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民间投资?

2016年06月24日15:58    作者:李庚南  (0)+1

  文/新浪财经金融e观察(微信公众号:sinaeguancha)专栏作家 李庚南

  在缺乏有效调控下,个体理性将促使企业通过注入更多的资金以维持低水平的资金周转,如钢铁、煤炭等行业,企业这种资金饥渴反过来又将引发新的投资需求,呈现高投资—低产出—高投资的恶性循环。

  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直线下滑的态势深深刺激了社会各界的神经。国务院为此派出9路督察组,问诊民间投资之症状。不幸的是,这一态势仍在延续。5月份民间投资增速降至3.9%,远低于政府(国有及控股)投资23.3%的增速和全国投资9.6%的平均增速;民间投资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投资增速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见下图)。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围绕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决策层、理论界、实务部门纷纷开出了诊断的“处方”。或认为“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是民间投资的体制性、机制性桎梏,问题指向地方政府的管理;或强调“融资难、融资贵”是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要因,矛盾直指金融机构;一些经济学大咖则将房地产上涨视为民间投资下坠的“罪魁祸首”,认为“资金流向房地产挤出民间投资”、“房地产泡沫制约民间投资”……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将市场的目光聚焦于不同的主体,彰显不同的诉求。

  凡此种种,似是而非。仔细探究,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实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在论及民间投资下滑相关问题时,存在概念混淆、逻辑错误等问题。

  其一:混淆了统计意义上的固定资产投资与一般意义上的投资概念,造成民间投资概念的模糊性、不一致性,弱化了解决问题路径的针对性。

  一般意义上的投资,简单地说,就是为了获得预期的收益而投入资金或资源的行为或过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投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期望在未来能产生收益而将收入变为资产的过程。

  而统计意义上的投资一般指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即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包括固定资产更新(局部和全部更新)、改建、扩建、新建等活动。这一概念的基础是宏观经济分析。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投资定义为:投资的意义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只有当物质资本形成生产时,才有投资。夏皮洛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给出的定义是:投资在国民收入分析中只有一个意义,即该经济在任何时期以新的建筑物、新的生产者耐用设备和存货变动等形式表现的那一部分产量的产值。

  实践中,我们在分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问题时,使用的是统计意义上的投资概念,依据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但具体到民间投资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混沌状态:在反映问题的时候,依据的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在分析民间投资态势及原因的时候,则使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投资,不仅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还包括流动资产投资、研究开发投资、人才培养投资、信息化投资、市场开发投资、销售后服务投资等生产经营性投资。

  显然,此投资非彼投资。用一般意义上的投资概念分析特定意义上的投资即固定资产投资走势,无疑会将制约民间投资增长的因素宽泛化,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或许就是有关人士把“融资难、融资贵”视为民间投资快速下滑要因的由来吧。

  其二:割裂了民间投资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以长期、固有的矛盾分析民间投资出现的新态势,在逻辑上犯了“推不出”之错误。

  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投资比较,民间投资今年以来呈现的直线下滑,显然是一种新态势;而新态势必有新促因,绝非固有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融资难、融资贵”等制度性、体制性因素可以解释。

  不可否认,无论是各种“门”的存在,还是“融资难、融资贵”,都将对民间投资增长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但这些制约因素由来已久,显然无法对今年来民间投资态势做出合理解释,在逻辑上犯了“推不出”的错误。其实,只要对以往的统计数据稍做分析,不难看出,尽管有各种“门”的存在,尽管融资难题始终存在,但民间投资的增速长期以来仍高于全国投资和政府投资。2015年12月之前,民间投资增速一直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15年2月之前,民间投资增速一直高于政府投资,之后才逐渐被政府投资超越。

  其三:把房地产视为挤出民间投资的“罪魁祸首”,混淆了房地产投资与民间投资概念,扭曲了二者的关系,在逻辑上犯了“概念不当并列”之错误。

  首先,把房地产投资与民间投资这两个分属不同维度的概念混在一起进行比较,违背了最基本的逻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经济类型可分为国有、集体、个体、联营、股份制、外商、港澳台商等,民间投资则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而房地产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范畴;按行业分类,政府投资包括房地产行业投资,民间投资也包括房地产行业投资。把房地产投资与民间投资放在一起比较,就好似将“出租车”与“公共交通”相提并论。

  其次,扭曲了房地产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从固定资产投资行业分类看,房地产投资是民间投资的投向之一。从这种意义上,房地产投资与民间投资又是分项与整体的关系,恰如出租车与公共交通的关系。从逻辑上,房地产投资的快速上升的效应只会是民间投资增速的提升,而非相反。譬如出租车行业的发展只会促进公共交通的发展,何来房地产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说房地产投资挤出民间投资,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把民间投资与房地产投资进行比较,并得出房地产投资挤出了民间投资,更是搞错了“辈分”。

  概念上的模糊、逻辑上的混乱,显然不利于我们准确、客观地看待民间投资增速快速下滑的态势,并可能使我们在寻找症结、研究对策方面偏离问题的核心与关键。

  那么,民间投资增速快速下滑的症结在哪里?笔者以为,应该把这一问题放在整体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来分析研判。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入中低速,市场需求特别是外需的疲软,产能过剩的严峻性,转型升级面临的资源约束,实际上在不断强化市场对经济“L”型走势的预判,而这一切都直接影响企业家的信心,弱化企业投资意愿,进而制约民间投资的增长。

  今年以来社会投资总体呈两极发展格局:制造业增速下滑,基础设施快速增长。这种格局反映到民间投资行业投向上,则可描述为“长板易短、短板难长”,即民间投资的优势领域更易受到压缩且压缩更快,而劣势领域增长乏力。从两方面对民间投资形成明显挤压:

  一是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速的下降快于全部制造业。无论从市场需求疲软还是淘汰过剩产能,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所面临的冲击都是显然的。由于民间制造业投资占制造业投资比重高达80%以上,因而民间制造业投资所受冲击相对其他行业更明显,其增速下滑也快于全部制造业投资。1-5月份,民间制造业投资额累计增长3.9%,低于全部制造业投资0.7个百分点。

  二是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的提速效果在民间投资领域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对民间投资增长的贡献乏力。在当前经济背景下,面对投资项目预期收益总体欠佳的状况,民营企业在投资决策方面日益审慎,压缩投资、降低产能成为大多民企的理性选择。即使是政府推动的PPP项目,因其财务软约束下的效益短板、相关立法缺位等问题,民企参与的积极性仍面临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1-5月份,全国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增速大幅提升,累计增长29.4%,高于2015年末9.2个百分点;但民间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增速则呈现断崖式下降,增速由2015年末的29.7%陡降至5月末的9.2%。

  在嘈杂的声音中,我们或许忘记了问题的本源。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投资?民间投资的下滑,某种程度上是民间资本趋利避害本性使然,也是市场环境变化使然。如果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民营企业还不能冷静地研判形势,还不能合理调节自身的投资规模和节奏,还不能走出盲目扩张的旧格局,那或许又会是另一种更大的忧患。

  必须正视的是,不是所有的民间投资都是健康的,也不是所有的民间投资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以钱炒钱、脱实向虚的民间投资显然不是我们所要的投资;盲目投资、过度投资、偏离主业的跨界投资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这些不健康的投资对整体经济贻害无穷,对单体企业而言则直接演变为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失败,引发企业逃债、“跑路”。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投资?

  历史证明,高投资率虽然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但投资率高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在我国最突出的表现是产能过剩问题积重难返,包括房地产行业的高库存问题。部分行业投资率过高,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资本利用率不足、投资回报率低下,加剧内需不足、资产泡沫和出口压力。在缺乏有效调控下,个体理性将促使企业通过注入更多的资金以维持低水平的资金周转,如钢铁、煤炭等行业,企业这种资金饥渴反过来又将引发新的投资需求,呈现高投资—低产出—高投资的恶性循环。此外,高投资率造成环境污染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剧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更是我们的经济社会所不能承受之重。

  就民间投资而言,除了要避免脱实向虚、盲目过度投资外,民间投资结构的合理性也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比如民间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比重过高问题。据有关数据,今年1-4月,北京市民间投资八成流向房地产;海南房地产业民间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的63.8%。在浙江,房地产民间投资占整体民间投资的比重也将近四成。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房地产行业挤出民间投资(其非逻辑性前面其已做说明),不如说房地产行业投资对制造业等其他行业投资形成了挤压。

  诚然,中国经济转型尚在路上,仍需扩大投资规模来保持较快经济增长速度和较高的就业率,仍需要充分运用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激活民间投资的动力;但我们在关注民间投资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应关注的是民间投资结构的合理性,更应关注民间投资的效率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责任编辑:邹枫 SF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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