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府发言人:中国可借鉴日本经验

2012年03月26日 19:26  作者:蔡成平  (0)+1

  蔡成平 发自东京

  “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的基础是国民交流,在热议‘东亚共同体’话题前,作为当事者的中日两国需首先明确何为‘东亚共同体’。我们应提倡‘更为开放的地域主义’,‘东亚共同体’不应只是经济团体,还要考虑到教育等各个方面”,日本首相府发言人四方敬之在接受新浪财经独家专访时如是说道。

  谈及“311大地震”,他认为,大地震是空前的灾难,但也孕育着契机,如可趁机打造全新的环保型城市,甚至是设立特区。他相信,在环保节能、应对少子老龄化方面经验丰富的日本,可成为未来中国借鉴的典型。     

  新浪财经:今年是中日建交40周年,两国把本年定为“国民友好交流年”,日本有哪些策划?

  四方:40周年提倡“新的相遇,心的纽带”,构筑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的基础是国民交流,日本政府特别重视青少年交流。此外,中国游客在急增,各种直航陆续开通,我们会尽可能地热情款待,非常希望中国游客入住我们的旅馆、享用我们的温泉。除旅游交流外,还有文化、体育各界及草根交流,这些领域的交流可作为周年纪念活动。

  新浪财经:菅直人、野田首相等都曾参加过中日青少年交流,这对他们成为政治家有何影响?

  四方:野田首相曾说过“我是日中交流之子”。他参加1984年日中青年友好交流访华团时还非常年轻,但从此与中国结缘,并认识到青年草根交流的重要性,迄今都十分关注这一领域。

  新浪财经:40年间中日经济上联系密切,但政治上仍争议不断,如何看待“政冷经热”的现象?

  四方:两国是邻邦国家,有很多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深相互理解,发生纷争时用对话解决才是正道。特别是在东海油气田的争论中,协商寻求解决方案是最能保证双方利益的做法。我曾在外务省任职,就日、中、韩之间的投资协定,假如能确立共通的规则,三国可安心地进行相互投资,对三方都有利。野田首相也在日中韩投资协定谈判上努力了很多年,如果能早日达成协议、缔结条约,下一步我们将就日中韩三国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交涉谈判。现在正处于共通研究阶段,借此机会希望今年的投资协定能尽早缔结,早日开启日中韩FTA谈判。

  新浪财经:每次进书店,畅销书往往都鼓吹“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您对此怎么看?

  四方:我去年访问了北京,因为投资协定也去了上海,每次到中国都能明显地感到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日本,对中国的一部分看法的确有些偏激,但中国又何尝不是?在我的印象中,来日本旅游的大部分中国游客对日本的好感在增加,去中国的日本游客也是一样。加深相互理解、改善日中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交流。

  新浪财经:日本欲加入TPP引起普遍关注,这涉及中、日、美三国间的关系,您对此如何理解? 

  四方:野田首相在去年APEC会议前,就已表明参加TPP谈判的意愿,中方倾向认为“TPP是对华包围网”而持有反感和不安。实际上,野田首相关心TPP,但也对日中韩投资协定或日中韩FTA抱有极大的关心。此外,ASEAN+3、ASEAN+6等同盟协定也都有中国参加,这足以体现对华关系的重视。日本目前还没加入TPP,而且中国并非没有加入的可能。

  中国国内也有论调表明希望加入TPP,从日本的立场来看,至关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中完善全球供应链。中国企业也正在以并购等方式走向海外,如联想、海尔等。因此,思考亚太地区的共通规则日益重要,应尽量避免额外的交易费用,推进既存的和谐局面。

  新浪财经:鸠山内阁曾热衷“东亚共同体”议题,野田政权对此有所淡化,您怎么看待“东亚共同体”问题?

  四方:首先,“东亚共同体”到底是什么?之前所谓的东亚首脑会谈也允许美、俄加入,就东亚共同体的意义而言,作为当事者的中日两国需要审慎讨论。其次,“东亚共同体”不仅是经济团体,还要考虑到教育等各方面问题。鸠山政权的确提案建立“东亚共同体”,此后的菅直人、野田政权则基本没有采用这一提案。相对而言,野田政权更注重包含东亚在内的亚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从另一层面上来考虑,我认为与中国的合作非常关键,但不要将地域随意分割更为合理,我们应提倡更为开放的地域主义。此前,曾有一个“CAMPUS ASIA”的提案,即日中韩部分大学间互相承认学分,如北大的学生在东大交换留学时取得的东大学分,中、韩也被认可,此类相互交流的推进是共同体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

  新浪财经:鸠山时代,亚洲外交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从菅政权到野田政权,外交重心逐渐回归“日美同盟”,如何看待这种外交姿态的转变?

  四方:野田首相参加的国际会议有去年9月的联合国[微博]会议、在法国举行的G20峰会、APEC会议、及印尼举行的ASEAN会议。两国间访问首先去了韩国、其次是中、印,都是亚洲国家。对日本而言,断绝日美同盟是不切实际的,但首相在去年日程相当紧凑时访问了韩、中、印,他主动提议访问北京,争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前,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

  新浪财经:您如何总结40年来中日两国的经验和教训?

  四方:去年日本大地震后,我们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大力支援。两国都发生过大地震,相同的境遇使两国相互扶持。日本目前正从复旧走向复兴,野田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保”,少子高龄化日益严重让养老金制度露出破绽。中国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高龄化问题虽不像日本这样严重,但日后会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届时护理服务如何解决将变得相当棘手。日本有很多民营机构在提供护理服务,作为社会软实力的护理服务在商业上的应用是日本的优势,我听说中国国民的关心度也日益高涨,日本可成为中国借鉴的典型。在解决策略方面,日本可以共享技术与信息。

  新浪财经:截至目前,日本灾区状况如何?有多少人住进了临时安置房?

  四方:此次震灾是地震、海啸、核电站事故的复合体。日本的耐震建筑大幅度减轻了受灾程度,地震发生时产生的P波和S波,也让新干线迅速停止运行,日本在预防地震方面相对比较成熟。海啸带来的灾害是最严重的,包括下落不明者在内,近两万人遇难。如何预防海啸成为亟需解决的课题,今后考虑采取将新城市建设转移到高地等措施,到底要安置多少临时住宅也是棘手难题,而且临时住宅安置在城市原址还是在新的高地、今后城市建设应如何进行,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东北灾区高龄者较多,所以需要尽力建设易于居住的新城。灾区将尽可能导入可再生能源,建设全新的环保城市。目前也出现了特区构想,这是迄今为止一直无法实现的事。如果能顺利推进,中国以后也可借鉴日本东北灾区的城建模式。在这方面,两国自古就有先例,京都是效仿西安古城,中国对如何建造环保城市也非常积极,应大力扶持。

  新浪财经:这些措施事实上已经实施了吗?

  四方:野田首相已发表了声明,新方案也层出不穷,如福岛因遭受核泄露,所以不能作为再生能源据点等。核辐射是一个重大课题,应让民间企业参入到防辐射的医疗服务事业中,并提倡生产不受任何辐射影响的室内栽培农产品等。日本出现了“绿地产业化”提案,即从耕作到餐馆实施一体化生产,当然还有其他角度可以切入,并据此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日本的农业改革迫在眉睫,缔结TPP协议后,面临美、澳、新西兰等高竞争力农业的压力,日本应如何应对考验着日本人的智慧。同时,我也呼吁中国能尽早撤销对日本农水产品等的进口限制,日本对食品安全非常重视,出口及在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都非常安全,我可以断言危险食品绝没有流通。

  新浪财经:有多少灾民回到了原住所?必须除染的区域有多少已完成除染作业?还剩多少未完成?

  四方:据我所知,震灾发生三天后的受灾者数为47万人,截止1月中旬,避难者数为33万人,还在避难所的有687人,绝大多数都搬进了临时住宅。岩手县和三重县的临时安置房已全部完工,福岛县已大部分完工。实际放射量已大幅降低,但在福岛县及周边县的核辐射监视还在继续,除染也在逐步进行直至消除残留。日本政府的安全基准是每年20毫西弗以下,但实际上每年100毫西弗对人体的影响也并不大。科学地讲,吸烟产生的风险相当于1000-2000毫西弗,肥胖症200-500毫西弗,蔬菜摄入不足100-200毫西弗。但对福岛百姓来说,这与吸烟不同,不是可自主选择的风险,所以政府会尽可能地降低浓度基准,在今后两三年间集中实施除染作业。

  新浪财经: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事故,是否与切尔诺贝利事故有可比性?

  四方:虽然福岛核电事故经常拿来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相比,但后者发生于前苏联时期,当时的信息几乎没公开。我曾和一位德国记者交谈,他至今仍记得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的场景,当时引起强大的不安。日本在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比较彻底地公开了信息。政府官员,如枝野官房长官等不分昼夜地召开记者会。大灾难考验政府的危机处理和对外沟通的能力,日本政府很迅速地公开了信息。当然,即便如此,我知道仍有人认为信息公开得不够。

  但实事求是地说,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核电站内部的情况无法立即获得。很多信息其实也是事后调查才确定,于是政府被怀疑隐瞒了信息,且很难证明没有隐瞒。作为教训,我认为透明性、责任心和及时性至关重要。发生危机时,政府要围绕这三个要点努力。现在有微博等网络传播手段,即使想隐瞒什么也很快会被世界所知晓。因此,发生事故时,政府应与相关人士及时信息共享、共商对策,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可以说,危机下的沟通模式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

  在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的报告中,我们使用了“SPEEDI”(放射能影响紧急预测网络系统)对核电站事故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即将核电站现场释放出来的放射量、风向及风速等数据输入系统,快速计算出核电事故可能造成的影响。不过,我们并没有立即公开结果。有批评意见认为,日本政府应更快地公布结果,政府事后总结后也认为更早发表数据的话或许会更理想。但实际上,当时还不知道福岛核电站泄漏出的放射量,因此最后的计算没有使用真实确凿的数据,而是在假设基础上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作为制定避难政策的依据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加上风向因素,当时也不能确定应把警戒区的距离设定为30公里、40公里,还是100公里。福岛当地居民不满,认为应把计算结果告知大众。但假设在1小时内风向改变的话,结果就又不一样了,对于需避难的人来说,这个数值能否使用也是个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主张公开计算结果,并告知民众风向可能改变的事实,把最终判断交给民众自己。

  新浪财经:震后,日本政府做了哪些反省?政府和东电之间的关系如何?

  四方:我们成立了政府核事故调查委员会,去年12月由畑村委员长作了中期报告。虽然目前还没形成最终报告,也没举行内阁大臣级别的会见,但已做出了应急见解和措施。还成立了国会核电事故调查委员会,由科学工作者担当主席,以国会名义来调查核事故真相。国会干预会让政府吸取教训,为将来的事件备案,也能使得出的结果更明了。此外,对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规制也很必要,我们将重新设立核能源规制行政厅,探讨核能安全委员会倡导的二重检测体制是否科学充分,并将保安院从经济产业省剥离,规划到环境省下。

  就与东电的关系而言,因为东电是民间企业,有人建议政府和东电信息共享,菅首相当时也提出要成立一个使政府和东电合为一体的事务局。

  新浪财经:此次事故后,民间对核电相当反感。在此背景下,日本将怎样重启核电建设呢?

  四方:的确,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全日本54座核电站中只有两三座还在运转,4月以后甚至可能全部停止。事故发生后,政府特别重视核电站的压力测试,以确保100%的安全为目标,实施了比以往更严格的检查。中央也必须取得地方理解,需要挨家挨户进行访问。

  针对此后的日本能源战略,目前正在讨论中。今年夏天,将出台中长期能源战略规划,核电发电比例会下降,可再生能源的比率会大幅度提高。日本人特别关注提高能源使用率、节省环保,预计日本的企业将开发新技术推出节能家电等。这不仅涉及到核电站,更要重新审视整体的能源战略。

  新浪财经:核电发电比例下降,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

  四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工厂要节电,成本就会提高,市场有必要为工厂提供稳定且相对廉价的产品。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历了石油危机,当时99%的石油依赖海外进口,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可能难以为继了。但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日本的汽车企业整体提高了燃料消耗率,在80年代生产出世界上最省油的车,在全球市场中确立了优势。

  新浪财经:根据市场规律,震灾时物资紧缺,生活必需品价格会暴涨,日本当时有这样的事吗?

  四方:便利店成本会增加,但商品价格不会提高,便利店本身就是要在紧要关头提供方便。企业也是尽快搭建临时店铺来满足灾民最低生活需求。社会舆论压力也让趁势哄抬物价发灾难财的不义之举难以发生。当然,最重要的是日本企业坚持“奉公”原则,CSR(社会责任)意识很强。在此场合,企业、商店都将利益抛在脑后,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唯此才能在万一落魄时得到民众支持,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市场配置能平衡的问题。致力于CSR的企业会因此提高名声,塑造品牌效应,这可能是“日本式”的企业理念。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著有《柳井正与优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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