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王小鲁
现在结构调不顺,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行为出现了偏差,政府过度热衷于投资,政府投资占了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大。很多政府投资项目实际上绑架了市场资源,挤压了企业正常的运转,同时也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
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未来能不能正确应对这个局面的关键问题。经济增长下行是不是供给因素造成的?如果我们看近期的资本存量增长15%,高于历史上80年代、90年代,甚至高于2000年以后的10年。
如果看劳动力的增长,2011年到2014年平均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率是3.2%,并不低。虽然低于2000年到2010年,但是和90年代基本相当。近期虽然有农民工进城放缓的趋势,但是我认为主要不是供给枯竭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城市就业机会不足。
人力资本的增长,我们近一个时期劳动者的人均教育年限一直在比较快的上升,如果看这几种要素增速的变化的话,增减相抵,可以说要素投入总的增长趋势在最近几年是加速的。但是同时出现了经济减速,因此不能用供给因素来解释,也不能归结为经济规模扩大了,因此经济增长就要放慢。
因为我们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慢,同时都伴随着要素投入的放缓。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率2009年只有17%,中等收入国家28%,我们国家48%。这么大的差距不能用规模扩大了一定要减慢这个来解释。
需求因素,我们在2009年以后的10年中间保持了平均20%以上的出口增长率。最近几年下降了10%,这是用美元计价算是10%,现在还在放缓,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但是10%按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长率,仍然和80年代和90年代相差不多。投资方面,2000年以后增长率不变价格计算超过20%,最近几年也仍然是17%,明显的高于80年代和90年代。
消费方面,我们在2000年以后,消费增长明显放缓,从9%降到7.8%,但是最近几年有所回升,总的情况看,就是因为消费的回升不足以抵消投资和出口增长的下降造成了经济增长放慢。
但是现在问题是不是我们再来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能拉动经济?我认为完全不能走过去那条路了,关键就是要看我们现在存在的结构问题。从2000年到现在,资本形成率从35%上升到了48%,是提高了13%,消费从62%下降到48%,掉了14%。总储蓄率超过了50%,也增长了10%。
这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居民消费现在只占GDP的1/3略高一点,这样一个比例的居民消费不足以拉动这么大的产能。我们历年来不断的扩大投资,不断的靠投资拉动增长,造成了产能的急剧扩张,靠1/3的居民消费来拉动这么大的产能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无法保证的,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
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恐怕不是保增长的问题,而是调结构的问题。刚才哈继铭讲未来5%到6%的增长率可以,我同意这个观点,5%到6%的增长率未来短期内不可怕,关键在于把结构调顺,才能维持一个长期经济增长。
而现在结构调不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行为出现了偏差,政府过度的热衷于投资,政府投资占了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大。很多政府投资项目实际上绑架了市场资源,挤压了企业正常的运转,同时也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
因此我想,下一个五年计划,恐怕要调整的关键是经济结构,而要改变经济结构,最主要的是通过推动改革,改变政府行为,包括政府支出结构要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政府把重点从投资上转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同时减少各种各样的市场干预,减少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收入分配回归到一个合理的状态。
(以上内容整理自王小鲁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发言内容)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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