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维持几十年高水平投资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罗思义

　　凭借持续了几十年的巨额投资，东亚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实现了崛起，达到了“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中国要实现繁荣，也没有其他路径可走。那些声称还有其他途径的人，肯定没有好好研究过亚洲“经济奇迹”的事实。

　　作者认为，凭借长时间的密集资本积累，新加坡及韩国实现了“第一世界”的繁荣和生活水平。

　　亚洲的一些国家，在一辈人的时间内就走出了贫困，且一跃达到“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要想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实现这样的巨大转变。所以，分析是什么创造了这种“亚洲奇迹”，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非常重要。

　　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一个严重问题。中国的媒体在讨论如何实现繁荣时，有一部分人还在使用那些过期多年的经济数据和概念。更准确地说，就是在衡量和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时，没有充分考虑这方面的最新国际进展，而美国、经合组织和联合国[微博]在进行类似分析时，都会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用已经过时二十多年的实证和分析框架来讨论目前的中国经济，这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可避免的存在犯严重错误的风险。其中一些，举例如下。

　　Vu Minh Kuong新作《经济增长动力：基于亚洲比较分析视角的政策见解》的出版，为讨论中国经济政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最新的经济方法，以及关于亚洲增长的最新数据，这非常重要。该书也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关于东亚国家崛起的最重要的一份比较研究分析，也是由非中国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增长驱动因素最重要的一份实证研究。本文的目的，旨在解释为何急需出版该著作的中文版。

　　运用最新的经济方法来分析亚洲的繁荣，对于讨论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明确、直接的关系。东亚经济的繁荣，最主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巨大的投资积累。正如Vu Minh Kuong指出：“资本的积累，是亚洲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驱动力所在。这一点，在亚洲的成功发展模式中没有例外。这种靠密集的资本投资驱动的快速增长模式经过了时间检验，且对于不同规模、地点、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都百试不爽。”

　　精确地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之所以能领先于西方工业化经济体，54%的贡献来自于大量的资本投资，之所以能领先其他发展中经济体，62%的贡献也来自于密集的资本投资。另外，亚洲的经济增长之所以能领先发达经济体，高额资本投资所起的作用，要比生产率提升所起的作用高一倍。

　　因此，中国的密集资本积累模式是创造“亚洲奇迹”的最典型案例。正如Vu Minh Kuong指出：“相对于GDP而言，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程度，甚是引人注目。中国是在1990到2010年间，亚洲区域内发展最迅速的经济体。”

　　再列举一组确切的数字：“在1990至201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增长了14.9个百分点，其固定投资占全球的比重增长了29.1个百分点。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增加了10.1个百分点，而其固定资产投资的全球占比则增长了24.7个百分点”。

　　然而，关键是要明白一点，投资不仅是亚洲崛起繁荣的驱动力，也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现代计量经济学清楚地表明，对于所有的世界经济体而言，投资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资本积累对于推动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不仅在亚洲如此，在全世界都是如……这种增长的源泉，不仅对于那些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很重要的，而且对于那些人均资本存量较高的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要。对于七国集团(G7)经济体而言，有形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且在本书考察的所有经济发展期间内，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大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率。(第198页)”

　　东亚经济体的繁荣崛起，其特点并不在于“投资拉动”，而是在于其所调动起来的巨大投资的“量”。戴尔[微博]-乔根森(Dale Jorgenson)是测量经济增长原因的全球权威。他的研究成果，促使美国、经合组织和联合国改变了经济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正式计算方法。他在为《经济增长动力：基于亚洲比较分析视角的政策见解》一书所做的引言当中写道：“亚洲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经济成就。亚洲的崛起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全球化和人力及非人力资本的耐心积累的基础之上。”

　　这项亚洲研究证实了以前的研究结果，即当一个国家朝着发达经济体的方向发展时，投资在其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加，具体见以下的图表。

　　按照各国经济发展的升序排列来看，对于非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是50%，对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一比例是55%，而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这一比例是57%。因此，相比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更加呈现“投资拉动”的趋势。而且，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使得其增长变得更加投资密集型。

生产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这对中国的影响很明显。任何主要依赖提高生产率的政策都无法取得成功，其基本原因是数量方面的：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低，仅9%，不是主要驱动因素，而资本投资的贡献率高达57%。

　　必须重视通过较高的边际资本回报率，来维持尽可能高的生产率增长，但大部分的增长还是必须来自于投资。正如Vu Minh Khuong指出：“因此，亚洲经济体成功的秘诀，不在于获得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而在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密集的要素投入，同时保持一个合理的TFP增长率。”

　　但是，既然说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都是“投资拉动型”，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有些讨论认为，将来中国的经济将是“生产率拉动型”呢？这是因为，在经济增长原因的测量和分析方面，中国的有些讨论已经严重滞后于国际最新进展。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在其经典论文中，对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测量。他将增长源泉分为投资、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三种。虽然他的这种三元框架一直沿用到现在，但不幸的是，他的计算方法存在错误，没有考虑到投资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在质量方面的改进。这就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来自生产率的提高。这个错误在中国的一些讨论当中，反复地出现。

　　后来，一些计量经济学家，在乔根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如果把这个计量错误纠正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大部分增长来自于投资，其次是来自劳动力投入，而生产率的提高仅是最小的一个因素。纠正了这个先前的计量错误后，美国、经合组织和联合国如今都正式采用了精确的计量方法。

　　但是在中国，有些讨论没有注意到这个错误已被纠正，依然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是，增长主要来自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这一点在欧美已经得到充分证实。通过运用Vu Minh Khuong的最新方法，可以得知，在欧美得到证实的情形，在亚洲也同样适用。因此，这本著作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必须通过实证分析，来得出中国经济政策的结论。亚洲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如何维持“较长时间的密集资本积累”。正是靠这一点，新加坡及韩国实现了“第一世界”的繁荣和生活水平。

　　要达到最发达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中国还必须维持几十年的高水平投资。原因是：“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如果说美国的水平等于100的话，中国的存量水平仅为29.6”。由此可见，中国的密集资本投资时期还远未结束，因为在人均资本存量方面，中国与美国相比，还存在70个点的差距。

　　因此，Vu Minh Khuong这本著作当中的数据和分析，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运用得当的话，有助于引导中国经济政策的讨论。所以，迫切需要出版该书的中文版本。

　　(本文作者介绍：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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