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陈志龙
所有债务都是要还的，债务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只会不断发酵，拖延的时间越长，调整的风险越大。如果对外的汇率机制失当加之对内货币超发、房地产泡沫膨化到极致、政府债务危机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等几重因素相互裹挟，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叠加，内忧外患就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旷世危机。
长期以来，由于地方债的填补方式往往都是地方政府卖地，有地就不怕没钱。但一旦经济下行，上述模式发生断裂变化，很多地方政府也马上陷入财政危机。岁末，据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称，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债务接近2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3%。其中地方债务19.94万亿元，须引起高度关注。另外，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达到113%，超过OECD国家90%的安全阈值，在所有统计国家中高居榜首，值得警惕。
报告称，如果将非金融企业、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债务加总，那么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15%。这意味着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去杠杆在所难免。
类似报告和警告不是第一次出现。今年早些时候，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将中国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调降至A+。其原因在于，2012年中国一般政府债务整体水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9.2%，鉴于地方政府仍存在局部性偿债风险和政府尚有隐性债务负担，与储备保障系数相比，风险值得关注。
野村证券发布的《中国正在升起的金融风险》的报告言犹在耳。报告同样紧盯中国的政府债务，野村认为，中国正呈现与西欧、日本、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特征，以当前的杠杆率水平和房地产业的风险指标进行分析，中国或将会因为房地产迎来一轮金融危机。
以广州市为例，今年11月28日，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如桂披露，截至2013年6月，广州市政府的债务余额是2593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是1973亿元。对市本级来说，政府债务余额是1878亿元，需要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是1293亿元。
事实上，以广州1200万常住人口来算，目前人均债务已接近2万元。事实上，相对于一般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占财政收入30%左右的比例，广州今年占比将超过50%，相关情况令人担忧也实属必然。
广州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债务状况堪忧。地方政府债务会不会出现前两年希腊式的悲剧，在M2攀过百万亿止不住的“货币喷射”下，高债务和高杠杆率如何还，不可掉以轻心。
长期以来，由于地方债的填补方式往往都是地方政府卖地，有地就不怕没钱。但一旦经济下行，上述模式发生断裂变化，很多地方政府也马上陷入财政危机。一位财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对笔者表示。
在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后，从政府到企业部门，高杠杆率最大的风险是叠加性风险，虽然“强政府”对金融和财政的控制与统筹能力远大于欧美等西方国家，但中国式“父爱主义”的“政府兜底”注定了每一轮经济下行后，银行体系大面积不良的出现不是局部暂时性问题，而是总体性、长期性和制度性问题。高债务率的财政风险如果和高不良率的金融风险相互叠加，那将极易成为风险漩涡和黑洞。
长期繁荣孕育着空前的泡沫。过度膨胀的政府债务负担、依赖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模式、银行业繁花似锦的高利润都难掩溃烂的脓疮，而这些在繁荣的年代都不被认为是问题。
因为没有经历过大的周期性衰退，只要危机一天不发生，地方官员往往乐观地认为运行良好的宏观经济和强大的行政力量能够阻止任何灾难的发生。在他们眼中，经济增长引擎依然强劲，他们是走平衡木、踩高跷甚至是玩高空魔术的高手，一切只需要适度微调即可，收放自如。但是，如果认识是错误的，所有的行动都可能走向灾难性的结果。
一场持续数年席卷全球的危机，让我们明白从繁荣到没落、从殿堂到废墟的垮塌式骤变往往在一夜之间发生。当杠杆足够长、泡沫足够大，当所有的侥幸、迷信、贪婪在某一刻突然为恐慌所逆袭，预期突变时，那时再喊“救命”就一切晚矣。所以，中国的高债务率和高杠杆率不可大意。
所有债务都是要还的，债务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只会不断发酵，拖延的时间越长，调整的风险越大。如果对外的汇率机制失当加之对内货币超发、房地产泡沫膨化到极致、政府债务危机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等几重因素相互裹挟，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叠加，内忧外患就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旷世危机。对此，我们反思、警觉，并要积极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本文作者介绍：陈志龙，财经专栏作家，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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