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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伯特·巴罗 (Robert J. Barro)
全球的保护主义趋势近来成了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美国，这个趋势表现在人们对在货物和资产方面的国际贸易采取限制措施的建议愈来愈表示欢迎。美国虽并未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头号“违规者”，但也并没有扮演我们本对之报以厚望的自由贸易的领导者角色。
相较于克林顿政府对促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努力，布什政府在贸易上表现得毫无章法(国会中的民主党势力对于自由贸易的反对的声音则更让人不解)。忽而，美国政府推出一些自由贸易协定，例如关于中美洲的。忽而，又会有一些反对自由贸易的举措，比如关于钢铁的进口关税、农产品补贴、加拿大木材的关税和配额以及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尤其是纺织品的限制。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对来自国外收购的横加阻止。广为人知的案例有拒绝中海油对优尼科(Unocal)的收购和英国的P&O公司将美国港口的运营权出售给阿联酋的迪拜世界港口公司。而在当前美国的国际投资逆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允许外国人在美国购置并拥有一些什么。我们不能一味不切实际地乐观地想象：外国人会永远地无止境地积攒大量的回报不高的美国国债债券。
令人奇怪的是“购买和拥有美国产品”(buy and own American)的呼吁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噱头，即使美国消费者因购买质优价廉的中国产品得到了不少实惠。美国到底如何被廉价的进口产品伤害？如果这些产品是免费的又如何？当然，与中国的公司有竞争的美国的制造商会毫不令人奇怪地支持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问题是，为保护这些少数人的利益，政府施加影响力，却伤害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滑稽的是，这些堂而皇之的保护主义的借口得到政府支持的同时，美国的就业市场却表现景气，失业率降到了4.7%。
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主要表现在对人民币价值低估的抱怨。既然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换来更多的国外产品，从而提高中国人的实际收入，站在中国的立场，这种抱怨无疑是多余的。正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迫于来自美国的莫名其妙的压力——中国在去年夏天放松了汇率，人民币适当地升值了3%，对美元从8.28升到了8.01。
如同在其他很多领域一样，中国在汇率上的态度是采取渐进的政策。尽管中国现在承诺汇率将随市场的力量有所浮动，最终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但希望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改革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急剧的升值会给中国的金融市场带来不利的后果，尤其是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再者，渐进的主张在很多方面已证明对中国颇为有效，包括自由市场化的扩展、法制的加强以及公民自由和民主的提升。很明显，这种过程在市场化方面的进展要比选举方面要快。目前直选只是局限在中国的一些地方进行。然而，在公民自由方面的改善已颇为显著，而中国在此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褒扬。
我设计了一个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计算模型，主要探讨真实汇率。真实汇率由普通汇率(目前为8元人民币兑1美元)除以美国与中国的物价比值获得。现在的真实汇率大概为4。这就是说，由于中国的服务和其他非贸易产品的低成本，我们可以用美元在中国买到四倍于在美国购买的东西。如果中国的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速度，30到40年后，中国的真实人均GDP将赶上美国。到时，中国的非贸易产品的成本将与现在的富裕国家相当。换句话说，真实汇率将会接近1.0。
那么长期的真实汇率提升将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如果中国对美国的物价水平不变，那么普通汇率将提高至四倍。第二，如果普通汇率是固定的(就像从上世纪90年代到去年夏天一样)，中国对美国的物价水平将上升至四倍。这种选择则意味着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保持30到40年每年比美国高出4%。我的感觉，中国偏好保守的货币政策，不会容忍过高的通货膨胀。最大的可能性是，他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走低并与美国的相当。此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就是30到40年后普通汇率将从现在的8元人民币兑1美金上升至大约2元人民币兑1美金。虽然这个变动颇大的长期升值预测我自认合理，但我不能肯定准确的时间表。尤其是我不能准确地计算2006年和2007年额外的升值幅度(我也不认为其他的经济学家能够做到)。
展望未来，中国和美国将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相较于大部分西欧国家，两国的经济成就将根基于对市场经济的执着。在某些方面，中国甚至表现得比美国更市场化。拿我去年5月份的中国之行来说，我的同事对我拜访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感到惊奇。我回答说，中国现在是地球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了。这个看法在去年8月份得到进一步证实。那时我在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里看到了一尊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的高大的塑像。据我所知，没有美国的大学有这么一个塑像——在哈佛，它很有可能引发集体的抗议。
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也应该为美国在其中起的作用感到自豪。美国应该停止抱怨中国的渐进主义，不管是汇率方面还是民主自由方面。美国应该避免气势汹汹的保护主义政策，而应该充分享受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美国不可能永远占这样的便宜的。
(作者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本文为本报独家约稿。陈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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