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作家 向小田
关于“克强经济学”截至目前所有施行政策的猜想，无非都可以总结为两点：体制内，降低组织成本；体制外，节约交易费用。
7月初的某一天，我在重读周其仁教授在科斯(Ronald H. Coase)百岁诞辰当日发表的《科斯的中国影响力》一文时，突然想到，最近财经界热议的“克强经济学”，其核心思想是否正好沿袭了科斯对于交易费用/组织成本的思考。
周其仁在该文中谈到，“…最初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我在微博上重发了这篇文章后，引发了大量的讨论。交银国际的洪灏评论道：“计划经济消灭了市场交易及伴随的交易费用，却带来了组织成本；而市场经济反之。当边际组织成本递减等于边际交易费用递增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份额在一个经济实体内将达到均衡从而得以共存并各自物尽其用。”
由此我联想到，关于“克强经济学”截至目前所有施行政策的猜想，无非都可以总结为两点：体制内，降低组织成本；体制外，节约交易费用。
同时，通过一面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边界，一面降低整体经济运行的“摩擦力”，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从而为转型升级赢得战略机遇窗口。
下面我们就以上面的猜想来检验“克强经济学”推出以来的政策。
首先，体制内如何降低组织成本？
李克强总理在本届人大一次会议答记者问时就曾说：“…凡事要想做成的话，总是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可能的选择。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
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从上面的谈话来看，体制内降低组织成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第一，机构改革。机构改革使得党政组织变得扁平化、精细化、专业化，从而提升了组织运行的效率。除此以外，通过强调政府机关服务的效率，有利于政策的传达通畅和贯彻落实，从而实现更好的经济社会管理。
机构改革还要求建设节约型机关。李克强无论是在审计署调研，还是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讲话，都重点谈到，要管好钱袋子，把宝贵的资金和物资用在刀刃上。
他还提出，中央政府要带头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带头过“紧日子”，一级做给一级看。上述组织成本的降低，从过建设高效廉洁型政府的手段来实现。
第二，释放权力。李克强刚上任总理时就曾提到，“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消减三分之一以上。”
自宣布该政策目标以来，李克强就多次召开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新政一百天，已经取消了约一百五十余项审批。
行政审批，实际上使得经济付出的是“全盘计划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误配置的超级国家公司组织成本”(周其仁语)。通过下放审批，将重新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虽然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但改革的成本低于超级国家公司(体制内组织)运行的成本，经济因此也能获益。
举个例子，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本身就是积极放宽管制的一个动作。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金融机构，扩大银行不良贷款自主核销权限，都能够通过深化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释放金融改革红利。
其次，体制外如何减少交易费用？
笔者认为，体制外减少交易费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由于后两者改革稍远，此处我们仅以利率市场化为例分析。
利率市场化将是“克强经济学”在金融改革领域的试金石。
在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就强调，“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笔者多次在不同场合分析，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将从规范发展影子银行开始。以六月份资本市场所谓“钱荒”为例，多数金融机构发现，其短期拆借利率突然一反常态狂飙突进，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到市场上用较高的成本融资。
这种高成本的融资，集中发生在影子银行领域，并不是偶然。影子银行是在竞争的环境下，中国封闭的金融体系唯一提供的利率类市场化的金融服务。
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银行理财产品提供了比传统存款利息更高的“准存款”；一方面，由于资金追逐融资项目，随着影子银行规模攀升至20万亿(美银美林，2013)，对融资项目资金供应的增加，客观上平抑了较高的融资利率。
因此，在影子银行领域，中国金融业初步实现了利率市场定价。但是，影子银行既是利率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利率市场化不彻底的中间产品。由于利率市场化进行得不彻底，在风险计提、刚性兑付、期限错配等方面，存在较多风险。
笔者认为，“克强经济学”对影子银行的规范，将有效提升其管制水平，提高金融业的风险预警和处置能力。影子银行的发展，反过来又会深刻影响传统存贷款业务，最终倒逼改革，完成利率市场化进程。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利率市场化？实际上，这是跟李克强提出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息息相关的。
过去因为长期M2增速较快，在社会上引发了许多反对声音。以2013年一季度央行[微博]公布的数据参考，我国M2余额为103万亿，存量和增量均位居世界第一。M2从1999年的12万亿到现在过百万亿，仅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
虽然学界对于货币是否超发尚未形成定论，但舆论普遍认为，最近几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货币泛滥。因此，未来十年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平稳适度增长，成了新一届政府任期内一项重要的和现实的工作。
那么，在货币信贷增速并不如过去十年那么快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应，依靠过去那种资金调配的传统模式就变得相当困难。
影子银行在为经济服务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费用。举例而言，一个综合融资成本为10%的实体企业项目，在所谓通道(即信托等)上面就要花1%，银行作为中介机构也要拿走1%。如果实体企业能够自行选择融资结构和融资模式的话，那么花费在通道和中介机构上的费用就会大大减少。
利率市场化，从大的方向看，将使得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领域，金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从小的方面看，比影子银行能节约中间成本(交易费用)，避免了金融资源空转和制度套利。
以上两点，均属笔者猜想。“克强经济学”是否是一场科斯经济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一场变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转型，如此，则中国幸甚。
(本文作者介绍：生于湖北省西南部。他的作品风趣幽默不拘一格，深受人们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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