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地方政府在配置产业资本时就会把财政收入作为重要的衡量目标，导致地方政府尽量提高地区性征税的强度，同时依赖土地财政，推高房价，从而进一步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造成了整个资本配置效率的低下和资源的错配。
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也不容小视。一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比较高效率的制度供给。如何通过制度红利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红利可能是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
本质而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分权的过程。“分权”包括政府间纵向分权和政府与市场间分权。一方面， 通过市场化，政府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使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主要由价格和竞争机制实现；另一方面， 在政府体制内部， 中央也逐步向地方放权。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收入集中度和财政支出的分权度双双提高。突出表现在中央政府的事权比重逐年下降，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权比重也逐年下降，导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不匹配问题日益严重。数据显示，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逐步下降至2011年52.1%的水平，而地方财政支出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倒挂”现象日益突出。
一般而言，将现行税制体系中的18个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基于当时的特殊背景，1994年财税改革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中央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建设上，在此之后的调整并未适时实现主要注意力向地方税建设的转移。
一方面，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进一步增加了中央地方共享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另一方面，始自2012年上海试点、眼下已向全国扩围且要在“十二五”落幕之时全面完成的“营改增”也对当前税收产生一定影响。尽管对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大有裨益，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营改增”将属于地方唯一主体税种的营业税纳入了中央地方共享税——增值税框架之内，地方财权将受到进一步的挑战。
在财政收支长期矛盾，特别是在“GDP增长竞标赛”与过度竞争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纷纷寻找其它财源以弥补收支失衡，“土地财政”成为地方财政的普遍模式。2003-2012年十年间，土地出让金贡献相当于地方财政52%的收入，2010年最高达到72%。2012年的税收收入中，与房地产有关的11个税种，即土地、房地产开发和交易相关税收，贡献了地方财政收入的31%，合计1.9万亿。然而在土地稀缺的中国，通过粗放的土地扩张以及相应生成的庞大债务，地方政府得以维持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但同时也患上了严重的土地财政依赖症。
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也不容小视。财政分权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博弈直接影响到两者间的金融资源博弈。由于财政资源受限，各地方政府纷纷将注意力转向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尤其是地方银行体系信贷资源的控制上来，这必然会造成金融部门不良贷款率的攀升和资金配置效率的下降。
由于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地方政府在配置产业资本时就会把财政收入作为重要的衡量目标，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一面是地方政府尽量提高地区性征税的强度，从而导致实体经济部门的税负较高，而另一面，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以及其衍生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房地产与实体部门的利润率之差，进一步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造成了整个资本配置效率的低下和资源的错配。
更进一步的讲，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形成了重基础设施投资、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短期行为偏好的财政支出结构，以及由于各地方之间的保护主义、市场分割所导致的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等等。
因此，下一步必须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来改变中国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和资源错配的局面，要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分权式改革，按照“一级事权决定一级财权、适当上移中央事权、适当下移地方财权”的原则匹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
具体而言，也就是说要着重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将涉及全国范围内普适性的民生性支出责任上移，并根据财力获取效率确定各级政府的自有财力和转移支付规模。在此基础上进行财权分配的优化，培育较为稳定的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特别是应该进一步深化省级以下政府间的分税制改革，最终全社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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