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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纪生
中国股市之畸形不完全是股权分置的单一畸形所能解释的。现在如果再拿先天“缺陷”来为后天“畸形”说事，说轻了是在为“无为而治”寻找托词，言重了则是为“治市无能”开脱责任。
诚然，股权分置确是造成股市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主因之一；但不能倒过来说，今日股市之全部畸形源自股权分置，更不能因此而否定股市创设者当初的丰功伟绩。换言之，股权分置由“缺陷之美”到“缺陷之痛”，不是股市创设者之错恰恰是后来治市者之过！股市发展过程中如影随形的“权力经济”(有人称为权贵市场经济)在暗中作祟，才是导致今日股市乱相丛生的制度性原因！目前的畸形股市至少给了我们如下四点反思：
反思之一，畸形股市与权力经济究竟是何关系？目前虽然仍有一些西方国家没有给予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必须看到，在多数消费品生产经营领域，我国的市场经济已颇为成形；在普通投资品领域同样已初具雏形；惟独在特殊投资品——证券(股票)资本领域，权力经济色彩仍较浓重。其表现为：拟上市公司的发行申请、发行规模甚至发行价格、发行时间由权力部门审批或操控，上市资格条件极不透明且莫名多变，两个证券交易所直接作为证监会的附属物而处垄断地位，将市场功能定位于“融资工具”——或为“国有经济发展服务”或为“大力扶持非公经济发展服务”——而无视其本身的“投资工具”功能，股票发行更多地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而基本没有顾及“市场的承受度”等等。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股票市场，往往具有“蓄水池”的自我调节功能，即在市场极度低迷、股票价格较低之时，上市公司会大量回购注销股份；待市场回暖直至股价大幅上涨时再考虑增资扩股。而我国的上市公司和管理层走的是“两极路线”——要么是一味单向地增资扩股(几乎没有减资可能)，要么是让其直接跌入万劫不复的退市深渊，中间几乎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试问，这些不是权力经济的非正常“做派”吗？
反思之二，权力经济对市场经济究竟有何伤害？前不久公布了《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颇有新意的一个地方是将资本市场的改革纳入“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框架之内并冠以首要位置，而非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资本市场改革仅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这实际上在透露如下强烈信号：没有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反思之三，民本经济究竟应否代替权力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民本经济，而民本经济事实上与权力经济格格不入。我国的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证券经济，到处弥漫着民本经济氛围淡薄、权力经济色彩浓重的倾向：银行业一再出现对公众存款人或贷款人不利的霸王条款；保险资金甚至养老保险金如何投资要听任政策调遣；基金设立时被指定采用风险度甚高的契约型这种组织形式；证券业更是无视公众股东的权益与诉求而放任强势部门与官员一意孤行。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惟一希望在于坚持民本经济的市场经济取向。
反思之四，权力部门——证监会的职权究竟应“扩权”还是“削藩”？最近对证监会的现有职权是过大还是过小的争议颇多。“过大论”者认为证监会包揽了从证券发行到证券交易的一切权力，既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赛事的中介者，还是场内的裁判员，甚至直接扮演运动员角色，在这场怪异的竞赛中，绝对权力容易导致绝对腐败；“过小论”者认为，从大处讲证监会的司法权力有限(认为行政权力远远不够)；从小处讲其职能的发挥受到其他部门诸多的“掣肘”，故“建议”将证监会行政升格甚至修改法律来赋予其更多的司法权力。
笔者的观点是，从成熟市场证监会的基本职能看，它除了具有“三公”原则的监督职能外应该“什么职能也没有”。如果硬要在其执法理念执法能力大失水准之时给其盲目扩权，虽可痛快一时，必将贻害无穷。
可见，中国股市目前的畸形状况，既与股权分置的先天缺陷有关，更与证监会等机构决策随意、治市失当的后天失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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