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改革是怎样失败的

　　马立诚/文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多年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广为人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激励志士仁人的千古名句。但范仲淹的主要事业并不是写散文，而是北宋中期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贫困生范仲淹

　　入夜，尖利的北风裹挟着旋转的雪花，掠过山东淄州连绵深山，扑向一座古庙。在这座名为醴泉寺的古庙里，一间破败的僧舍内，昏黄的烛光，在墙上映出两个晃动的黑色身影。恐怖的鬼魅展开了黑色的垂天羽翼，要攫住这世界上可怜的人们。

　　然而，僧舍里，一个19岁的青年，似乎把这一切置之度外。此刻，他正和一个同伴，在炭火的余温中读着《易经》。不时，青年抬起头来，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向同伴提出一个问题，两个人就着风声讨论起来，互不相让。

　　这个青年就是后来的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

　　范仲淹是个苦孩子。两岁丧父，母亲改嫁到朱家，范仲淹也改姓朱，取名朱说。孩子渐渐长大，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流着泪下决心苦读，以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

　　庙里粮食不够吃，范仲淹每天煮两升米的粥，等锅里的粥凝冻成块，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然后，醋汁加盐，拌少许切碎的韭菜，就着粥吃下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范仲淹又告别母亲，远赴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求学。连小额贷款也拿不到的范仲淹，在异乡接着过起了食粥苦读的日子。整整5年，睡觉时没有解开衣服。

　　清贫的生活，使范仲淹与中下层社会天然联系在一起。这个烙印，日后也体现在他的政治选择当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27岁的范仲淹，在宋真宗大中祥符8年(1015)考中进士。中进士之后，才恢复范姓，改名范仲淹，把母亲接过来住。

　　宋仁宗决心改革

　　总的来说，宋仁宗赵祯在1022年登基之后，还不算坏皇帝，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最大压力，来自陕甘宁一带逐渐强盛的西夏。宝元三年(1040)初至庆历二年(1042)9月，西夏先后在延安、宁夏隆德、宁夏固原对北宋发动三次大规模入侵。三次大战，北宋均遭惨败，不但损兵折将，丧失地盘，还忍气吞声签订“城下之盟”，每年向西夏大量“赠送”银绢，央求西夏别再动手。北邻辽国也趁火打劫，派人索要土地，北宋只好又增加对辽进贡的银两。一时间，北宋君臣信心大挫，一片低迷。官员们纷纷指责朝廷任人唯亲，将领无能，军队腐败严重，士兵缺乏训练等等，搞得宋仁宗焦头烂额。

　　内部情况也很堵心。庆历三年(1043)5月，宋夏战事还未完结，北宋军队有个叫王伦的小卒子宣布反对大宋。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二愣子一站出来，顷刻间汇成千军万马，闹哄哄从山东的临沂向北打到益都，然后南下江苏连云港、淮安，一直打到扬州，好不威风。仁宗调动大量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安徽和县将王伦打败。其他揭竿而起的亡命之徒如张海、郭邈，也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更令人惊骇的是，这些叛兵所到之处，各州县领导班子不是作鸟兽散，就是忙不迭办好酒肉出门迎接，恭请叛军住进州县政府大院，提供完善服务。有的甚至主动打开本地武器库，加强叛军装备。

　　这些乱子，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吏治腐败无能到了何等地步，内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改革了。此际，他想起了范仲淹。

　　范仲淹已经五十出头，几上几下，历尽坎坷。但由于他清正廉洁，精明干练，宽容大度，博今通古，担任地方官政声卓著，尤其是在陕西前线率领军队遏制了西夏攻势，声望越来越高。每逢范仲淹因直言被贬一次，当时的人就说“光”一次；第三次贬，则被称为“尤光”。此时，范仲淹占据了全国道德制高点。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诸多官员称他是圣人，盼他出来执政有如大旱之盼甘霖。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天下翘首以望太平”。

　　基于舆情，仁宗对范仲淹也寄予厚望。庆历三年(1043)8月，提拔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史(全军副统帅)。9月，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韩琦，要他们尽力筹划国事，拿出除旧布新的改革章程，不要有任何顾虑。月底，仁宗特地打开天章阁再次召见他们。天章阁是保存皇帝手稿的禁地，以前从未在此接见大臣，可谓礼遇空前。在天章阁，焦急的仁宗赐他们坐在自己对面，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亲手将纸笔递交给这几位，催促他们写出方案。过了几天，仁宗又亲笔写下手诏，催他们快办。

　　本来范仲淹还有动摇，也许仁宗求治心切，没有充分考虑改革的艰难吧，但皇上的信任已达极致，还有什么可说的？几天之后，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范仲淹这个奏折在中国改革史大大有名。哪十件事呢？

　　一、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制度。过去重年资轻本事，文官三年武官五年，没错就升。范仲淹要求打破年资制，着重看政绩，把才能和功劳放在第一位，鼓励破格升迁。为了惩治庸碌不作为，规定在京文官延长到五年才考核。

　　二、改变贵族子弟不经考试，即可直接当官的“门荫”制度。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说这是造成官员过多过滥、素质下降的主要原因，必须痛加纠正。

　　三、改变过去以做诗和背经文取士的科举考试内容，改为考策论。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实际情况出考题，让考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四、严格选拔地方官。考察他们的德才政绩，罢免年老、多病、贪污、不才的官员。

　　五、鉴于各地领导干部待遇极低，为了防止贪污，按干部级别给予多少不等的“职田”，让他们种点粮菜，改善生活，保持廉洁。

　　六、每年秋收后各地必须督导州县开河渠、修堤坝，搞农田水利建设。

　　七、招募5万民兵，三季务农，冬天训练，有事时打仗。

　　八、裁并州县，减少政府设置，减少干部数量，减轻农民负担。

　　九、过去皇帝在祭祀或过节时表态要减少农民税费，事后就忘了。这种情况要改正。朝廷有大赦、减免税费等恩惠，一定要督促检查，落到实处。

　　十、朝廷要十分重视法令，克服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令而不行的顽症。

　　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说“庆历新政”。

　　十条的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跑官买官的太多

　　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除此之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人人谋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首先，宋代科举取士名额出奇多。就取士人数来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官员数量当然大大增加。但是，科举出身好歹要考一考，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出在“门荫”制度上。

　　“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就是俗话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皇帝宗室子弟以及外戚封王封官，是历朝通例，且不细表。

　　仁宗时期的特色，是中高级干部子女和亲属世袭当官愈演愈烈。汉朝唐朝当官也有世袭，但只能子孙世袭。北宋开国以来，渐渐扩大世袭范围，中高级干部的子孙、亲戚、随从甚至门人，都可以不经考试推荐当官。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等时刻，为显示皇恩浩荡，皇帝会当场大批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这自然是跑官好时机，谁也不会放过，老早就找路子把自己的子女、亲属的名单递上去，在皇帝那里排个位子。由于跑官的人太多要搞平衡，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多多益善。比如每隔三年一次的郊外祭祀，仪式结束的时候，往往一次批准上千干部子弟当官，这还算是少的。有的干部子孙还是吃奶的孩子，也封了官。官员们发牢骚说，这么多人不考试就当官，干脆就别考进士了。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一个担任翰林学士职务以上的官员，任职过了20年的，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达20人之多，仍不满足，还要奏请亲属再任京官，实在是滥竽充数到极点了。据统计，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可称为“门荫”集团。

　　除此之外，还有“纳粟”，即买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慢慢成了制度，越来越多。

　　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第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办公。三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七十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总理)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比如在皇帝生日、南郊祭祀等特殊时段，不再实行集中“荫补”。长子以外的子孙必须年满十五岁，子侄年满二十岁，才有“荫补”资格，而取得“荫补”资格之后，必须通过礼部考试，合格才能为官。这种制度创新，激励了干部子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为北宋官场输入了活力。但是，断了官路的人岂肯善罢？一些已退的、未退的大官僚带头，不断向仁宗恳求恢复旧制，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仁宗心里着实添了不少烦躁。

　　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三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三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这一来，深得京师人心，可得罪了大太监。这些宦官夜里做梦都在咒骂范、富、韩三人，并且在仁宗耳边吹风。

　　同时，范仲淹派王鼎、杨-、王绰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分庸吏贪官。范仲淹撤职不合格的干部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地方吏治有了起色，但一些丢了乌纱帽的地方官把王鼎三人称为三虎，恨得咬牙切齿，向仁宗哭诉。

　　一旦动真格的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监察官)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为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来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监察官)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语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下不来台，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而贬官，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还培养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这一道。庆历四年(1044)，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可内心也起了嘀咕。

　　激进的欧阳修

　　特殊利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当朝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洪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这一告，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963)9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

　　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1044)4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一不作、二不休，在4月份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这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不少古文选本称赞说，这篇文章气度从容不迫，逻辑清晰严密，是一篇说理的范文。文学上一篇好文章，有时在政治发展上却起了负面作用，《朋党论》是一个例子。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于庆历新政，等于自杀。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绝不承认自己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这一年6月，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

　　11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庆历五年(1045)正月，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地区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的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贬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要等到二十几年之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

　　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会中道失落。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志士仁人，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毕升在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算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

　　与范仲淹改革大体同时，欧洲文艺复兴已经悄然萌芽。1085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第一个选举执政官的城市，这就是比萨。从此开始，意大利全境逐渐由各城市分治。英国史学家昆廷·斯金纳在他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开头就说：这些城市如此向往自由，以至于自己转变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些城市几乎每年更换执政官，以保证执政官们的权力欲望得到控制，并使人民的自由得到维护。

　　而此时，孱弱的北宋，在皇权绝对统治下，一再拒绝根本的改革，向灭亡的终点摇晃着行进。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