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展进入“国退民退”阶段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张鹏

　　当下中国经济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阶段，对于企业而言实际上是“国退民退”阶段，同步和对称性复归，由于市场与权力的边界有待重新界定，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处于解构和建构同时进行的重塑过程。

政商关系进入“国退民退”新阶段

　　挪威石油中国区总裁陈新华最近在“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上提到使用中国绿卡面临的现实问题，“当时觉得很有吸引力，但是越来越感觉没什么用，因为拿着绿卡去银行不能开户，办企业依然算外资，买火车票也不能用”。

　　笔者认为，中国绿卡名实难副，让持有中国绿卡群体缺失了获得感，的确是一项需要检讨和修正的政策。这不仅涉及到部分人利益的权利救济，而且体现了我们国家是否真正尊重人权、尊重法治、尊重企业家精神。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受到良善法治保障的企业家精神是我国经济适应和走出新常态的最宝贵财富。

　　众所周知，“供给侧改革”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一个非常热门的词汇。之所以强调“供给侧”，就是要解除供给端体制和机制上的种种抑制，以使市场重新焕发活力，并且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改革的主体是政府，市场的主体则是企业家及创业者。

　　政府最希望当下这场改革能够激发出企业家及创业者身上最为宝贵的财富便是企业家精神（含创业和守业），因为只有他们有意愿和能力将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组织和统一起来，进而创造财富、提供就业和贡献税收。张维迎早年说过，“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是经济增长的国王，是新时代的英雄”，时至今日此言依然不虚。

　　在科斯那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经济转型被认为是由两种力量推动的：一是来自中央政府主导的改革，要把中国变成“现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主要集中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激励上；另外一种更加重要的力量是“边缘革命”，给中国带回了私人创业精神和市场力量。“那些处在边缘的力量能够为变革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新技术以及全新的视角和关键要素。在中国，扮演这个角色的群体是农民、城市待业居民及其他在计划经济下被边缘化的力量，他们是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先锋。”

　　笔者认为，这两种力量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自下而上”，在特定的时期内具有一种共时共进的对称性，也就是当整个社会开始放松计划经济的管制和公有制及意识形态的束缚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经济都能各自生长、各有所成。

　　国进民进固然有强大的市场需求端作为基础，但这本身就是一个“供给侧改革”的巨大红利，否则供给侧的强大抑制不破，市场需求端始终难以满足和繁荣。有人说那时“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却也有最便宜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在旧弊未除的那个年代的确显得熠熠生辉。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迄今的企业发展史，大抵可以概括为“国进民进”、“国进民退”、“国退民退”的三个阶段。其中，“国进民进”阶段即为改革开放早期，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共时共进性，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尽管复杂相对收敛；“国进民退”阶段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近几年，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同步和非对称性，企业与政治的关系之复杂超乎想象；

　　当下中国经济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阶段，对于企业而言实际上是“国退民退”阶段，同步和对称性复归，由于市场与权力的边界有待重新界定，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处于解构和建构同时进行的重塑过程。

　　因此，我们关注“于法有据”的供给侧改革，不仅要关心中国绿卡那样相对表浅的技术性问题，解决相关利益群体的合理关切，更期待能够解决前期渐进式（甚至时有迟滞）改革带来的体制机制性有效供给依然不足、金融和创新抑制相对明显、政商关系自始复杂难解等弊端。

　　高西庆说“想要万众创业，大众创新，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一切都是空谈”，相信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因为政府并不直接创造财富，直接创造财富的是企业家，是人民大众，适应和走出“新常态”最终依靠的也正是他们。如果顶层改革设计不见真章没有为政商关系建立起很好的规矩的话，市场得到的依然不过是一些刻薄寡恩，企业家精神终归还是会受到不合法理的抑制。

　　笔者希望未来能够建立起透明规范的政商关系，一方面让政治的归政治，尤其是政府官员应当用权于法有据，滥权必须问责，另一方面让市场的归市场，尤其是让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和合理诉求能够受到良善法治的保障。唯有此，供给侧改革才不会是“假把式”的改革，主场主题才能有真正的获得感，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名至实归，引领“新常态”也才不会停留在口头上的“漂亮话”。

　　(本文作者介绍：供职于阳光私募行业，清华MBA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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