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滕泰
由于银行业垄断的历史原因,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很多原本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或者技术研发的资本,不断被金融垄断部门及“地下钱庄”侵蚀。金融已经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受国民储蓄热情不减和民间利率持续高企的影响,我国银行业利润不断攀升,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银行业净利润总计为1.23万亿元,同比增长19%,远超过同期工业企业利润5.3%的增速,无怪乎来自各行各业的上市公司都想一哄而上设立自己的银行。
诚然,历史上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往往会经历从贸易和工业优势向金融优势转化的过程。但是,强国兴衰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金融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让一个国家从贸易大国升级为财富强国,也能让一个富国迅速走向衰落。
历史上金融过度发育而压跨产业的最典型例子是西班牙。随着波托西银矿1545年被发现,以及在秘鲁卡丰利卡发现水银矿,世界白银的年产量从1521—1544年的290万盎司,增加到随后15年的1000万盎司,并在17世纪前20年增加为1360万盎司。由于白银大量流入,使“西班牙的农民放下犁耙,商人摆出贵族的姿态”,基本的农业、加工业、商业优势都开始因为金融的悠闲得利而变得更加不受重视。
不仅如此,白银的增加还导致西班牙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甚至工资上涨的速度超过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1500年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农业、制造业和贸易进一步受到挤压。
银行家和食利者很少向国内工业贷款,而是较多向外贸行业贷款,或者较多地向布鲁日、里昂、伦敦的王公贵族和国王贷款。如果对外国王公贵族的贷款超过了他们实际的收入,则可能面临着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
保罗-肯尼迪把西班牙的海外贵金属增加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比喻为“浇在屋顶上的雨水”,随即就流走了——事实上建立在国外来源基础上的财富增加大部分都变成金融产业或直接变成金融资产,一旦海外贷款难以收回,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财富总量必然受到严重衰落。大约在1620年左右,西班牙逐渐开始其衰退的历史。
英国的案例则更为典型。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在引领世界贸易发展方向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向世界各地投资和贷款,并且确立了英镑黄金标准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英国的全球金融霸权的地位。
当荷兰处于强盛时代时,英国被迫用白银与荷兰进行贸易。但是当英国处于强盛时代,英国则用英镑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建立贸易联系。即便是德国在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银行以后,仍然必须从伦敦市场购买英镑以及其他外汇。
19世纪巴黎曾是伦敦的竞争对手,但是由于1870年法兰西银行在法普战争期间中止黄金的兑换权,英格兰银行却一直在欧洲其他中央银行的协助下,维持着黄金兑换标准,因此无论是德国还是俄罗斯、美国,那时候想进行国际支付都必须用黄金购买英镑。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英国的巴林兄弟银行为法国政府向同盟国赔偿7亿法郎提供资金。从那时起,英国的对外借贷就开始了。19世纪20年代,拉美殖民地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独立,南美国家的政府开始更多地从伦敦得到贷款。1904—1913年,很多外国证券市场上的价格暴跌,把将近英国一半的存款和5%的国民收入吸引到国外。英国资本大量流向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流向英联邦国家。
作为全球金融资源的中心,英国与当初的西班牙相同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更加关注金融和资产的买卖;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英国的工业仍旧保持着增长。
尽管如此,英国海外投资的增长速度还是常常超过了本土投资增速。此外,因为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而商品、服务以及按部就班地享受逐期投资收益,却成为影响财富变化的次要方式。这就使英国本土的竞争优势逐渐弱化。
到1914年,英国拥有195亿美元左右的海外投资,约占当时世界对外投资的43%。这些资产虽然能够向英国贡献可观的财富增值,但是却随时可能脱离英国的控制。
显然,如果英国能够一直占领它所培育起来的殖民地,能够一直控制其海外投资并保证财富流回英伦三岛,那么英国就可以一直以其拥有的金融资产享受高额回报,不会衰落。然而随着美国的独立对英国在加拿大、南美洲利益的冲击,俄国的扩张对其在中亚、南亚利益的冲击,英国在清帝国的利益受到其他列强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海外资产不再为英国本土贡献财富——也许这时候英国人才感受到还是基于本土竞争力的工商服务业对于国家财富的意义更加可靠,然而英国经济毕竟开始衰落了,而它的海外投资却成就了其他国家的富足。
从上述两国的历史中可以发现,从贸易和工业优势向金融优势的转变过程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从贸易或工业优势向金融优势的转变带给不同国家的财富影响却有较大的不同。
对于西班牙而言,直接从海外金银而来的金融优势几乎没有培育出任何产业优势。同时以贸易和战争贷款为主的海外金融资产,无论是金融资产的流入和金融资产的流出,实在就像浇在屋顶上的雨水。
英国的金融优势极大地支持了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在形成绝对金融优势以后,伦敦并不能够成为国际资本聚集的中心,而是成为资本输出的中心。这种资本输出在有政治和贸易优势保证的前提下,是有利于本国财富积累的。但是一旦政治和军事方面受到打击,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不断受到其他列强的挑战,以海外投资为主的金融优势就反而成为财富损失的渠道。在贸易比较优势地位丧失后,勉强维持黄金与英镑的固定兑换比例,也让英国付出巨大的财富代价。
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金融优势地位到目前为止始终与其政治影响力保持同步扩张。美国不仅仅是利用这种金融优势赚取国际货币发行税、推动本国的贸易、推动本国的跨国投资,而且将纽约变成全球金融资源的聚集中心,将全球过多的储蓄都吸引到美国为己所用。因此美国的传统产业虽然由于人力资本的上升而呈现衰落趋势,但是金融优势一直是美国产业和技术的坚强后盾,以及该国聚敛全球财富的手段。
历史表明,金融业超出产业发展阶段以后的过度兴盛容易把经济的重心由产品交易逐渐转向资产交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于财富而非产品和服务,野心勃勃的商人和实业家也逐渐从风险承担者发展成为食利者,更多地使用资本和储蓄收入进行消费,总的国民储蓄不再增加。从财富结构上则体现为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结果,投资和消费的活力、企业创新的活力都会在金融的过度兴盛中逐渐减退,最终导致财富创造的重心转移。
我在《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中,将此现象总结为“金融,是天使,也是魔鬼”。近期中国刮起的这股各行业上市公司设立银行的风潮,正是在实体经济投资回报日趋下降,民间利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爆发的。
总之,金融业的过多资源配置既能够提高财富的效率,也能够削弱本国实业领域的长期竞争力。如果金融扩张带来的财富增长速度,赶不上本国实业领域的财富增长速度,不能对产业和技术进步形成支持,那么金融优势就会成为丧失财富创造力,导致国家衰退的原因。
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由于银行业垄断的历史原因,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很多原本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或者技术研发的资本,不断被金融垄断部门及“地下钱庄”侵蚀。金融已经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如何降低金融抑制,也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新一届政府必须要尽快面对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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