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孙立坚[微博]
中国社会大众内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无法承担“民工荒”所带来的高成本、挤压利润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从眼前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中找到中国经济储藏着另外一个宝贵的“人口红利”，只要我们年长的企业家和年轻的未来的职业经理人之间，通过外部的制度建设和内部的激励机制设计，形成一种充分的信任关系。
经济转型驱动力在于制度红利(图片来源:Capitalland.com)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将发生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转变。两会之后，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将进一步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通过以政府自身职能转变为基石的“制度红利”，来替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直所采用的、为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而实施的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红利”的方式，探索和确立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模式。
为此，我想结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改革开放的内涵，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人口红利”尽管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以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再现，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后，劳动力的资源还会不断涌现，只要我们在户籍政策、企业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上不患得患失，大胆改革，稳步推进，那么，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贸然放弃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富差距、充分就业的问题。
即使退一万步而言，今天很多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在外部市场消费能力还没有恢复的状态下，以及中国社会大众内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无法承担“民工荒”所带来的高成本、挤压利润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从眼前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中找到中国经济储藏着另外一个宝贵的“人口红利”，只要我们年长的企业家和年轻的未来的职业经理人之间，通过外部的制度建设和内部的激励机制设计，形成一种充分的信任关系。
那么，多元化的致富模式——靠差异化标准和技术的打造，再加上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优势，中国经济就会在盘活两种“人口红利”的基础上越战越强。
第二，“全球化红利”虽然再也不能让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仅仅靠不断增加货物出口来创造，但是，如果我们今后能够通过更加务实创新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来推动中国企业和世界企业继续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公平竞争、相互合作，中国的金融业也能够与时俱进，满足各类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那么，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红利”将变得更为丰富，其结构也变得更为合理，它表现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实业发展和金融发展之间，民企和国企之间，中资和外资之间，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平衡点，从而再像过去30年那样，创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奇迹。
总之，只要我们自身的功夫练强了，那么，别人“游戏规则”再怎样变化，我们也会像中国乒乓球健儿那样，不管大球和小球，都能以精湛的球艺和球风玩转世界乒坛！
第三，“资源红利”的瓶颈已经让所有的海内外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到了莫大的挑战，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在面临地球温暖化的挑战，很多丰富廉价的资源，比如，中国的煤资源，今天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大规模地投入工业生产，而不可再生资源的创造也因为市场需求的不稳定让中国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中国今后要密切关注欧美市场所进行的一场关于“资源标准”的竞争，防止过度投资所造成的“产能过剩”。中国也要联合新兴市场国家，争取能够让更多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无偿或低价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来，以弥补他们前期发展阶段所造成的环境恶化的后果。另外，我们自身的节能减排工作也要落到实处，避免已经变得不断稀缺的“资源红利”再被无端的占用和浪费。
第四，“政策红利”虽然在危机爆发后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是它留下的后遗症已经让新一届政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地方政府同质化的投资和恶性竞争导致很多基础性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另外，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助长了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蔓延，而且在“土地财政”的推动下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
并且，大量低效的投资，不仅占用了宝贵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而且也增强了全社会对未来的通胀预期，进而导致人们一味地去追求投资回报的上升，以防范货币购买力的下降问题，而根本无视投资风险的存在和积累。这样发展下去，越来越高企的资金成本，无法真正去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相反让更多企业把产业资产带到了他们根本不擅长的金融投资领域。
所以，本届领导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胸怀，将通过放权、放松管制、引入竞争等“制度红利”的方式，来全面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建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在扶持企业创新、强化义务教育方面，政府应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以确保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应运而生，大众创造财富的能力和由此带来的消费水平日益上升。
同时，为了配合健康高质量的供求关系得以发展，政府还应该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和强化其落实工作，而且要更加鲜明地确立“公民财富和产权保护”的意识，只有这样，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才能发挥真正积极的作用，否则还是治标不治本。
(本文作者介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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