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王文[微博]
很明显，目前的症结源自于“小金融”逻辑：老百姓需要钱，环保需要投入，银行需要收回本金，这些钱都只能通过单一利润至上的规则，最终向生态环境索取。但为什么不站在“大金融”的国家层面呢？
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越倾向于被动的拨款投资。但事实是，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能借到、筹到、抵押到、募集到的，而这一切都可以有效地运用金融杠杆获得。在东北的一些林区考察数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郁郁葱葱的森林、碧蓝天空和新鲜空气，而是成千上万亩散落在各片森林之间的黑木耳生产基地。
据说全国70%黑木耳都产于那个地区，尤其是近些年，养殖黑木耳的农户都赚了不少钱，有的年收入可达六位数。然而，黑木耳从锯木垛里发酵而来，锯木垛则被塑料膜包裹着，看着数以亿计、一望无际的小塑料包，我的疑惑是，发酵完了的废锯木垛被丢到哪里去？废塑料膜又该怎么处理？
果然，答案是“污染”！不过，当地黑木耳种植的村社负责人补充道，将来在附近可能会建相关垃圾处理厂，通过燃烧废塑料、废锯木解决污染，也为农户解决冬季供暖问题。
“那什么时候建这个厂呢？”负责人答，那得取决于政府投资。
“什么时候来投资呢？”负责人答，那得取决于银行贷款。
“银行怎样才会贷款？”对第三次的追问，村社负责人坦言，其实就算有贷款，银行也会优先考虑给农户的黑木耳增产。因为全国的黑木耳供不应求，银行贷款愿意给那些流动资金更快的赢利行业。至于治理污染，那是政府或当地林业局的事情。
我再问林业局的陪同官员，得到的回复是，林业局没有足够的钱搞环保，所依附的企业至今亏损，政府给的政策也不够。
于是，一幅“经济增长－生态恶化－环保政策滞后－政府埋单乏力－老百姓最终受罪”的生态恶化路线图就变得清晰起来。而化解路线图不断恶化的疗方就需要资金，且需要重新合理地配置资金的流向，进而实现科学发展。这恰恰是金融学的范畴，也正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最缺的知识板块。
粗略地看，这种缺失表现为三种规律性的现象：
第一，经济越落后、越需要资金的地方，越倾向于被动的拨款投资。但事实是，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能借到、筹到、抵押到、募集到的，而这一切都可以有效地运用金融杠杆获得。后者未尝不是一种更主动的融资方式。
第二、经济越落后、越需要资金的地方，越倾向于由国家主导的银行系统完成投融资的进程。但事实是，民间资本非常活跃，只要政府做好依法监管的角色，做好相关金融制度安排，多渠道的资金运作更能有效的促进当地经济。
第三，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越倾向于相信“环保是不可能获利的”、“要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会污染”的错误观念。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各类环保基金早已证明，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能够并行不悖。
很明显，目前的症结源自于“小金融”逻辑：老百姓需要钱，环保需要投入，银行需要收回本金，这些钱都只能通过单一利润至上的规则，最终向生态环境索取。但为什么不站在“大金融”的国家层面呢？
试想，如果由国家某部门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将财政政策、经济规划、利率调整、生态目标等措施都统合在服务地方发展的“大金融”战略上，再通过宏观审慎的原则，混合经营的手段，既能引导多渠道的资金进入当地发展，又能保证金融机构、农户收入、官员政绩、环境保护等双重利益，让增长与环保两不误，这种高效与稳定的大金融战略，才能超越过往“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窠臼。
这恰恰是《大金融论纲》中所提及的原理，即金融必须综合宏观与微观，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国家在金融服务中必须导入财政、规划、货币等各种制度安排，不只是片面依靠“市场红利”，更要创造有助于各地科学发展的“制度红利”。
可惜的是，过去20多年，中国总有一种声音在鼓励金融改革朝“小金融”方向发展。在历史上，那不乏有成功的案例与经验，但发源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敲响了警钟：一旦金融脱离于实体经济的服务目标，游离于国家监管与资源配置之外，危机的爆发将在所难免，最终受害者定是普通老百姓。正如许多地区为了经济增长牺牲环境所暴露的教训，为牟利而非实体经济本身的金融服务，并不是很好的服务；仅着眼于利率、借贷层面的政策，并不一定是很好的金融政策。
35年改革开放有着巨大的成功经验，但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上，却屡遭“小金融”的短视之害。这恐怕还不能只怪各地历任官员以及体制上的一些缺陷，更要责备与反思的，恐怕还有中国的金融理论还不发达，或盲目相信某些外来的想法，不能结合当地实际，合理利用政府主导力与市场协调力，更精细地运用金融杠杆，实现科学发展。
环境恶化的血腥代价已经在告诫中国人：越是穷的地方，越需要懂金融，尤其是源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大金融理论。各地决策者需要有信心并发挥聪明才智，通过制度安排合理配置资金，没钱时，合理的大金融制度安排能生钱；有钱时，合理的大金融制度安排能用好钱。当然，这需要自上而下的理念贯彻，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政策争取。
希望我去过的这片林区不要重蹈环境恶化的覆辙。各地决策者需要重新反思过往的经济政策，更需要谋求于符合当地发展的金融创新。毕竟，中国老百姓不能牺牲环境，一辈子赚血汗钱，处在经济食物链的最低端。
(本文原载于7月18日《环球时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近著有《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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