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警告与20年前的那场危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志龙

　　任正非先生在华为内部的一次讲话中，就开门见山地提醒管理团队：金融危机可能即将到来，要系好安全带，防剧烈颠簸。要多穿棉衣，准备过冬。

任正非的警告与20年前的那场危机

　　过去三十多年间，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不断深化的年代。同时，也是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年代。大致每隔十年，金融危机就会冲击一次世界经济——1987年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的次贷危机，以及骨牌推倒后引发连续反应的欧债危机。即将到来的2017年是亚洲金融危机20周年、次贷危机10周年。伴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最近多位学者和企业家撰文，提示警惕2017年可能出现新的金融风险。任正非先生在华为内部的一次讲话中，就开门见山地提醒管理团队：金融危机可能即将到来，要系好安全带，防剧烈颠簸。要多穿棉衣，准备过冬。

　　下一场危机以种形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爆发，没有人可以精准确预测，否则他就是巫婆神汉或是算命打卦的。有时改变命运的黑天鹅事件往往是在普遍无法预测的时间和方向上发生的。危机总是有预兆的，我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现代金融危机的一个共性特点是房地产的飙狂，十次危机九次命系房地产。只要房地产绑架了经济，危机就像土拨鼠的影子，它随时不期而至，不请自来。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他回忆录《峭壁边缘》中讲到，2006年底，小布什总统多次召集其经济顾问团队在戴维营或白宫开会，讨论房地产和金融危机的防范，总统说“我相信我们即将面临一场风暴”。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也认为，“是的，我们无法预测下一次危机何时到来，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当时引起总统和幕僚们关注的是房地产着了魔地“持续高烧”、“自运转”，背后是危险的被大规模证券化了的数万亿美元资产被深深嵌入整个金融体系，“世界正在分裂”，“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已接近引爆点”。百年不遇的“次贷危机”让华尔街撞上了冰山，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心脏骤然停摆，一个经久考验的金融帝国及其强权体系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的再生。

　　但是，并不是所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都有美国这样的好运，美元的全球铸币权赋予其全球化的买单分享机制。纵观过去三十年间，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伴随的是货币贬值、经济衰退、资产价格崩溃和民众无尽的苦难，社会矛盾激化甚至伴随着政权的更迭。近读沈联涛先生的《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他在书中回望了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十年前次贷危机的形成机制和全过程。20年前的那场危机的高潮阶段，我正好随一新闻代表团在东南亚国家交流访问，书中的许多描述的场景历历在目，这本书把我的思绪拉回到那个动荡的、难忘的年代，经济的衰退和民众的苦难刺痛人心。  

　　泰国是那场危机的台风眼和风暴点。危机的导火线是泰国中央银行在国内资产泡沫沸腾，房地产价格失控时，突然宣布与美元挂钩的泰铢汇率实行自由浮动。用我们当下的话说，当时泰国央行在保汇率还是保资产价格的伪命题中懵圈了，不知是哪个巫婆神汉出的馊主意，泰国中央行野蛮粗暴简单化地在7月2日凌晨以电话通知方式定宣布实现本币自由兑换。

　　而当时的经济已疲态尽显，十分脆弱。持续的过度投机使房地产和货币市场定价机制完全扭曲，整个经济体的资源错配严重。房地产市场一旦成为以投机为主体的市场，市场定价机制的基础条件完全被破坏，就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均衡价格。投机性资产定价机制的发酵使得货币和资产价格呈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失灵，整个国家在泡沫经济中死亡飞行，而这时贸然宣布汇率自由化是金融决策体系的重大失误，麻烦来了。

　　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代表的国际对冲基金是狼性的狙击手，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一跃而起，毫不犹豫精准地从不同方向瞄准目标扣响板机。7月2日当天，泰铢币值在岸交易贬值14%，离岸交易贬值19%。鲁莽的泰国央行把自己送上送命的手术台，下不来了。泰国货币危机迅速向周边国家蔓延，火烧连营，一周时间，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吉林特、印度尼西亚的卢比相继断崖式下跌。为阻止投机客的攻击，各国央行动用外汇储备，菲律宾7月第一周动用了15.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相当于其外储总量的1/8，然并软。7月11日，菲律宾央行允许比索汇率浮动，几小时之内比索对美元暴跌10%。

　　没有什么比摧毁一国的货币体系更致使命的了，货币危机绊倒了屡创经济奇迹的亚洲巨人，整个东南亚国家陷入一片火海，哀鸿遍野。“经济就像汽油桶，金融就像连环雷”，一个接一个引爆。他们只能喊救命，齐齐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等待他们的从来都是屈辱的条款。幸运的是，当时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可自由的“防火墙”，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护城河”，躲过了一场血雨腥风般的灾难性洗劫。

　　亚洲怎么会弄得这么一团糟呢？实际上，所有的危机都是繁荣的伴生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回望亚洲的挫折，必须从源头上复原当年繁荣的盛景，“以及在呈现奇迹的岁月里被忘却的致命的弱点”。金融危机前的泰国，人均GDP近1800美元，是亚洲第七大经济体，也是仅次于印尼的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在90年代初期，伴随着房地产的持续上涨，泰国经济一派繁荣奢华景象。银行家都喜欢收藏柏翠（Chateau petrus）红酒，戴重重的皇家橡树（Audemars Piguet Royal Oak）手表，目迷五色的情色事业泛滥。

　　过度沉溺于以房地产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泰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的增长掩盖了经济体制性缺陷和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的警惕，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驾驭能力十分薄弱。早期涌入的外国资本制造了过剩的流动性，吹大了资产泡沫，繁荣的年景推动了经济增长和财富效应。但金融自由化的潘多拉魔盒打开后，形势一旦瞬间逆变，国内外投机资本同时按下停止键或者撤退键时，脆弱的经济金融系统就坍塌了，而自负自大的中央银行此时手足无措。

　　在大兴土木和房地产泡沫背景下，危机爆发前几年，泰国的房地产股票价格上涨了285%。当危机降临时，股票市值跌幅达到GDP的7成。正如当时的泰国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暹瓦拉所指出的“虽然股票市场上投机性更强，但房地产更严重，因为泰国的银行系统已经被房地产挟制了。”房地产的超级繁荣使经济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但那些仍然陶醉于1996年前疯狂岁月的里的人仍对此毫无觉察，他们迷信会有永远的繁荣，但过度杠杆化和泡沫已成为泰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产生了重要的负财富效应。房地产和酒类大苏旭明的财富净值最高时达到1000亿泰铢，约合40亿美元。危机后，苏旭明的财富只剩下100亿泰铢。泡沫破灭后，经济加速进入衰退困境。而每一次危机，对嗜血的对冲基金来说总是极佳的攻击机会，机遇稍纵即逝。特别是如果看到资产泡沫足够大，大到一根针就能捅破时，它们就果断出手，抛售估值过高的资产和货币。危机来临，外汇储备迅速流失，中央银行越来越陷入两难的处境。泰国和东南亚货币危机时，各国的央行手忙脚乱，最后干瞪眼。

　　危机时刻，并不是所有的央行都应对得当足够强大的。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央银行之一——英格兰银行因为危机应对经验丰富，被称为“无敌般队”。但也失手于索罗斯一役。当年它耗费150亿美元来保卫英镑，应对索罗斯的狙击，最终铩羽而归。索罗斯通过做空英镑，斩获数十亿美元，英格兰央行不象马哈蒂尔上电视骂索罗斯无耻的流氓，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以信用抵御

　　投机力量，而马哈蒂尔只想从道义和民众的同情中获得安慰，既然是一场战争，后者是软弱无效的。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去了二十年，对于其经验教训的反思今天读来仍具有警示意义。危机时期接任泰国总理的川立派在他回忆录中反思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太自满了，在经济繁荣时期，我们忘记了很多重要的事实，忽视了很多重要的任务。我们开放了经济，却没有落实建立规则。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廉价外国资本，但是我们的监管常常不够谨慎。我们创造了财富，但忽略了创造竞争力。我们的经济表现是成功的，但我们未能审视政治和国家治理基本面（的脆弱性），未能解决诸如低效的官僚主义、缺少透明度和可靠性问题。我们成为了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但很多法律、治理原则、金融监管水平都需要按照国际做法进行调整、升级和现代化。”

　　金融部门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货币和金融的崩溃必然重创实体经济。就象一个人身体表面上很结实，但心脏有致命的问题，如果你忽视心脏的警告，那你就时刻处在危险之中。那些过早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危机中必然暴露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大风险。就象个人必须管理风险一样，政府也必须管理国家层面的总风险。韩国政府危机后反思说，金融机构和大企业仍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影响，整个国家成为高度杠杆化的一家大公司，国家资本主义做起事来“毫无节制，近乎疯狂”，因为它们相信既然韩国整个就是一个大公司，政府不会让大公司倒下的。

　　整体信息透明度不够，危机时信心丧失更为严重。没有国际会计准则和披露标准，不及时与市场沟通，外国投资者弄不清楚银行和大财团的脆弱性。而金融市场又缺乏弹性和韧性，刻板、官僚、决策权集中于上层的精英型体制，很难针对市场条件和环境突变时作出快速的调整和应对，民主的缺失和信息不透明导致金融体制的失败和国家竞争力的丧失，“最终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本文作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