改革开放中国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开放，把体制运行的成本给它降下来。很多事情就是放开，早年叫放开搞活，看到有机会鼓励大家去抓这个机会、去组织各种各样的生产和服务，向市场提供产品。这一来我们就把体制运行成本给降下来了。这两个成本降下来加到一起，中国的产品就开始在全球有竞争力。随着开放的实践发现，资本技术进来，加上中国人努力、肯干、创造，我们很多产品可以出口，甚至一个时期成为世界工厂，有大量的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发挥了“比较优势”的作用。我们这个“比较优势”就是比较成本优势，比较成本优势当中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控制住、降低了体制运行的成本，这样才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性、劳动热情和创业的热情，中国经济节节往上升。

　　所以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这个图讲的，我们成本优势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就是工资水平低、土地价格也低、能源价格也低。第二，通过体制改革把不适应的、很高额运行的体制成本降下来。第三，我们不会的去学。一旦学会做一个东西，我们这个产品在世界上就有竞争力，因为成本比别人低。所以我们刚才讲，从2000年一直到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步地往上走，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是合乎逻辑的，要害就是我们发挥了中国在全球化当中的“比较优势”。

　　这张示意图是2010年我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在论坛上总结参加论坛的感受。发达国家就像一个蓝颜色的高高的海平面，中国、印度、越南就是一个低的海平面。这两个水面如果不打通，各过各的日子。两个水面有落差，如果一打通，它就要对流。实际证明，资本技术就会到中国来，它不是来做好人好事，是因为缺资本、缺技术的地方，资本和技术回报高。同时我们吸收了资本、吸收了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经济运行方式，我们就有很多产品有“比较优势”，可以提供给世界全球舞台，可以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所以中国的高速增长就可以拿这张图来表示，一节一节往上走。

　　现在底下也有一块面包，越南也开放了，印度也开放了。晚开放有什么好处呢？晚开放成本更低。土地比我们这里便宜，人工比我们这里便宜。然后中国经济某种程度被夹到中间了。这个挑战是所有经济发展当中，早早晚晚要碰到的。如果你的生产率变化跟不上收入的变化，特别是从跟随的、仿造性的，往创造、创新的方向走，如果走得不够快，再好的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时间以后遇到新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现在讲，我们中国经济到了2008年以后开始下行？第一，成本线降了再升，能不能让它升得慢一点？其中有些变量能不能再重新让它降下来？所以全面深化改革，我的理解，很重要的就是要增加中国这个经济体的比较成本优势持续发挥作用的时间。

　　当然，更重要的，这条成本曲线你怎么收？让它增长得慢，这是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就是要把成本曲线往右下方推，要转型。我们不能老生产同样的东西，老是自行车、毛巾、毛绒玩具。怎么办？你就要升级。所以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创新的意识。这个道理很简单，做起来可是不容易的。什么情况下可以把创新真正变成我们很多产业部门、企业行为，什么情况才能真正收到成效。

　　在什么情况下、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让创新真正落地呢？这两年北京大学，我所工作的这个机构，因为研究国民经济问题，一个方面就是研究创新。所以我们去看了一些中国以外的地区，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很小一个地方，800万人口，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一点。可是这么一个国家，创新企业7000到8000家，人均的创新资本高于美国、高于欧洲，大量的钱财用于Innovation，用于创新。很多关键的新产品是以色列人提供的。你看我们今天说手机，很多人一看手机就会想到摩尔定律，因为芯片储存量每18个月会翻一番，去了以色列知道这个表述不完整，芯片上的信息存储晶体翻番，热量也会翻番，热量翻番就要降热。就是英特尔在特拉维夫的研发中心，那里的科学家小组提出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

　　以色列凭什么有这么多创新？他们开始介绍说重视教育，鼓励你提问题、鼓励你不是记住现成的答案、鼓励你去挑战已有的发现。从小，老师说的可以提出问号，书上说的可以提出问号，哪怕老师告诉你这句话是上帝说的，也可以提出问号。他们的文化鼓励这种氛围、鼓励你重新想问题、打问号。

　　这个是我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老师同学，去年去硅谷和MIT（麻省理工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美国国土很大，真正承担创新的硅谷不大。围绕两个大学，几万家公司在这个前后左右。这家公司设在洛杉矶往东一点的一个沙漠地方，70多个工程师管理人员在那里已经奋斗了近十年，就是靠风险资金。做什么呢？要做一个发动机。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把人类往火星上运。因为往火星运，那么远的距离，不能光靠NASA一年半年发一个卫星，来不及。要像开班车一样地开，把人类往火星运，星际之间的移民，他们有这个想法。我们去看了以后觉得成不成没法判断，但是这股劲儿是打动我们的。

　　要认识到真正让创新变成行为，难度是非常大的。最重要的就是氛围，就是那群人当中弥漫的风气。追求什么，什么让你觉得干了一件事情对得起自己，也拿得出来给别人看？这个氛围、这个风气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这个社会风气，你有楼、你有钱、你放上很多学位，也是空空如也，最后不会给国民经济提供一个新的发动机的。

　　2、腐败是危害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

　　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一下，腐败现象跟我们要争取的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之间，到底什么关系？

　　首先，十八大提出对腐败零容忍，要创造一种氛围、创造一种社会环境，最后变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对于激发国家再进一步参加全球竞争，这个标准确实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就要回答一个问题，贪污腐败到底有什么危害？有人说这个问题还不显而易见吗？我换一个问题更显而易见，说偷东西有什么危害？我们几千年的道德观认为偷人东西是不劳而获，你偷别人东西造成别人痛苦。

　　我们现在把这个经济分析运用到贪腐问题上来。早年计划体制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干的。我要做个体户、我要卖大碗茶，有关部门说不同意、不可以。那好，咱们送点烟、拎两瓶酒去，事情办成了，这不促进经济发展了吗？如果这个事情成了，他摆了摊了，后边会跟着发生什么变化呢？以后办事是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最后会发出一个信号，给点好处我才办事。否则，我就不会轻易地好好办事，或办事就要讲个条件，人为地制造壁垒、人为地让很多事情不那么好办。

　　这个游戏一旦进行，就会不断加码。你送两条烟就摆了一个摊，那我也想摆摊，得送几条烟呢？它会加码的。这个码加上去，最后会弄到整个社会很大一块资源都在人情世故里头了。干任何一个事情弄清楚，谁是管事儿的、谁是掌握实权的，怎么找到这个门路把好处送上去，而且要比赛着送。我送这么多能成吗，竞争对手送多少？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如果没有一个对冲的力量，这个逻辑就会把经济资源的一大块、甚至更大一块卷到非生产性里面去。

　　它更大的祸害是什么？这是我们在调查当中发现的。我在北方一个资源型企业访问过，跟我谈的这个员工说老板叫他去给某个关键人物送钱。他就跟我讲，我们平时好好劳动、好好工作没有意义的，那些控制关键权力部门的人一句话，多少钱就这么送过去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好好工作，我为什么还要诚实地劳动，我哪有精神再去想创新？

　　你看所谓豆腐渣工程怎么造成的？层层回扣。为了拿一个工程项目塞钱，钱从哪儿来？这个钱还不是从做工程的成本当中挖出去一块。挖出去一块，你就不能用好的水泥、你就不能用好的沥青，你就只能挑次东西往里放。这个事情，个别看、一次性看、静态地看，好像送点钱、送点礼就把事办成了，好像是促进了经济的活跃、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可是中国的经验证明，连续起来看以后，它最大的代价是让我们个人的努力——这个最重要发展经济的基础，那股精神头被腐蚀了。

　　你看看十八大以后，曝光出来的那些腐败官员的材料。这些现象如果不治理不净化，怎么能够鼓励其他人好好工作呢，更不要说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连续起来看我们就会看到，腐败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是严重的。

　　再看一个问题，所有这么送的钱、那么送的钱，每个案子都不一样，但是最后落到谁头上去了？所有这些钱不管从哪条渠道去的，最后谁来支付啊？还是国民经济在支付，还是从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成本当中挖出一块来，变成一部分人的收入，这块越大经济发展越麻烦、经济越走不动。所以这个分析我觉得是非常要紧。

　　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靠人。人是社会动物，社会有一个社会风气。风气什么样，单个人努力程度、努力的方向就会变化。你如果送点东西就很容易成功，这个游戏规则、这个输赢规则一旦蔓延，我们很多人从原来都可能好好努力工作的这一侧，转到搞名堂去，因为搞名堂来得快。

　　长时间这么转下去，它从根本上会侵蚀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力。不但是把一些资源用到非生产性去，它还通过这件事情发出信号，让人们第二波行为、第三波行为蔓延开来。你在高速增长，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它会转不动，它的负担会越来越重。所以一定要有对冲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反腐！

　　我做过调查，区分好公司、坏公司，其实就看公司的关键人物时间怎么配置，多少时间研究产品、研究技术、研究管理，多少时间研究怎么去搞关系。比较麻烦的是，如果社会风气一旦形成，竞争格局就这样，你不把注意力放到关系上，你打不赢市场上的仗。这样时间长了，从微观看整体，它当然会影响我们整体的竞争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反腐倡廉意义大得不得了。人类社会总有一个道德标准，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一个社会总要让人们觉得准则是对的，它才有向心力、才有凝聚力。

　　3、正风反腐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仔细看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先通过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我们做经济研究，经常到各地去调查，印象很深的是去上海，大概有几个月，陆陆续续做城市建设的调查。事后一回忆，只有一次是在饭馆吃的饭，因为那个食堂还没有修好。从市直属机构一直到郊区的镇，全部是机关食堂吃饭，不在外头吃饭了。这跟前几年比，从经济分析角度看就是挺不容易的。我们前些年光吃吃喝喝，这些数量加到一起，你拿经济管理的账来看，就不得了。风气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大家都不做就不做了。

　　十八大以来查处了很多大案要案，很有震慑力。我觉得难度更大的就是八项规定，说了就要做，每年查。今年过节之后还是有通报，还有地方不收手、顶风违纪。但是坚定咬着牙搞下去，是会有收效的。在今天的中国反腐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它后边有一套东西配合来的，最后就是行为的改变。行为改变最后是养成习惯，前后左右都这样，大家看看都这样了。

　　所以我觉得十八大到现在，最重要就是腐败势头遏制住了，风气在转变。因为社会就是不断地在进行输赢比赛，不断告诉你什么叫赢，具有这种行为倾向的人就会一批一批冒。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组织过程，这两年我觉得新的赢的标准已经定出来了，“干净”是一个标准，你要做官就要干净。担任公职、掌握着公共权力，他都要有一些行为规范的，否则怎么鼓励这个社会的其他成员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有长期的认同，愿意长期为这个社会的发展艰苦奋斗。

　　这里头要做点分析，我们整个改革方向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过去什么都是要通过政府部门来带头发展经济，这个模式本身就是要改一改。解决的办法是进一步简政放权。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对整个体制的改革，事前要尽可能把门打大，事中如果一方损害他方和社会利益，就要加强监管。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管理模式、重点调过来。当然，即便改到位，市场当中很多事情还得由政府部门做。这时候就是要有新的风气、新的作为。

　　我这里列一段誓词，这段话是任正非带着华为高层管理人员宣誓，哪几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为什么？现在这个风气影响公司运行。一个大公司里头也有好多权力、也有寻租空间。买谁的材料，给谁订货，招聘谁来，不得了的！所以这个反腐败不单单是党政机关的事。所以华为的经验现在好多公司都学，因为好多公司都发现，公司要有竞争力、产品要有竞争力，成本怎么管理？如果我们一个大公司的成本项里跑冒滴漏，藏着很多见不得天的东西，这个产品不会有竞争力的。

　　所以说，风气很重要，如果风气不能扭转过来，我们的整个竞争力、整个所谓“比较优势”岌岌可危。世界不是静态的，在全球舞台上要站住，要不就是有独到性的东西，要不就是成本比人家领先。你两条总要占一条，你才能够站得住。所以中国经济往后看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通过改革把体制性成本不要让它升得那么快，其中既包括税收、也包括腐败。因为腐败到最后，送的钱就变成一个打引号的“税”，谁不缴就要输，谁不缴就拿不到订单，谁不缴就得不到批准。解决这个事情非得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不解决这种问题、疏忽这个问题、姑息一下，整个国民经济就要受到影响。

　　第二块很重要，要通过创新把成本曲线往右方移。而创新是人的活动，是人有创造力的活动。社会风气，人们心目当中觉得社会对，这是鼓励创新的前提条件。风气是第一的，剩下加上文化、技术、科学、知识、才能，这些是第二位的。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反腐乃至我们廉洁文化公开课，它真不是一个单一方面的小事情，它是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我们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今天既然是夹在三明治中间，那就两头打吧。一头通过创新，争取更多的独到性优势，不能完全靠仿造、不能完全靠跟随。虽然不能一步扭回来，但总要逐步开始，要鼓励中国人的创造性。这是往上打。三明治往下打呢，我们不能善罢甘休，认为我们的成本就应该这么高，成本是可以管理的、是可以节约的、是可以紧缩的，成本的曲线经过管理的努力是会变化的。公司如此、行业如此，国民经济也是如此。

　　所以最后就是回到我们这节廉洁文化公开课的主题，反腐倡廉、廉洁的文化、风气的正当良好，不单单是政治社会层面的因素，本身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长期健康发展经济的一个支撑性的因素。

　　（本文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本文作者介绍：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