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驻瑞典特约观察员 王娜 [微博]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瑞典企业走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随之也带来了很多严重问题，其中海外行贿受贿就是其中之一。而这却成为瑞典司法系统特别是反腐系统的一个盲点。据调查，俄罗斯和中国是瑞典公司海外行贿最经常发生的两个国家。入乡随俗了的瑞典企业在本国却很少受到法律的束缚。
瑞典针对腐败的最高检察官宫纳对瑞典反腐司法系统，特别是瑞典企业的海外行贿行为表示了自我检讨，并表示会针对这个问题修改瑞典立法，未来的路仍很长。(图片来源：瑞典日报)斯堪尼亚是瑞典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货车和巴士生产商，近日公司的两位高管涉嫌曾向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支付过上千万的非法支出，并将被最高法院提起起诉。尽管两位高管面临着牢狱之灾，他们的老东家斯堪尼亚似乎可以逍遥法外，至少对他们的惩罚现在来看是并不明确。更让笔者惊讶的是，这次非法支付(现在还没定性为行贿)行为发生在20年前的联合国[微博]针对伊拉克的“石油换食粮”计划。
石油换食粮计划是联合国于1996年针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而提出的一个人道主义项目，从而解决伊拉克人民在经济制裁中的物资短缺。根据项目规定，伊拉克政府可以在国际上公开售卖石油换取食物，医药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为了拿到伊拉克的石油合同，世界上共有2200个公司向萨达姆政府支付了110亿人民币的贿款。其中共有14家瑞典企业受到调查，沃尔沃因为行贿罪受到制裁。沃尔沃受到制裁的主要原因是它是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微博]上市的公司，受到了美国检察部门的调查。而针对斯堪尼亚公司的案件，可能的结果就是两位高管受到缓刑判处，公司受到一定的罚款。因为根据瑞典法律，很难界定一个公司的行贿行为，特别是鉴定公司通过行贿有相关的经济收益。瑞典最高法院起诉人尼尔斯说。
失灵的反腐系统
最近除了斯堪尼亚，同时受到关注还有电信公司泰利亚，泰利亚涉嫌在乌兹别克斯坦行贿以拿到订单。瑞典公司似乎并不拥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高的企业责任和企业道德。特别是在海外那些有“行贿”传统的国家，在“坚持公司道德原则”还是“入乡随俗”之间，大多数瑞典企业选择了后者。而在相关领域的法律规定和实施却成了瑞典司法系统的一个盲点。
从十三年前瑞典政府规定，瑞典公司海外行贿违法以来，只有一桩调查最后进入法院程序。2004年，这家名为瑞典城市规划和管理咨询公司( swedcon)的两位高管因为向世界银行[微博]的两位官员行贿被判刑1.5年。这家公司以给回扣的形式向两位世界银行高管行贿，并因此拿到了多个世界银行的项目，其中包括在瑞典的生态系统项目和罗马尼亚的多文化现状的调查。
而除了这个案件，在这13年期间没有任何一家瑞典公司因为海外受贿受到惩罚。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算在这个案件中，也先是世界银行的两位官员落马然后把此瑞典公司给披露出来。
在最近的一次经合组织对成员国的调查中，瑞典反腐司法系统因为对瑞典公司海外的行贿行为监管不力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和批评。
瑞典有这么多海外企业，特别是有很多企业涉及到传统意义上“行贿”敏感区，比如武器行业，能源行业，电信行业，但是为什么瑞典司法系统在这13年中只让一家伏法了？而且受到惩罚的不是企业而只是两名高管？经合组织的报告说“瑞典反腐系统在鉴定，调查以及处置海外行贿企业方面严重失灵”。
针对经合组织的这个报告，瑞典很多组织和个人表示同意。瑞典仲裁机构主席安娜说，确实很奇怪，有的公司已经很明显了犯了行贿罪了，但是，通过很简单的程序设计就可以脱罪，瑞典相关法律漏洞太多，给企业定罪很难，展开调查也很难。
国际透明组织，是一个总部在德国的对腐败问题研究最权威的国际非盈利组织。在其2011年全球廉政指数排名中，瑞典本国排在第四位，排在新西兰，丹麦，芬兰之后。国际透明组织也对瑞典本国的廉政程度一直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就是它对瑞典反腐系统对国外行贿行为的疏漏也提出了很大的批评和质疑。
透明组织认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因为海外受贿受到处罚(上文中只有高管收到处罚，企业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连罚款都没有，是一件值得引起注意并思索的事情。透明组织也对瑞典法律中对行贿罪对企业处罚的数额提出了质疑，相比较其他发达国家，数额太低只有1千万人民币(上文提到的沃尔沃根据国际法受到了3千万人民币的处罚)。
同时，透明组织还认为瑞典法律和公安系统对“线人”的奖励和保护措施力度都不够。透明组织瑞典负责人碧吉塔说，“虽然说透明组织对瑞典的这些质疑和批评语气很重，但是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些意见和批评表示赞同，这确实是瑞典司法系统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瑞典最高检察官宫纳对这些批评表示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同时，他也认为，对行贿罪很难界定，同时，他指出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对行贿罪的调查开展起来很困难。
这些事件都引起了瑞典社会对立法修改的广泛呼吁。根据现有的反腐法，很多企业通过“为公司雇用一个本国人(受贿人)增加在当地的市场和发展”而已为借口，逃脱法律的制裁。于是从今年6月1起，瑞典在立法中增加了一项，“对资金管理不善或者过于滥用资金”罪。如果经过调查，瑞典公司在海外雇用或者给予超出常规金额的资金，即使这个行为没有给企业获得利益或者合同，这个公司仍然会受到调查。同时，对企业相关的罚款措施，也期待在近期内进行改革。在新的立法下，瑞典法律不需要听取企业的解释而可以直接进行调查。
瑞典在华企业
在瑞典海外行贿的国家中，俄罗斯和中国是常常被提到的国家。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一份报告2010年，中国在世界排名是78位。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在华经商的瑞典商人B表示，海外公司在中国行贿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加上瑞典企业在瑞典也不会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所以很多在华瑞典企业就更加放心的“入乡随俗了”。
B为了能够拿到相关的合同或者项目，经常会答应给合作方20%的回扣。同时他表示，如果按照瑞典在本国的法律规定，几乎所有的在华瑞典企业都有行贿嫌疑。但是，本土化和差异性又可以使所有企业逃脱所有法律责任。
在北京的安全咨询公司总裁拉斯也表示，现在在华共有大约600家瑞典企业。他们都经历过行贿的威胁和敲诈或者直接参与过行贿行为，剩下的只是瑞典总部不知道而已。很多公司在瑞典总部对发生在中国的行贿行为往往被蒙在鼓里，因为直接参与行贿或者受到威胁和敲诈的，往往是中部或者底层员工。
比如，瑞典电信巨头爱立信[微博]，曾经涉嫌向原重庆中国移动[微博]董事长沈长富行贿1千3百万人民币。沈长富于2011年因为受贿且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而在爱立信的母公司所在国瑞典，爱立信没有收到任何处罚。这也助长了很多瑞典企业对下属的行贿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苏州自己开公司的瑞典人M也表示，自己开的公司因为拒绝行贿受贿受到多方威胁，受到当地地痞流氓的多次骚扰，他以及他的美国合伙人，曾经两次被人绑架。最后在瑞典商务部，欧盟贸易部门各方的努力下，M在苏州的企业才得以生存下来。而导演这一切的背后却是自己在中国的合伙人。
在上海的瑞典商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很多来自瑞典的企业高管，会遵守和尊重市场游戏规则中基本的诚信原则，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市场，高管们应该先监督再给予信任，而不是先给予信任，应该对自己下属的相关工作做出更加缜密的监管，不然是会失望的。
当然对中国市场的灰暗画面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讲一口流利中文的大龙，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了。他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公关公司，并帮助很多瑞典企业开发中国市场，对他们在中国的经营提供咨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
在近日接受瑞典某媒体的采访时，大龙表示，在中国，行贿受贿行为越来越受到重视，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温家宝总理都亲自提出打击腐败的严峻性。所以，在中国行贿受贿要承受的风险越来越大，不但是法律上，更是在资产上。
他表示，他自己的所有的公司和项目从来没有通过行贿得到的。“中国市场那么大，一家不给做你还可以做其他家嘛。”他表示。大多数瑞典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行贿的诱惑，但是真的要把企业做大，最好还是踏踏实实。他认为，很多瑞典人之间的关于在中国不行贿就不能生存的传言，是绝对言过其实的。他说，企业文化是企业人塑造的，在自己的公司员工中明令规定不准行贿受贿，塑造一个诚实诚信的企业文化，是不怕做不好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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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复旦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曾就职于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典）以及联合国气候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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