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向小田
行政控制的金融资源为中国经济的成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本，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反过来看，金融改革的不彻底，正是一种隐蔽的通过金融管制的手段分摊改革成本的一种方式。
金融改革需要政治家的魄力，也需要技术官僚的配合。金融系统的官员是这个国家视野最为国际化、市场化意识最高以及执行力最强的官员。经济改革走到这一步，怎么改，才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化失衡的问题，并在未来二十年成功地保持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维持在7%以上的水平，是政商学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有的建议认为，应该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有的建议认为，应该大力推进国企改革；有的建议认为，应该放开行政审批。议论改革路线图的背景音十分嘈杂，对决策部门而言，要从千头万绪中找到一个抓手，从而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殊为不易。
那么，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效率最高，对中国经济增量改善的效用最大，同时又是最为迫切的改革手段呢？笔者认为，金融改革尤其是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目的放开，正是这一突出的关键战略措施。
为什么这么说？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金融改革是过去三十年最不彻底的改革。清华大学李稻葵[微博]9月24日在中国企业家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大声质问：“我觉得为实体经济服务首先是为老百姓服务。而我们的金融，非常坦率地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是对不起老百姓的。你看国民储蓄率50%，钱去了银行，绝大部分时间之内银行的名义利率是低于通货膨胀的。要不然就去了股市，股市对得起百姓吗？”
在中国成功有效的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生产要素的，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企业家在内，资本这一要素与其他要素相比，得到的解放最少最小，受到的管制最重最深。
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土地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已经多数走市场化道路招拍挂，企业家也越来越成为社会阶层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资本，即金融部门，在数十年改革之后，依然面临是存款利率受管制、汇率受央行[微博]调控、资本项目不能自由兑换、股市IPO审批制的局面。
形成这一局面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富余的劳动力、土地、下海的官员、苦干的乡镇企业家，但是资本(金融资源)是非常短缺的。
这种短缺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上，就是大规模地引进外资、招商引资、引导金融资源向投资倾斜；体现在股票市场上，就是IPO审批制，每年发行的额度总量控制。这种管制，将银行体系中的大量资金(主要是居民存款)以非常便宜的价格配置到了国有企业和其他一些特殊行业，将资本市场的资金也以便宜到离谱的价格直接送给了上市公司。
这种行政控制的金融资源为中国经济的成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本，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反过来看，金融改革的不彻底，正是一种隐蔽的通过金融管制的手段分摊改革成本的一种方式。
分摊改革成本的方式有许多种，举例而言，90年代大量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就是一种。但是类似于下岗这样的手段十分简单粗暴，非常容易造成社会动荡。通过金融管制，将改革的成本分摊给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金融体系)，这个过程就会温和得多，过程也会缓慢得多，不容易被察觉。就算是被察觉，也没有特定利益集团作为受害者，不容易引起反弹。
其次，金融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中国金融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截至2012年底，我国货币供应量M2已经达到97.4万亿元。2013年如果按照计划增长13%，则M2会达到110万亿元，在一年中净增13万亿元，超过全球增发货币的总量”(曾康霖、吕晖蓉、徐培文，2013)。
从1990年到2012年，中国M2/GDP由期初的0.82到期末的1.9，尤其是在2009年以后中国M2绝对值已经超过美国，让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这种天量的货币供应是否已经到了不可持续、迫切需要重新审视的时刻。金融资源的错配，已经引发了许多负面效果。
比如：其一，产能过剩。《南华早报》在采访里昂证券公司负责中国战略的郑名凯时，后者表示，“目前中国工业总产能只有78%处于实际运转中，这一水平与2008年需求骤减时期的利用率相当”。中国经济过去乃以发展的发动机，包括钢铁、造纸、水泥等行业，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
第二，国有企业臃肿。大型国有企业在获得廉价资金方面拥有明显优势。体制对于金融资源的扭曲很大程度上将资金配置向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获得资金后，转手在资金拆借市场上贩卖，此举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成本，并使得许多国企人浮于事。
第三，资本市场定价扭曲。大量廉价资金在股市炒作概念，使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严重扭曲。创业板，自贸区，民营银行各种概念在今年的A股市场轮番上场。举个微博上分析的例子，七喜控股以自由资金500万成立全资手机游戏公司，市值上涨10个亿；红豆股份什么也没干，就是打听了一下成立银行的事项和流程，市值涨了12亿。资本市场卖方甚至发明了一句话，叫“研究基本面，输在起跑线”，由此可见情况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第四，间接引导资金进入了房地产市场。一旦投资者发现，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都存在严重的剥削(学术界成为金融压制)，他们会理性地降低银行存款、不参与银行股的配售，并退出坑人的A股市场。那么，多出来的钱回去哪儿保值增值？可想而知的，能容纳如此大体量资金的，只有房地产市场。中国居民疯狂购房的举动，又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
在此背景之下，若不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上述领域的严重扭曲还将继续，最终给中国经济带来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最后，金融改革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中国经济的活性。大力推进金融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将起到拨乱反正的效果。放开银行业管制，使存贷款利率自由浮动，既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也有利于推进国企改革；放开汇率和资本项目管制，将使得人民币重新定价，使资金在国际间的配置不受价格因素干扰。
一个健康的金融业，是一国经济稳定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就是国家从制度上探索金融改革的试验。自贸区各项金融政策的先行先试，将为中国经济提供非常好的示范效果。一旦改革的局部试点是成功的，其政策就会向全国推广。虽然有许多尖锐质疑和批评，但目前而言，只有金融改革，才能突破目前经济成长的瓶颈，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丝活力。
金融改革需要政治家的魄力，也需要技术官僚的配合。金融系统的官员是这个国家视野最为国际化、市场化意识最高以及执行力最强的官员。
我们可以看到，证监会[微博]主席出身的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就要求每个地市配备一位懂金融的副市长。未来我们相信，在转型期，每个省，每个战略部门，都需要懂金融的专才。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对于当前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者而言，这个支点，就是金融改革。
(本文作者介绍：生于湖北省西南部。他的作品风趣幽默不拘一格，深受人们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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