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和林毅夫对经济乐观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姚洋

　　由于世界经济的调整，中国提前进入了去工业化的进程，从2012年起开始去工业化。这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慢下来。但是，我们现在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结构因素上，而很少去谈经济周期。这是不对的，会让我们作出错误的判断。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下最近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些研究成果，还有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现在我国经济形势不是太好，悲观的声音比较多。我和林毅夫老师一直比较乐观，我们的乐观有乐观的理由。我要做一些横向的对比，谈谈为什么我们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乐观的心态。

　　大家知道，“十三五”规划将经济增长还是放在第一位的。当然，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生态文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没有增长，要做其他的东西，都是很有难度的。特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一个政治任务，就是在2010年的基础上，202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翻番，今后5年的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6.56%。这是硬指标，达不到这个增速，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就实现不了。这速度是不是容易达到呢？其实参照世界的经验，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1、世界的经验

　　我在此将中国和日本做一下对比。日本在1950年代和60年代，采用的是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中国也是采用这种增长模式。没有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中国不可能有今天。另一方面，中国也积累了海量的储蓄。在过去这15年间，中国居民储蓄有近50万亿元的存量，接近中国的GDP总量，企业储蓄更多。这都是和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高度相关的。

　　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日本1970年代初、中期的水平，跟日本的差距大约有40年，但是差距在缩小。展望未来20年，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老化比日本还要快，这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日本经济从1973年开始经历了两次急促的减速，或者说断崖式的减速。日本经济第一次减速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此前20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速达到9.2%，此后20年的增速一下子跌到了3.5%（如图1所示）。

　　所以，不要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速不可能跌到5%以下，日本已经证明了这是有可能的。日本经济第二次减速是1993年资产泡沫破灭之后，从那时候起日本经济只有年均0.8%的增速，而这纯粹是物价不断降低造成的。1970、1980年代事实上是日本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世界上涌现的新产品，几乎全部来自日本。但当时日本的技术进步，却不足以支持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我们不能指望搞创新就能支持7%的增长率，这是不太可能的。技术创新极其艰难，我们还需寻找新的突破口。

　　日本经济第一次减速的直接原因就是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开始进行调整，那一轮由日本、德国带动的全球化结束了。美国经济也经历了痛苦的、将近20年的调整，直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美国才又开始增长。但是，日本在1973年—1993年恰巧是赶超美国的关键20年，别看当时日本只有3.5%的增长速度，但由于美国增长得更慢，所以到1993年日本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80%。日本找准了机会和空档，一下子实现了赶超。这对中国未来也是一大挑战。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能不能在2049年的时候，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45%？其实并不好说。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速，哪怕在危机阶段，近年还是达到将近2%。

　　日本经济的第二次减速是由于人口老化造成国内需求不足。所以，安倍搞经济刺激效果不明显，因为老年人不爱消费。日本的物价走势，也和它的人口状况具有较高的相关度。其实，日本在过去40年间走过了一个轮回，前20年资产价格疯长，然后泡沫破灭，后20年主要的经济指标全回到20世纪70年代。

　　对比日本1973年之后的经历，未来20年，我国也要考虑GDP增长率是不是也会跌到3%到4%之间。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预测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速也就是这样的水平。这样来看，中国要达到年均增长6.56%的目标，实际上是有难度的。从全世界来看，一个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考察1960年—2010年世界各国（地区）收入的变化情况，我们把一国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8%，作为跨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门槛；把达到美国的45%，作为进入高收入阶段的门槛。1960年中国还是低收入国家，现在变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1960年已经跻身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或地区中，有不少现在变成了低收入国家，经济转型完全失败；只有11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现了飞跃，变成了高收入的国家或地区。更多的中等收入国家，事实上在原地踏步，没有多大变化。这是全世界的情况。即使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也看到各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急剧分化，非常不稳定。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未来会像有些国家一样掉下去回到低收入水平，还是像有些国家一样进入高收入阶段？中国大概是在2003年—2005年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到2049年的时候，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顺便说一下，直到今天，超过美国人均收入45%的国家其实并不多，超过美国人均收入一半的只有36个国家或地区。别的国家相对于美国来说还是比较穷的，美国的名义收入不一定最高，但是美国的物价水平很低，所以实际收入高。

　　怎么去解释这些在1960年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的分化呢？借用《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成功国家的经验非常相似，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比如菲律宾，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今天中国是它的2倍。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成功案例的话，那么菲律宾就是失败的典型。菲律宾是怎么失败的？实际上，是缘于政治上的失败。我问菲律宾人，你们国家曾是发展中国家里的明星，为什么现在经济这么差？他们说，是由于官员太腐败了。菲律宾的政治极其腐败，是大大小小的家族在统治。菲律宾的省长、州长，很多都是来自各大家族。

　　马来西亚为什么也不行？因为占人口40%的华人受到了政治上的限制。华人是马来西亚掌握着经济命脉的人群，但是他们没获得应有的地位。巴西则是因为早熟的福利社会，使得大量资金没法投入到生产当中去。

　　成功的国家有什么特征呢？要想发展，没别的途径，只能踏踏实实、勤勤奋奋地干。第一，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所揭示的，在赶超阶段，高储蓄和高投资能带动经济增长。第二，是深入的工业化过程。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没有工业化，不可能有增长。第三，是高制造业出口。20年前中国最大项的出口是服装产品，后来是电子产品，现在是机械类产品。第四，是高人类发展指数。第五，是稳定的宏观经济，通货膨胀率比较低。第六，是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七，是较低的不平等程度，我们国家在这点上做得还很不够。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成功的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储蓄率越来越高，而失败的经济体储蓄率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投资占比也是一样的。成功的经济体的投资占比最高将近35%，中国在最高峰时将近50%。在经济结构方面，农业占比都在下降，但是成功的经济体明显下降得更快一些。在工业占比方面，失败的经济体上升很缓慢，说明它们的工业化进程是比较缓慢的。成功的经济体，工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是一个倒U形；在最高峰的时候，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可以达到40%以上。中国的工业占比曾经接近50%，但这可能是服务业漏报造成的。中国的工业占比在2012年达到顶点后也开始下降。现在有个错误观念，只强调大力发展服务业，好像中国发展工业是错的。但实际上，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不成功的经济体，贸易依存度实际上更高。但是，不成功的经济体，主要是出口基础产品，比如农产品、石油、矿产等。成功的经济体主要出口制造业产品，这是它们的强项。有人说，印度的高科技比中国发达，这是不可能的。印度的高科技出口、软件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很高。但是，印度出口额是多少？不到5000亿美元。中国的出口额是多少？2.5万亿美元。印度的出口额只是中国的零头。印度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不走工业化之路，印度是不可能发展的。巴西是典型的“荷兰病”，依赖资源出口，国内物价猛涨，而且本币升值，对制造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为什么叫“荷兰病”？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之后，在欧洲北海发现了油田，荷兰开采了很多石油，最后却搞垮了国内的制造业。

　　为什么制造业重要呢？第一，它能创造储蓄。工业的资本密度大，资本收入份额占比高，而资本拥有者的储蓄率也高。第二，它能提升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工业是所大学校，开发技术，培养人才。第三，它能支撑服务业。如果纯粹地搞服务业，你看印度、巴西的例子，都是什么样的服务业？都是一些低端的服务业。在巴西，服务业的人均产出一直在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就业人数越来越多，但是就业的层次却越来越低。如果你是富人，在印度生活就舒服极了。你买一辆车用不着自己开，司机多的是；你根本不需要电冰箱，大清早就有人给你送来洗好的菜；你不需要洗衣机，有人专门给你洗好，叠成什么样都可以；你还可以雇人来家里做饭，并伺候你。我去印度朋友家做客，有两个人伺候。我去美国人家里吃饭，都没人伺候。

　　中国的服务业在做什么呢？我到南方发达地区，发现好多服务业都是在服务制造业。这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金融、保险这些服务行业，一定是跟制造业挂钩的。所以，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

　　中国与其他成功经济体的最大差别，就是在消除不平等方面做得不好。韩国、中国台湾是成功的典范，它们不光有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且基尼系数没有超过0.4。特别是中国台湾，基尼系数没有超过0.35，简直是奇迹里的奇迹。当然，台湾这个经济体比较小，只有2000多万人，忽然一下就工业化了。我们再看一下土地分布的基尼系数，韩国是0.34，中国台湾也没有超过0.4，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土改。最离谱的是委内瑞拉，土地分布的基尼系数曾高达0.9以上。它的历史上有四次土改，每一次都导致军事政变，因为军官大都来自土地拥有者家庭。

　　2、中国的优势

　　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像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样，中国还有一些后发优势，特别是在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方面。我们先看一下人力资本的提高，中国大学入学率和高中入学率都上升很快。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的专利数量增长也非常快。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妄自菲薄的议论，说中国没有创新能力，说我们的教育制度损害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我觉得这不符合实际。中国的创新能力很强。华为每年投入到研发上的费用是多少呢？1000亿人民币。华为的年销售额大概是4000多亿，它拿出将近1/4搞研发。还有中国航天集团，下边有108个研究所，每个所都有很多专利。只要我们的机制对头，把它们转化出来，技术不愁发展不起来。中国差在哪呢？制度。我觉得光是国务院发文件还不行，必须得修订法律。要让科研人员入股，让市场来定价，这样才会实现技术的市场应用。

　　但是，我前面讲了，尽管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相当快的技术进步，但它的增长率仍然只达到3.5%。我国要实现更高速的增长，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能。我认为，与日本相比，我国未来的优势有两点：一个是大国优势，一个是经济改革。

　　中国的优势，首先在于我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国土面积超过整个欧洲，人口是欧洲的2.6倍。中国的国内差距，远远大于欧盟27个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远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沿海的差距。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就是沿海9省市的发展。中国能分为几个世界？沿海最发达，属于第一世界；其次是内陆的中心城市，属于第二世界；然后是三四线城市，是第三世界；最后是广大的内陆农村地区，是第四世界。这几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水平不同，基础设施不同，人的思维也完全不同。中国好多内陆农村地区，思维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19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远远没有结束，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从2014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沿海的9个省市，辽宁最低，刚好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9个省市以外的其他省份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9省市人口占到了40%，GDP占到60%以上，出口占到近90%。内陆有多么落后呢？河南省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富士康把组装ipad的工厂搬到郑州附近，第一年就使河南省的出口额翻了一番。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河南全省的出口额，只有富士康一个工厂那么多！顺便说一下，富士康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与伦比，如果把富士康所有的工厂全集中起来，支撑一个500万人口的城市绝对没问题。

　　东西部差距有多大呢？图2里的数据显示，到2014年，东部人均GDP是西部的1.8倍。真实的差距肯定比这高，因为沿海省份倾向于瞒报GDP，不发达地区倾向于多报GDP。可能真实差距至少是2倍。农业占GDP的比重，东部地区已经低至5%，这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中西部还是12%左右，相当于东部地区1997年的水平（如图3所示）。城市化率方面，2000年东部已经超过50%，现在差不多70%，城市化基本要结束了。而中西部地区相当于东部地区2000年左右的水平，相差15年左右（如图4所示）。

　　假设中西部地区要在20年之内在人均GDP方面赶上东部地区，那么它每年要比东部地区的增长率高出3个百分点。这样的话，即使东部地区GDP增速下降到4%，全国GDP增速也可以达到5.2%。所以，中国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内地腾飞计划。我们以前搞过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项目，但都比较虚，没有实质性的措施。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内陆地区的腾飞，是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一个巨大机会。

　　我特别看好沿长江这一带。武汉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科技重镇，常住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可以排到全国第四位，前三位就是北京、上海、南京。如果把长江上的大桥都改造一下，意味着什么呢？万吨巨轮可以直上重庆，沿江城市就变成了沿海城市。这会改变我国的经济地理布局。

　　还有就是郑州到西安这一带。郑州这几年发展非常快，4年前郑东新区还是一个鬼城，去年年底我去看了一下，已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西安这几年发展也非常快。重庆、成都这些中心城市是中国今后10到20年的增长希望所在。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另一个优势是经济改革。中国经济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不像日本在1970年代时已经完全是市场经济。中国的动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中国的经济改革，1980年代是准备阶段，1990年代是改革攻坚阶段。当时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居功至伟，他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进行改革的。先是分税制改革，再是国企改革，然后是政府改革，随后又是加入世贸组织（WTO）等全面改革。这奠定了中国2001年之后经济腾飞的基础。没有这些改革，2001年后我国的经济腾飞是有难度的。

　　胡温10年主要是在补1990年代改革的欠账。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时候社保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基本上是瓦解了。特别是在农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许多老人得了病就只能等死，很多地方出现了老人自杀现象。不管怎么说，政府在那一段时间把这个巨大欠账补起来了，仅仅这点就很了不起。

　　新世纪第二个10年，改革再上征程，人们有很多的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议程非常宏大，但多数改革推进的速度比较慢。其中，有一项改革推进得相当快，那就是金融改革。这是李克强总理力推的一项改革。由于直接改银行部门很困难，李克强总理搞了一个“后门改革”，就是开放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发展起来了，推动了利率市场化进程。民营资本进入了金融行业，PE、VC以及各种理财产品都起来了。国家还准许设立了几家民营银行。上海自贸区建立起来了，推动了资本账户开放。上海自贸区有自主权，但上海人比较胆小，不敢试。比方说负面清单，他们就照着外资投资目录稍微改了改，等于没有做。现在北京“新三板”很兴旺，但是上海科创板却停下来了，还有注册制改革也没有做，比较遗憾。我还是希望注册制改革要做起来，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为什么要进行金融改革呢？因为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不适合于创新。银行风格保守，不可能拿出很多钱支持创新，一定要是资本市场才能支持创新。日本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不适合支持创新，特别是不适合支持分散的创新。

　　资本市场的优势在于给你匹配风险，偏好高风险就投高风险的项目，偏好低风险就投低风险的项目。所以，资本市场适合支持创新。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1700万美元，得到2900倍的回报。这合理吗？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2900倍的回报恐怕是合理的。从1997年阿里巴巴创办至今，有多少互联网企业死掉了？有多少个1700万美元的投资打了水漂？恐怕3000个都打不住。

　　去年海淀创业一条街上企业死亡率多高呢？90%。互联网企业的死亡率是极其高的。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说，必须要达到3000倍的回报才行得通，否则没人愿意投资。我们现在意识到，搞好资本市场是未来金融改革的方向。中国现在股权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例还非常低，不到3%。道路还很漫长，但这也说明我们国家的潜力所在。

　　只要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速，未来10年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平均会在6.6%以上。由此，可以推断出我国赶超美国的时间表。

　　假设未来十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2001年—2014年的平均（不包括2008、2009两年），即2.35%，通胀率也为这一时期的平均水平，即1.7%，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6.5%（这是到2020年实现在2010年基础上收入翻番的必要条件），通胀率为3.36%（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计算得到的数值），那么，到2023年，我国的GDP总量将非常接近美国的GDP总量。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稍高于6.5%，则届时肯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中国GDP占世界的比例，将达到20%，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排在全球第三到第六位的4个国家经济总量的总和，人均GDP有可能达到15000美元，上海会达到25000美元。另外，中国的军费开支将达到美国的一半，这会改变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对比。

　　这是对未来10年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测，前景是鼓舞人心的。但中国不是没有远忧。其实我担心的是20年之后，中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即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下降，进入长期通缩阶段，经济增长大幅度减速。但是，只要中国在未来20年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20年后的增速略高于美国，就可能足以保证中国在2049年的时候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45%，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

　　3、当前经济形势

　　回到当前经济形势，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会减速？我觉得这是三期叠加的结果，既有结构的原因，也有周期的原因。结构方面，一个是世界经济的调整，一个是中国自己的经济结构转型。由于世界经济的调整，中国提前进入了去工业化的进程，从2012年起开始去工业化。这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慢下来。但是，我们现在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结构因素上，而很少去谈经济周期。这是不对的，会让我们作出错误的判断。

　　中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经历了4个周期，每一个周期大致7年。1992年到1997年，经济高速增长。从1998到2003年，中国经济低增长，发生通缩。1998年的GDP增速恐怕是不准确的，报了一个7.8%，实际增长率恐怕只有3%、4%左右。其实那之后几年的数据都可能有问题。2003年年底经济开始发热，2004年到2012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然后又进入了一个低增长时期。世界大宗商品的周期也是7年一个轮回，中国的股市也是7年一个轮回，婚姻也有“七年之痒”。这是一个天然规律吗？这轮周期从2012年开始算起，已经是第四年了，今年可以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但是，既然是周期，前边就是有曙光的。

　　如果这样判断，政府的反周期措施，总体上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能说需求管理是完全错误的，不应该把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对立起来。许多经济学家的判断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存在3个最重要的判断错误：第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解决了产能过剩，经济就好了；第二，中国经济的效率在下降，投资效率下降最快；第三，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调整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唯一选择。

　　我们先看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原因还是结果？任何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说，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之所以发生产能过剩，是因为国际和国内需求下降。危机发生之前，全球化势头高涨，世界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高，我国积累产能也是正常的事情。现在，因为需求下来了，压产能是对的，但是不能把所有希望放在压产能上。

　　压了产能，经济就增长了吗？不可能，压产能就等于是在消灭GDP的源头，怎么可能保增长呢？有人说，把产能压下去，价格就上来了，可以解决通缩问题。首先，这个效果有多大？其次，如果需求不增加，增长还是无望的。必须记住的是，限制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短板是需求，而不是供给。产能要去，但应该把这种事情交给市场去做。真正应该压产能的，是亏损得一塌糊涂的国营钢厂。

　　但因为压起来有难度，民营钢厂反倒成了目标，就像当年整治铁本一样。好在现在政府出了一个僵尸企业名单，照着名单去压国有企业。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压产能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

　　再看经济效率问题。按照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中国的经济效率是在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率扣除了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后的残差。必须注意的是，它是顺周期的。在经济景气时期，设备和员工超额利用，残差自然大，从而得到很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下降期，设备大量闲置，员工放假，残差自然变小，从而得到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不是经济下行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现在，资本回报率在下降。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最高峰时是15%，现在能达到6%就挺不错了。但这是一个自然过程，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趋于下降的。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前，资本回报率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外的需求很多。中国的出口额在2008年是2001年的5倍，可谓疯狂的增长。那几年的出口增长贡献了3-4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现在一下子都没有了，当然资本的回报率就下滑了。另外，那时劳动力大量从农业转移出来，而现在却大不如前了，这也会导致资本回报率的下降。

　　必须注意的是，在投资中，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怎么计算？我觉得经济学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周期很长，不可能马上见效。而且，不能只看经济回报，还要看社会回报。基础设施是一种消费项目，是在提高老百姓的福利，这样的投资，不能只算经济账。比如高铁，你可以认为是大大提高了老百姓的福利。别的国家是发钱提高老百姓的福利，中国是搞基础设施。这么一想，心情马上舒畅了。

　　最后，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改什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5大任务，“三去一补一减”，重点是在“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是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的短期措施。供给侧改革的长期任务是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最重要的是把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改革都改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还想强调，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是不矛盾的。很多人把供给侧改革、结构调整和需求管理完全对立起来，好像搞了供给侧改革就万事大吉，不要需求管理了。很多人认为，搞投资就是搞凯恩斯主义。但是，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资本积累赶超高收入国家。在一个经济没有达到稳态增长的时候，投资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需求管理是凯恩斯主义的措施。什么时候该搞需求管理呢？当真实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就应该搞需求管理，因为此时意味着需求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到底有多高？根据王建的计算，2014年的中国GDP实际增长率在4%—5%之间。我对2014年GDP增长率的计算结果也差不多，去年可能还是差不多，今年估计也在这个区间徘徊。这是真正的衰退，我们应当承认这个现实。

　　如果真实的增长率只有4%—5%，就应该担心了。实际上做企业的人是知道这个数的，有亲身感受。现在如果不搞需求管理，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进一步的衰退，企业外移，资本外逃。美元可能还要升值，人民币是跟着美元一起升吗？显然人民币没有升值的基础。去年8月份到今年1月份人民币贬值是很吓人的，短短的5个月里外汇储备一下子少掉了5000亿美元。

　　我们一开始觉得中国有3.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没多大问题，但照这个速度消耗，是承受不起的。稳住增长速度，才能稳住市场信心，因为市场经济和信心密切相关。如果大家都认为明天会更好，大家都会投资，从而就实现了经济增长；如果大家都觉得明天不好了，就不会投资，都想跑掉，货币就可能大幅度贬值。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没有金融问题，现在有金融问题。现在资本市场还想对外开放，资本还要自由地流动，在市场失去信心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坚守得住？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需求管理做什么呢？货币政策的边际效果在下降，提高杠杆率的确有问题。我觉得应该多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定向性比较好，也不增加通胀风险。中国要降杠杆，不是说把源头卡死，杠杆率就降下来了。

　　那样实际上是大衰退，就像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一样。要想走出衰退，一定要在某个部门加杠杆，让经济流动起来。企业不投资，老百姓不消费，就只能靠政府加杠杆。中国过去几年的财政支出是收缩的，政府加上事业单位的存款增加非常快，从2011年的11万亿增加到了去年的21万亿。换成是别的国家，会赶紧花钱，而中国不花。

　　既然《预算法》已经修改了，允许地方政府发债，那就多发一点。发了债干什么呢？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可以把过剩的房子低价买下来。现在地方政府不让开发商降价，一旦降价就惩罚你。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把住房买下来，它们会有动机允许开发商降价。这样，开发商解套了，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下来了，经济增长也有了。我觉得，应该可以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交集的地方。我们现在把二者对立起来，所以畏首畏尾的。

　　债转股要小心。如果让银行持股的话，我坚决反对。银行持股，管不了企业本身经营状况。怎么做？我们可以开一个口子，允许民间资本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去购股，由它们来接手不良资产。不良贷款也可以公开拍卖。如果企业本身不错，只是现金流没有了，民间资本就会愿意接手它的不良贷款，说不定银行还可以赚一笔。我们想一想，上一轮债转股，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赚了多少钱？！

　　总结一下，中国“十三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应该在6.6%以上，目前的实际增长率应该低于这个潜在增长率。所以，中国政府一定要处理好“调结构”和“保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财政政策不能松懈，要加力。这样，中国一面保增长，一面调结构，可以稳步地把这轮周期走完，真正实现2023年成为第一大经济体、2049年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目标。

　　（本文转自《战略与管理》2016年第3期）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