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我们将迎来下一次劳动力短缺高峰 L型不是一两年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我告诉大家，可能还会出现下一次劳动力短缺的高峰。从2017年开始经济活动人口达到峰值，在这之后也负增长。劳动力短缺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蔡昉：我们将迎来下一次劳动力短缺高峰 L型不是一两年

　　今天我利用这个机会谈一点关于经济增长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判断形势，遵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引领它，用正确的促进方式，我们有望实现两个“L”型的轨迹，一个是近期的，再一个是稍微长期一些的。

　　首先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希望是“V”字型，或者说我们不能指望“V”字型的经济复苏，原因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不是过去能够给我们带来“V”字型复苏的需求侧的问题，而是供给侧的问题。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它是我们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用这种动能回到原来的增长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知道的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是从2011年开始的，2010年是峰值，2011年开始下降。我告诉大家，可能还会出现下一次劳动力短缺的高峰，因为按照当时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在这一段时间内，也就是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以后，劳动参与率还会提高，按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出劳动参与率还会提高，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等于经济活动人口，就是等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所以我当时的预测是，从2017年开始经济活动人口达到峰值，在这之后也负增长。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劳动力短缺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我又得到一个新的信息，最近我们人口所的同事，无论从我们自己在六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还是从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得出过去这些年劳动参与率实际上是下降的，虽然下降不多，但是至少没有提高。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的话，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经济活动人口也就减少。只有假设劳动参与率提高，才会出现经济活动人口的峰值晚一点到来的情况。但是现在劳动参与率还略有下降，那就意味着我们真实劳动力的下降比我这条线显示的要严重得多。

　　这个人口的趋势不光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还通过劳动力供给短缺，工资上涨，上涨过快就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此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就提高，加速向发达国家靠拢，我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就会下降。

　　我们劳动力的素质，人力资本是靠新成长劳动力来改善的，不断的新鲜血液，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如果这部分人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存量的人力资本低的特征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我们预测人力资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资本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这是我们知道的，经济新增长理论、新谷点增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就是当劳动力是固定的，不是无限供给的，就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情况。

　　再有，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力部门转向高生产力部门，资源配置改善，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也放慢了。

　　因此，相应的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也就大幅度减慢了，去年只到增长0.4%。这些因素都是从供给侧降低潜在增长率的因素。这是过去预测的，2010年之前我们的潜在增长率10%左右，“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十三五”潜在增长率如果没有改革发生的话，没有刺激发生的话，潜在增长率就是6.2%。潜在增长率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导致的，因此我们不能假设有一个“V”字型。

　　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知道了潜在增长率，我们也知道实际增长率，用实际增长率减潜在增长率，如果是正的就证明我们是在能力之上实现的经济增长，如果是负的，就说明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潜能。历史上这个是0，潜在增长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就是增长缺口，最后会表现为“V”字型，从需求侧进行宏观经济的刺激，可以回归到充分利用你的生产要素。因此我们历史上需求侧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都回归了，都显示出了“V”字型。

　　如果我们还认为潜在增长率10%的话，现在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率一减，就得出粉色那条线，我们也有增长缺口，因此我们也觉得还可以回归到原来的水平上。但是事实上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们测算的结果，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到了6.2%，这是“十三五”平均。如果按照我们实际测算出的潜在增长率看，我们没有这个缺口，所以两者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能力是相符的，没有缺口，不能指望回归。如果还形成“V”字型，那就意味着你超越了自己的增长能力，就可能是过热的经济情况。

　　我们不想“V”字型，我们要想“L”型。近中期有一个“L”型的轨迹，“十三五”时期我们的经济增长下限和上限应该是什么样的？下限肯定是按照“十三五”时期我们测算的，假如什么都不发生，就是正常趋势，我们平均是6.2%，当然每年是不一样的，是逐渐向下走的，但是没有这么陡。上限是什么呢？加上了一些可能的改革红利，我们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没有那么快了，我们还会有一些适度的帮助企业的措施，甚至我们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带来一些劳动力供给，这些都是微弱的，不是大幅度的见效，但是可以达到“十三五”时期平均6.7%，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个期间就是可行的。

　　今年实现了6.7%。我们设想，如果从明年开始我们的改革红利逐渐显示出来，不用太高，就保持在今后四年平均6.5%的话，最后的结果会逐渐向上限靠拢。如果是这样的话，和这两条上限和下限相比，这条线接近于一个中近期的“L”型轨迹了。从中近期看，“L”型轨迹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红利，必须得靠改革。

　　为什么我们要设上限和下限呢？简单的说，设下限是必要的，如果你突破了底线，突破了潜在增长率，就意味着会出现周期性失业，我们目前没有周期性失业，但是我们不希望突破这个底线，这是保民生的一个基本需要。但是超越了上限的话，就意味着你一定是用刺激的办法，会导致增加的流动性进不到实体经济，最后流向了那些和你的竞争力比较无关的产业，导致经济泡沫，而这种情况我们当然也不想看到。而我们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风险，我们不希望有这个风险，所以我们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可能做好的话，我们争取得到一个“L”型轨迹。

　　长期的“L”型轨迹是什么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领域非常多。我简单列几条，其实很多改革都是具有这样效果的。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两条非常明显的供给侧效应，可以提高劳动力非农产业的参与率，从农业转移出来，或者本来40岁以后他可能想回去了，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就把他留下了，这样我们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劳动力的供给就提高了。

　　清除了制度性障碍，劳动力会继续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我把这个叫库兹涅茨过程，这种人口劳动力的流动是改进生产率的，否则新成长的进城的劳动力已经越来越少，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那些到了一定年龄往回走的人会多于每年进来的人，他回去，农民工回到家也不是不工作，也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他的就业就是在生产率更低的部门就业，因此那个过程就变成了逆库兹涅茨化的过程，那样会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负面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还有需求侧的效应，就是扩大一个消费的群体。

　　二是“三去一降一补”，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资源配置得更有效率，还可以提高资本的回报率，都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能力的。当然我们的教育、培训、增强人力资本、生育政策调整可以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同时这些都会带来附带的需求侧的改革效应，但是更主要的，直接见效的，带来改革红利的是在供给侧。这是我们改革的措施。

　　按照前面我讲的这几个方面，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生育率的调整提高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等等，可以组合成不同的改革情景。因此，我们预测到2050年，这是不怎么改革的，改革的力度不大，按过去的趋势进行的；有一定的改革；改革幅度更大一些；第三种情况是改革力度最大，而且我们预期生育政策的调整会产生效果，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会接近1.8的水平。

　　总之你的潜在生产率是要下降的，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必然增长速度是要下降的，因为越来越需要你的自主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不同的改革的情况就会带来不同的变化轨迹，在情景三这张图上最接近于一个长期的大“L”型的增长轨迹。这种能够变成“L”型的增长轨迹就是我们改革带来的潜在增长率的提高，也就是改革红利。如果说什么时候你真看到了“V”字型的变化轨迹，我想它应该是刺激出来的结果，与其说我们期待它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回归，还不如说我们更应该警惕它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按照我刚才测的情景三的情形，我们估算一下，中国未来什么时候跨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完全是按照第三种情况，未必是真发生的，但是它是一种最好的情形。按照那个预测，2014年人均GDP是7400美元，目前大概8000美元左右。到2022年我们可以达到12600美元，就是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门槛，这一步已经跨进去了，但是跨进去并不那么安全、并不那么保险，因为历史上有些拉美国家，比如阿根廷进入过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后来他又退回来了，到今天也没有回去。

　　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到2030年我们就可以达到19000美元，相当于目前爱沙尼亚的地位。再到2040年就达到32000美元，接近于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7000美元。到2050年就是52000美元，相当于目前加拿大的地位。但所有这些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为了提振信心，但是都是假设在这种最好的改革情形下，而且你做到了这步的改革，同时这个改革带来相应的成效。因为我们可以放宽人口生育政策，但是你不能决定这个生育政策放开以后是不是能够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8。但是有没有努力可以呢？有，你仅仅放开生育政策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系列配合的政策，让人们养育孩子的成本降下来，使人们能够按照政策的要求去生育应该生育的那些孩子。这只是作为一个参照。

　　(蔡昉在2016财经战略年会上的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