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吴晓波
焦虑所积蓄的能量，很难通过自我的吸收来“降解”，而大多需要一个出击的“假想敌”。它们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比如，创造一份新工作，结识一群新朋友，沉溺于一款新游戏，或者寻找一个足以发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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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两只猫，蹲在我面前。
一只叫焦虑，一只叫孤独。
人厌恶焦虑，是一种本能，因为它让你无法与自己相处。
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甚至与恐惧不同，后者可以逃避，而焦虑却像洁白茶杯上的一道裂缝，它不影响任何效用，可是，一旦发现，无所适从。
焦虑所积蓄的能量，很难通过自我的吸收来“降解”，而大多需要一个出击的“假想敌”。它们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比如，创造一份新工作，结识一群新朋友，沉溺于一款新游戏，或者寻找一个足以发泄的对象。
如果焦虑无法找到出口，那么，它就可能被压抑成泥潭。
相比焦虑，人更喜欢说自己孤独，似乎孤独是一种更高级的情绪，它常常在诗歌中被吟唱，而焦虑则很少有这样的待遇。但其实，孤独与焦虑很难被切割开来。
或者说，孤独是焦虑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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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这只猫，有两道影子，一道是成长，另外一道是比较。
如果没有“时间”——这个人类独创的概念，绝大多数的焦虑便不会存在。中国古人造了两个词，一曰“三十而立”，一曰“四十不惑”，它们就是两个体态肥大的焦虑猫。
而比较带来的刺激，则相对更大一些。
1978年9月，邓小平访日，坐在新干线上，他对同行者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现代化的速度了。”任谁都读得出其中的焦虑。
在东芝公司参观时，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科研课题：“到了冬天，北京总有很多家庭因为煤球炉而中毒，有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日本人一脸懵逼地望着他。因为，1978年的日本岛已经没有煤球炉了。
这种表情当然让邓大人更加焦虑了。
于是，邓小平从日本抱回了一只叫焦虑的大猫。
于是，两个月后，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于是有了“开除球籍”的大讨论。整个80年代，中国的每一堵墙上都贴着“时不我待”“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
可以说，这一轮经济运动，就是从邓小平的那只“焦虑猫”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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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在赞美焦虑，比如罗洛·梅。
1960年代中期，欧美列国的战后一代进入青春期，平庸而镀金的中产阶级生活让荷尔蒙无处排泄，各国青年在享受和平红利的同时，充满了巨大的焦虑感。罗洛·梅在《焦虑的意义》中却写道：“焦虑是人类面对威胁，希望创造自我的正常状态，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保持焦虑的人才是真的健康、感觉到时代脉搏的人。”
在他看来，有焦虑就有活力，就像发烧一样，焦虑表示人格内正在激战，“焦虑使得我们创造和赋予生命想象力的需求，变得敏锐异常。有意识的焦虑虽然比较痛苦，但是它可用来整合自我；生活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我们自己。”
所以，如果那只叫焦虑的猫突然闯进了你的世界，它可能构成人进步的动力，让你产生新的意识觉醒，不论它是多么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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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一只焦虑猫，不过，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于是，有人抱怨，这只猫绑架了他们的生活。
更有人指责说，那些贩卖焦虑猫的人，是可耻的。
这个指责含有一股很深的敌意，它针对的不是焦虑本身，而是试图攻击那些揭示了焦虑的人，而进一层的意思是，谴责那些揭示者没有为意识到焦虑的接受者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焦虑本身，成为一剂被利益化的“胶囊”。
在今天的舆论场上，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抱怨——
有人总是喊狼来了，但是没有发给我们一把枪；有人总是说我们的灵魂丢失了，但是没有为我们造一座教堂；
有人总是说我们得病了，但是没有给我们一包药；有人总是说我们被财神抛弃了，但是没有送我们一台印钞机。
一个焦虑繁衍出更多的焦虑，如同一群繁殖能力超级强的猫。
其实，在我们的一生中，那把枪、那座教堂、那包药乃至那台印钞机，从来就不存在。它们都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亲手创造。日本人让邓小平感受到现代化的焦虑，可是经济的复兴从来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甚至，那些成功者的经验，都无法被复制到其他任何的人生中。
加缪在《反抗者》中写道：“人是唯一拒绝像现在这样生活的动物，问题要弄清，这种拒绝是否只会把他引向毁灭，或者相反。”
焦虑猫的出现，以及与之的共处和对抗，从来是私密的，是自我觉悟和探索的过程，并且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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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焦虑会不会痊愈，这只猫会不会自动消失？
对个体而言，最终极的解决之道，大概就是死亡，因为，它让时间停止了。
对于一个时代或者国家，一只焦虑猫的终结方式，往往是以另外一只焦虑猫的替代而发生的。
巴菲特有名言：“在贪婪时恐惧，在恐惧时贪婪。”此言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度和时代。贪婪需要一块可以被贪婪的土壤，如果它消失了，与贪婪相关的焦虑便也随之烟散。
去年秋天，我去日本，举办“让日本看见中国匠”的活动，随行有超过150位新匠人，他们大多是80后的创业者。77岁的阿南唯茂先生接待了我们。他是一位资深外交官，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年轻的阿南已经入职外务省，参与了相关的接待筹备工作，他后来担任过长达12年的驻华大使。
我问阿南先生，1978年的日本，与2018年的日本，有何异同。
他坐在我身旁，双手扶腹，望着那些喧闹而年轻的中国新匠人们，幽幽地说：“那时的日本，满街都是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的日本年轻人都在读一本叫《低欲望社会》的畅销书。”
有种，你试着去今天的日本贩卖一只中国式的焦虑猫。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
责任编辑：张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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