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走上格林斯潘式钢丝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上任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人民币国际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周小川的学者风范和金融调控艺术，让人们习惯于将其和各国央行行长特别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风范加以对比。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成立以及中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给希望周小川效法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或成为格林斯潘的人士提供了“论据”和想象空 间。同时，也正因为上述两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改革举措，现在人们更加注意倾听和关注周的一言一行。

　　或许，对周小川而言，“学习格老好榜样”的提法更为宽容。因为，即使是“学习”，这条道路上仍然充满曲折和艰辛。

　　其实，要真正准确地评价和论比两位金融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往往可能费神而不讨好。但厘清一些具体的情况或许有助于深化对某些现实的思考，比如对于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思考。

　　时势造英雄。时势考验英雄。

　　2002年12月28日，周小川就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 “形似”的说法 言谈的艺术

　　在音乐素养方面，格林斯潘确实可与周小川媲美。或许两人都已领会“键盘与算盘相通”的规律。否则，他们又如何在音乐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两个行当之间从容大度、游刃有余呢？讲话绕弯子只是一种艺术的表述方式。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实际上，无论格林斯潘还是周小川，无论他们讲话的弯子怎么绕，他们还是“干什么吆喝什么”

　　传媒业的一位腕级人物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位财经传媒业内的知名人士爱好写诗作文。由于周小川博士对音乐的通晓和爱好，经过热心人士的撮合，这位人士打算和周小川博士合作搞一场诗朗诵音乐会。据说，各方面还真就对此事进行了认真筹划，但因为某些客观原因未果。当然，周小川博士对此次诗朗诵音乐会投入了多大精力不得而知（身居要职公务是一定繁忙的），但从一个侧面让人们感受到了周小川的音乐素养颇得称道和肯定。一般的观点是音乐能给人以想象和思考的空间，能带给人激情、柔美抑或一张一弛的节奏感，就连建筑也被视为是流动的音乐。可以推想，对音乐的爱好，对不同音乐风格的欣赏对周小川在央行行长这个关键位置上的决策可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据报道，周小川爱好的确广泛，他收集了许多歌剧方面的书。“你别看他温文尔雅，酒量还大着呢。”一位在央行长期工作过的人士这样评价周。他说：“周小川个人的性格是想大事、管大事，有一些小事他是不管的。”这些也被认为是开拓者的共性。

　　在音乐素养方面，格林斯潘确实可与周小川类比。格老早年在美国著名的朱莉亚(Juilliard)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曾梦想成为一名职业音乐人，格林斯潘在从纽约著名的朱利亚音乐学院退学之后，曾在纽约时报广场派拉蒙剧院下面的一家时髦的夜总会里演奏萨克斯管。

　　或许两人都已领会“键盘与算盘相通”的规律。否则，他们又如何在音乐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两者之间能从容大度、游刃有余呢？由于所处的大环境不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博士和身为美联储主席的格老对其各自“音乐”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必然存在差异。

　　对两人在音乐素养上进行比较，或许有钩沉传奇的感觉。但在言谈上确有相似之处———两人讲话都爱“绕弯子”。表面看去，这种绕弯子往往被直观认为是“废话连篇”，但细思之蕴意深远。这也是业内人士普遍的感觉。尤其是将两人的言谈放在各自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运营的大背景下更为明显。

　　为美国制定货币政策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其政策调整主导全球投资方向，因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工作与其说是金融家不如说是艺术家，他既要将政策调控的信息有效传递给国际市场，又不能过早暴露美联储的战略部署。既需要引导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走上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又要为美联储的货币干预政策留好退出的后路，其难度可想而知。也正是因为事关重大，很多话不可不说，又不可明说。

　　格林斯潘讲话一般喜欢从美国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运行讲起，而少有一上来就大谈利率。有时根本不谈利率等货币政策的内容。理性的听众往往直到听完格老的讲话，经过认真反思，才能约略领会到他的深义所在。格林斯潘讲宏观经济，实际上是在向人们传达美联储的思考，这种思考的内容往往与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整或改革息息相关。

　　周曾在商业银行、证监会等单位任职，据了解，他以前的同事和下属，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周小川非常具有亲和力，温文尔雅，很有风度。同事和下属对周的评价或许含有其性格方面的因素，但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面对公众的周小川形象———随着中国金融改革进程的加快，以及改革复杂程度的加剧，周小川的讲话风格越来越有格老的影子。

　　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刚刚启动。汇率调整虽然是一国主权，但毕竟涉及国际主要贸易伙伴的切身利益。本质上，汇率改革的过程也是一次次金融外交的过程。有业内人士评价：从近两年的国际汇率博弈看，周小川的应对手法渐趋成熟，言谈间渐显老辣，其风格近似格林斯潘。

　　按常理，央行专司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谈货币政策应该是周小川的份内之事。但人们注意到，在大多数的场合，包括在“两会”新闻记者招待会这样的重要场合，周小川谈得更多的却是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这不仅是因为，身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同时还兼任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之职。更重要的是，周很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要想使货币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更有效率，必须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否则，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其传导功能都将大打折扣。所以，在多种场合，他不厌其烦地讲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他不仅讲中行建行的股份制改革及上市问题，而且细致入微地讲到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贷款结构和不良资产的处置和控制问题。

　　周小川深知房地产业对银行业的良性发展作用非同一般。如何发挥货币政策的工具作用，改善因为金融资源的误配而造成的银行系统大量不良资产、尽量避免房地产业的高贷款给银行系统带来的风险就成了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说周小川讲话爱绕弯子的更为明显的一个例子就与房地产业有关。2003年12月6日，周小川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论坛上的演讲，出乎听众包括诸多财经记者的意料。周小川一上来没有谈货币政策，甚至没有谈与银行业有关的内容，他演讲的主题是“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面对大批听众的好奇眼神，周小川娓娓道来：从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些新提法，谈到增值税的转型，谈到个人所得税，再谈到在适当的时机选择试点实行物业税的趋势；又从财产税的角度，对比“一次性批租”和“定期评估”两种城市土地管理方式在“财产税”征收方面的异同，最后这位央行行长说，“无论城市设施和房地产都有价格风险，中央的各项政策也强调银行要避免陷入某种泡沫里边，以免未来产生更大的风险。”至此，听众才豁然，原来周小川想通过“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的论述，分析商业银行土地抵押贷款的风险

　　传导机制。因为，国内商业银行一般根据初始地租价格审批、发放土地抵押贷款，但批租地价可能有泡沫，因此商业银行拿到的土地抵押实际价值存在相当大的风险。

　　讲话绕弯子只是一种讲话表述的方式。实际上，无论格林斯潘还是周小川，无论他们讲话的弯子怎么绕，事实上，他们“干什么还会吆喝什么”。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永远是他们关心的话题，他们讲话的内容也一定与此相关。但是，鉴于货币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作用之大，之深，之远，两人在讲话内容和方式上必然思之再三。由此看来，绕弯子讲话正是一种谨慎作风的体现。

　　2 央行的未来 周小川的新使命

　　与格林斯潘对利率的“微调”风格相类似，“渐进性改革”的思维构成了周小川进行货币政策调整和改革的主要特征。美联储的职责定位是“提供国家更安全、更灵活、更稳定的货币和金融体系”。而面对现实的周小川深知中国央行的职责和自己的使命，在这方面他很冷静。周表示，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改革和货币化不断进行的过程中，我国中央银行不可能完全像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国家那样，单纯将控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事实上，周小川上任以来，几乎创新和动用了现代货币政策的一切操作工具来完成“法律赋予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在央行没有利率和汇率调整的最终决定权的情况下，这些操作不仅让周获取了大量实践经验、市场信息，更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利率和汇率的形成和传导机制。

　　2004年以来，周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处在激烈的宏观调控政策漩涡的中心。他一方面力争用更加灵活的市场化手段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并争取更多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另一方面，周也在按照政府的统一部署，稳步推进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货币政策整体改革。与格林斯潘对利率的“微调”风格相类似，“渐进性改革”的思维构成了周小川进行货币政策调整和改革的主要特征。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总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主要承担部分中央银行业务的具体操作职责，同时履行一定的管理职能。于是，有人将央行此举说成是效法美联储。

　　美联储全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是一个设在华盛顿的中央独立机构，由理事会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组成，其核心是联邦储备理事会。从1913年成立至今，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担负着发行货币、代理国库、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并运用公开市场业务、银行借款贴现和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率三大杠杆控制着美国的通货与信贷；同时还起着“最后借款人”的作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认为，对比美联储，央行上海总部成立后，留在北京的央行机构颇类似于美联储的核心机构———理事会的角色，而上海总部的作用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相似。这种分离，预示着央行今后将强化货币政策执行的独立性。

　　有观点认为，从这次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可以看出，周小川更倾向于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执行能力，将央行打造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但现实不容回避。目前的中国人民银行还无法与美联储真正相比。从这个意义上，周小川和格林斯潘虽同为央行行长，但有本质不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的一位研究员说：“独立性要求中央银行能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与独立性比较大的美联储对美国国会负责类似，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应该要求其对中国人大负责。而《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这位研究员认为，政府掌控货币政策的最终发言权会带来尴尬的局面。前车之鉴已有，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由于当时日本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一些发达国家便联手要求日本政府让日元升值，升值后日本经济出现了不景气，最终导致泡沫破灭。

　　目前的现实情况仍然值得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包括不久前人民币升值后，中国仍然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压力。按照这位研究员的说法，如果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有本质的独立性，这些国家就没有理由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在外交环节，政府也会有一个回旋余地。

　　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国内曾经历过三次大的讨论。一次是在1984年前后，人民银行确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权时有过大的讨论；第二次大讨论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在《人民银行法》的起草修订过程中有过讨论；第三次是在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成立之前。

　　国外有定量研究认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存在一种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大，通货膨胀率越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小，通货膨胀率越高。另外一个定量研究表明，不管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大是小，与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和韩国都把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放在改革的首位。

　　客观地说，银监会的成立确使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大大加强。银监会专司银行业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越来越受到强化和重视，但同时人们也开始期望它能向美联储一样在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加独立的决策表现。“不过从目前很多决策的出台情况来看，央行决策的独立性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一位专业人士说。

　　美联储的职责定位是“提供国家更安全、更灵活、更稳定的货币和金融体系”。而面对现实的周小川深知中国央行的职责和自己的使命，在这方面他很冷静。

　　周小川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曾表示，保持币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第一位目标，同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这些目标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要平衡取舍。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改革和货币化不断进行的过程中，随着房改因素、公共服务价格因素等逐步进入指数，因此我国中央银行不可能完全像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国家那样，单纯将控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的确，中国的央行需要完成很多的目标，因为中国面临很多非同寻常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不是通过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有观点认为，无法对中国央行的独立性进行判断和评估，因为有许多制定利率以外的问题需要央行付出精力来解决。与美国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走向市场化的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要考虑诸多现实因素。对于周小川而言，在利率化和汇率市场化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统筹考虑。从这个角度看，现实要求周小川具备更高的金融调控艺术。

　　3 系统思维 创新“金融生态”

　　周小川是在深刻认识到中国金融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前提下提出改善金融生态的思想的。虽然同为央行行长，但在这方面，周小川要付出的精力远非格林斯潘所能想象

　　周小川曾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学习过系统工程应用工业，他还曾对计算机，特别是对计算机软件工程产生过浓厚兴趣。应该说，这种工科背景造就了他的系统思维。这种系统思维方法也直接作用到了他对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之中。

　　在2004年12月初召开的“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上，周小川首次提出“改进金融生态”的说法。随后，他在多种场合阐述这个概念。金融生态逐渐形成统一认识。

　　周小川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的内部运作，而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首先，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比如法规能否很好地保护投资者、存款者的权益，《破产法》是否完善，是否有利于建立和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等。其次，还包括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其中涉及中介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另外，由于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程度跟贷款客户的资信密切相关，因此，企业改革也是改善金融生态的重要方面。

　　周小川说，改善金融生态好比是“化学变化”，不过不是金融机构内部的“化学变化”，而是内部和外部混合的“化学变化”。这一“化学变化”发生得不会非常快，是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来实现的。

　　可以看出，周小川是在深刻认识到中国金融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前提下提出改善金融生态的思想的。虽然同为央行行长，但在这方面，周小川要付出的精力远非格林斯潘所能想象。

　　如果大胆猜想一下，周的痛苦之处或许在于，尽管他在金融改革的所有领域里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发言权，但毕竟央行的业务范围以及央行行长的职责，并没有赋予周小川负责全面金融改革的最终决策权；尽管周小川是以法治化的方式推动金融生态的改良，但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到各方的既得利益，“金融生态”的建设任重道远。

　　尽管如此，人们在公众场合看到的仍然是周的平易近人的微笑，和娓娓道来的学者风范，周的自信和从容蕴涵其中。

　　本报记者 李峻岭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