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彰显我国制度优越性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现在各国推行结构性改革都很难，美欧从2008年的危机之后至今已8年仍未见动静，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到如今已经25年也还 没有改变。我国能够下定决心，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的制度优越性之一。

供给侧改革彰显我国制度优越性

　　经济增速下滑主要受外部性、周期性因素影响

　　根据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结构性改革措施。

　　要想理解这样一个总的政策方向，必须了解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显而易见，这个挑战，就是从2010年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滑，从原来的两位数下滑到今年上半年的6.7%。这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所以，对2010年到现在这几年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必须判断清楚。其中，有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的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的原因，也与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影响分不开。

　　这个判断不难证明，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得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和中国处于相同发展程度的其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的增长速度分别为7.5%、4.5%、10.3%，2015年巴西和俄罗斯增长速度分别下降为-3.8%和-3.7%。增长下滑的情形和中国相同，幅度却远大于我国。印度2015年的增长速度为7.5%，表面上比我国高。但是2012年印度的增长仅为5.1%，下滑比我国的7.7%深。

　　印度是先触底又反弹了，另外更重要的是印度2014年调整了统计方法，使其增长速度有所提高，所以，实际上印度的增长表现和我国一样。不仅如此，韩国、新加坡等高收入、高表现、外向型国家，2010年的增长率分别为6.5%和15.2%，2015年则下降为2.6%和2.0%。照理说这些高收入、高表现国家他们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应该没多大问题，但是2010年以来的同一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情形都跟中国一样，而且下滑的幅度也更大。所以，我国和上述这些国家从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只能从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来说明。

　　首先，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占世界经济规模仍达一半的美欧日发达国家尚未完全复苏，失业率高，家庭收入增长慢。并且，还需省吃俭用以偿还危机前的过度负债，抑制了消费和进口增长，使得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大幅下降。全球贸易在危机前每年的增长率为GDP增长率的2倍多，现在则低于GDP的增长率，我国的出口按美元计算，从危机前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跌至2015年的-2.8%，今年上半年则下降7.7%，这是我国和许多国家经济增长减缓的共同外部原因。

　　其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投资。这些项目建成了，但国际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增长疲软，以致民间投资的意愿不高。像有些发达国家利率都已经降到零了，甚至是负利率，但民间投资还刺激不起来，这是各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共同周期因素。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确实也受到自己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的影响，面对当前的情况，应该分析清楚情况，保持定力，在适度扩大总需求，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按照中央的决策，勇于啃骨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在克服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影响的同时，我国经济将能提高素质，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

　　现在各国推行结构性改革都很难，美欧从2008年的危机之后至今已8年仍未见动静，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到如今已经25年也还没有改变。我国能够下定决心，保持定力，克服困难，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的制度优越性之一。

　　为什么供给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理论？

　　有些国内学界、舆论界的观点是拿国外的理论来看我们的政策。比如，有人讲，过去中国的政策是需求侧的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对于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有人说是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改为“拥抱”供给学派的政策。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

　　首先，中国过去采取的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以“挖个洞、补个洞”的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短期需求，但这些措施长期来看并不增加劳动生产力。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是比较好的，既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了，政府再投资基础设施只能是把现有的基础设施挖开，然后再补上，短期虽然能创造就业，但这对长期生产力提高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还有许多欠账，不论是东亚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积极财政政策所投资的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财政政策短期提高了需求，增加了就业，但建成后则消除了增长的瓶颈，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增长潜力和竞争力。这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把短期需求和长期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10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还特地专门推荐了在经济下行、疲软时以政府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

　　其次，我们现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供给学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税收以期提高民间投资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时候，美国发生滞胀，里根总统奉行的政策主张。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的供给学派是完全反对产业政策的，他们认为不应该针对某个产业去制定政策，应该用普遍降税的方式来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我们当前的问题不是滞涨，而是总量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不合理并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前提下来进行。我们还强调“产业政策要准”。比如，要根据产业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有些过剩产能的产业要去产能，有些短板产业则需要支持其发展，这些都是影响产业发展方向的，都属于产业政策的内容，与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仅仅降税、反对产业政策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过去奉行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推行的也不是供给学派的政策。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提出的，其宏观政策仅是周期政策。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把周期政策和发展政策结合起来。所以不能简单用西方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或者是用来理解我们当前的宏观政策。因为这种依样画葫芦的理解，很可能会误解我国政策的真谛，产生不当的社会舆论压力。

　　这些误解也说明，我们的很多理论认识是落在我国丰富的政策实践之后的。我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应当积极研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在要素禀赋、产业、技术等结构的特性上有何不同，找到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周期波动的原因、挑战和机会，了解历史遗留下来的很多结构性的、机制性的、发展模式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对症下药。

　　经过对上述一系列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研究，进行理论创新，用这种新的理论作为我国的发展政策、宏观政策制定的参考，而不是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现成的理论。总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前提条件不同，照搬外国的理论难免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好心干坏事的遗憾。我国的经济学界应该推动结合我国现实的理论创新，分析清楚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形成的理论，不仅对我国有价值，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变化

　　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供给侧的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总体上我国的经济工作应该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中央所指出的五个方面都很重要，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有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展望未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可能会因为未能真正进行结构性改革而陷入像日本那样长达10年、20年的增长疲软，这种外部性、周期性的影响有可能长期存在，针对这种情形，适度扩大总需求可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的投资结合起来。

　　我国虽然在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煤炭等产业过剩产能严重，但是，这些都属于中低端的产业，我国可以向中高端产业升级。2015年我国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就达1.2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国内不能生产的，技术、质量、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在这些产业领域的投资属于补短板。另外，我国在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环保、城镇化、经济适用房等方面都还有许多欠账，这些也都是我国经济的短板。

　　在这些方面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高。这些投资短期内创造需求，长期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而且，这些补短板的投资会为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煤炭等产业创造需求、减少过剩，这样去产能也会容易进行。这些过剩产能行业也属于杠杆率最高的行业，需求增加了，企业营利状况改善，能够还债，杠杆率也能下降，所以，这些补短板的投资在本质上也属于去杠杆的措施。同时，投资能够创造就业，促进家庭收入的增长，改善未来的预期，增加家庭买房需求，有利于去房地产的库存。

　　其实，适度扩大总需求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而是相辅相成的。把适度扩大总需求和以补短板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作为抓手，辅之以降成本的结构性改革，能够为存在产能过剩、高杠杆、多库存的部门创造需求，有利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结构性改革的推行，在稳增长的同时调结构，提高我国经济的生产力，促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我国有能力把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结合起来，这是我国和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也是我国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