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微金融发展折射银行结构性缺陷

2013年10月15日 09:10  作者:刘珺  (0)+1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刘珺

  社区银行本应是独立的法人银行,只服务于社区,而在中国它却成了商业银行为扩张而取的新名头。每家银行都想扩大规模,区域的想成为全国的,全国的想成为世界的,农商行不“务农”,农信社搞联合,就连村镇银行都想进城。

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关键在于资金的可获得性、风险的可管理性及信息的质量。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关键在于资金的可获得性、风险的可管理性及信息的质量。

  ——从中医发展悖论谈起

  在金融转型之际,挑战纷至沓来,矛盾林林总总,除利率市场化、汇率国际化、流动性管理、地方债务与房地产融资风险之外,中小微及农村金融所面临的困境亦不容小觑。中小微及农村金融不可谓不重要,中央部委和金融监管部门也不可谓不重视,那么为何政策面的“十万火急”到了执行层面却变成“死水微澜”呢?

  先换个话题,谈一谈中医发展问题。中医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科学性、标准化和推广性,科学性关乎存在的基础,标准化关乎发展的前提,而推广性关乎中医能否从一域走向广域、从一国走向世界。

  以壮大中医为准绳,上述命题无可厚非,但回归本源和逻辑,中医发展悖论却以矛盾对立的形式出现,甚至使得中医国际化成为一个“伪概念”。

  不同于西医,中医是辨证施治,强调治“未病”,擅于“治人”,弱于“救急”,对医患的个体特质高度依赖,并且地域性极强。男女有别、老少不同、“南人”“北人”迥异,在大的种属里又千差万别,甚至极端化到个体,即每一个有病之人在中医眼中是独立的,而特定的“病人”在不同的中医眼中又不尽相同,药方和施治方法亦有差别。

  “望闻问切”不同于仪器和化学药剂的检测,其主观性强,定性多于定量,整体多与局部,中药特别是草药的性状和药力与生长地和所在地的地理气候环境息息相关,加上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的生理特质又不一样,决定了中医是基于乡土的小循环、微循环体系,难以推而广之,难以国际化,抑或说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医结果可能是消灭中医也未可知。

  另外,中医是“人与人”的直接互动,而西医是“人—仪器或药物—人”的互动,中药中不乏有毒的草药,所谓以毒攻毒,如果病人对医生没有充分信任,医生对病人没有透彻了解,中医治疗不可能进行,真正的中医就是作坊式的,地域化的,可能无法产业化、国际化。

  因此,不要羞愧于五四先驱对中医的摒弃,不要纠缠于西方对中药的禁售,中医植根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生态,如果规模化生产了,全球化营销了,或许就不是中医了,至少不是纯粹的中医了。

  中医发展悖论和中小微与农村金融关系何在呢?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关键在于资金的可获得性、风险的可管理性及信息的质量。资金获得是结果,风险管控是过程,信息质量是前提条件,且是重中之重。

  信息质量的本质要求是信息对称,信息不对称造成猜忌,提高博弈成本,腐蚀信用价值。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困境源于银行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而其中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用缺失和风险定价不准确是银行“雷声大、雨点小”不积极作为的重要原因。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信息优势的一方经常会作出“不道德行为”,信息劣势一方面临交易中的“逆向选择”。

  由于人的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活动的反映,而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正是由于人的心理活动的“屏蔽性”造成的。因此,必须设计相应的市场机制来防止或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

  信息分常规信息和非常规信息,常规的公开信息并不是最具价值的,财务、市场、行业信息均有一定的方式可获得,可分析,常规信息的获得具有普遍性,非排他性,一对多的,难以有效差异化。

  非常规信息是指不定期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随机性较大,如从社会交往、公共活动、新闻媒体及一些突发性事件中获得的信息。非常规信息有极强的地域性,又极具个性,往往是独立的,一对一的,其系统性不如常规信息,但时效性、信息深度和价值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若将该分类运用于银行的中小微与农村金融业务,那么某些银行总结的“三品”(人品、产品、抵押品)和“新三表”(水表、电表、海关报表)是非常规信息,其价值超过“老三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的常规信息。

  中小微与农村金融对信息的要求其实与中医并无二致,其中的道理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一脉相承。

  在组合成“乡土中国”的 “熟人社会”的生活社区里,人们特别讲究社会传承,讲究“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讲究有别于“人治”和“法治”的具有乡土气息的“礼治”,而且,人们天天在一起,熟悉相互的心理、脾气和家底,潜移默化成一种自动知晓非常规信息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非常规信息并不需要严格的统计报表,大家凭良心办事,不会因为一时的“私”而丧失在这个群体中长时期累积的信用口碑。有例为证,大约一百年前,晚清实业家郑观应在江苏扬州创办了一家小额信贷机构,名叫“拯贫免利借钱局”,只向穷人提供贷款,不要抵押,也没有利息。

  成立三年以来,2400户贫民获得贷款,除两户因为借贷人病故而没有还款外,其余2398户都做到了按期偿还,偿还率高达99.92%,使郑观应发出“足证贫民具有天良,可无借而不还之虞”的慨叹。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乡土金融”吧。

  中小微与农村金融是典型的“乡土金融”,与之对应的金融行为应该异于泛指的商业银行,无论是结构、组织形式,还是展业方法、产品服务等。

  服务中小微与农村金融的主力机构应该是区域性的、社区性的,熟悉客户,熟悉区域市场,熟悉民情社情,并且组织上为单元制或至多两层的“管理行—经营行”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布局专业化的管理半径和服务半径,降低信息不对称,精确定价异质风险,变服务与被服务的交互运动为融服务于生产生活的循环运动。

  中小微与农村金融是个世界性的课题,以上的分析和结论是“中国特色”呢,还是“普遍真理”呢?以美国为例。美国商业银行体系分为5个层次,按经营规模由大到小依次是:跨国银行、全国性银行、超级区域性银行、区域性银行和社区银行。

  社区银行都是些规模较小,资产不超过10亿美元的银行。根据2012年的数据,美国共有社区银行约7500家,占商业银行总数的90%;员工约26万人,资产总额约8806亿美元,负债总额约8000亿美元,所有者权益806亿美元,分别占美国商业银行的19.1%、13.1%、 13.2%和13.5%。

  社区银行由于规模小,分支机构也少,2012 年机构平均数为3.6个(含总行),最多的在10个左右,分布在当地,很少跨州经营。

  社区银行主要为小企业及个人小客户服务,决策灵活,服务周到,贴近客户。社区银行最大的优势是获取非常规信息。社区银行的员工通常十分熟悉本地市场,这对开展风险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贷款十分重要。

  相对大银行而言,社区银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小,风险识别能力较强,使其在中小企业贷款中获得比大银行更大的较安全的盈利空间。社区银行在美国最大的优势恰好就是彻底的本地化,是美国版的“乡土金融”。

  反观中国,银行多为“全国性”,至少是“区域性”,鲜有真正的本地银行,“社区银行”也是概念性的,只不过是商业银行扩充分支网点而冠之以的“新名头”。社区银行本是一个独立的法人银行,服务于社区,也只服务于社区,并非以社区银行形态存在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若以此为标准,中国银行体系服务中小微与农村金融的结构性缺陷一目了然。

  第一,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综合性的银行占比大,专门服务于中小微与农村金融的银行数量不足。如果严格地划一条线,只有村镇银行和农信社(而非联社)属于“乡土金融”的范畴。

  商业银行的规模偏好十分明显,每家都想扩大规模,提升位次,区域的想成为全国的,全国的想成为世界的,农商行不“务农”,农信社搞联合,就连村镇银行都想进城,都想增开分行。如果以机构数小于5来定义中小微与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话,兴许就剩下小贷公司、典当行、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了。

  第二,银行经营模式高度趋同,差异化服务“道阻且长”。渠道上,对公、零售、同业、电子银行;客户上,大、中、小、微小、个人;产品上,负债类、资产类、交叉类(理财和同业)、中间业务类;管理上,全面风险管理、信息集中管理、流程管理、模式化管理;组织上,部门制、事业部制、子公司制。

  银行与银行之间只有量的区别,缺少质的差异。于是,只能以总资产、资本总额、利润等数量型指标排定座次,而居后者不安于现状,只见得陇望蜀,未见休养生息。同质化、同向化和同构化使得银行的辨识度较低,最后只能靠“关系网”和“价格战”竞争,即便胜出,也是皮瑞克胜利(Pyrrhic victory,指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惨胜)。

  第三,银行经营行为亦步亦趋,使得特定领域的“蓝海”很快变为“红海”。比如,零售业务发展战略,众口一词“零售是明天的银行”,铺网点,增人员,蛋糕没有做大,资源消耗不少;

  信用卡业务,几乎每家行都有属于自己的信用卡,功能雷同,客户群类似,主要用途异化为销售端返佣介质,透支的融资功能发挥不充分;

  中小企业务,各行几乎同步大规模进入,机构上、人员上、贷款资源上倾力投入,结果是分类标准上左右腾挪,中小企融资便利没有实质性改善;小微金融,客户基础下沉带动“小微热”,经济总量中占比极小的门类一下子迎来众多金融“巨无霸”,要磨合的不仅仅是产品适宜度,而且还有市场容量;

  “大数据”、“云计算”,个性化差异巨大的业务,在数据管理上也被纳入集约化系统,各行又齐步迈向“大数据”,殊不知中小微与农村金融的信息管理很难“大”,也很难放到“云”上。

  第四,中小微与农村金融运作机制多为“由上到下”,难以避免“南橘北枳”和“晴天送伞”。具体到中小微与农村金融农村金融服务上,银行的决策始于总行,产品设计倾向于模板化、标准化,风险管理多为集中批量管理,打分卡技术被普遍采用,即便考虑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产业差异,其视角是自上而下的,产品的适宜度、需求的响应速度、服务的效率、信用纽带的建立与“乡土金融”相去甚远。

  显然,银行体系建设的乡土牌没打好,其结构性缺陷,特别是商业银行普遍性的“贪大求全”、从众性的全国性网络布局和国际化扩张,导致真正贴近被服务对象的金融机构数量不足或专业性匮乏,背离于服务于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初衷。中医发展的原理和“乡土金融”或许是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生长与勃兴的药方,不妨一试。

  (本文作者介绍:光大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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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银行小微金融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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