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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斯坦福大学罗纳德·麦金农教授
本报见习记者 左薇薇 本报记者 韩瑞芸
北京报道
10.2%，1.26万亿，32%。
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
这些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三个数字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新增贷款总额和3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很显然，危险的流动性正在泛滥。为此，央行在事隔一年多之后再次加息0.27%。
利率动了，汇率呢？
虽然本周美国财政部在其半年度外汇市场报告中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世界银行却辩称，中国需要通过货币升值来给其过热的经济降温。
相对于美国政府、国会和民众的压力，斯坦福大学重量级的经济学家麦金农却坚持反对人民币继续升值，似乎他正在扮演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白求恩”。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
这是在说麦金农吗？
不不不……
麦金农是一名学者。对于美国的升值派，麦金农认为他们人“不坏”，但信奉的理论是错误的。显而易见的是，目前的争论已经成为了一个混杂着理论派别、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大杂烩。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颇为复杂，给各方都留有了一定争论的余地。
对此，我们不敢贸然判断其中孰对孰错，而更愿意将不同的观点展示出来。相信一个开放式的讨论将有益于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经济的发展。
为此，我们在麦金农教授再次访问中国之际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人民币继续升值仍是“大错”
《21世纪》：目前美国各个方面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观点与以往有何区别？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在最近的“舒默-格雷厄姆”联合议案中，以往常用的人民币“汇率操纵”这四个字被换成了“汇率失调”。
麦金农：我认为中国开始升值人民币是一个错误，尽管到目前为止幅度还不是很大，从去年7月开始，大约3.5%，但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会导致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利率也会上升，造成通货紧缩。比起2005年7月21日以前，观点有所区别，现在，对人民币未来的预期是更高了。
至于主流观点，那就要看你是问谁了。在美国有大批的经济学者，都认为应让货币升值，以降低贸易顺差，这就是主流。但我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对的。在上世纪70、80年代，日元一再升值的时候，贸易赤字并未消失，日本经济却萎靡不振，通货紧缩。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历史会否在中国重演。
舒默他们在中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当他们从中国回去以后，就不再使用“汇率操纵”的字眼，改用“汇率失调”。但我认为货币并没有失调，使用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标准，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与美国类似。但在过去几个月内，它却比美国低。事实上，强迫升值只会使通货膨胀率降得更低，甚至为负。如果能将汇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稳定，就像中国在1995年至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始终是8.28。这样两国的通货膨胀率才能保持一致，从而避免失调。
《21世纪》：在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后，美国政府、学界等各方面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预期？
麦金农：我觉得他们在迫使人民币升值上不再那么激进了，我希望的也是如此。问题在于，他们要削减美国的赤字，其巨额的贸易赤字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可他们忽略了造成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美国有巨大的财政赤字和极低的个人储蓄，需要对外借款，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贸易赤字。很多政治家忘记了财政赤字，以为让人民币升值就可以修正贸易赤字，这是不对的，这样不仅没用，还可能导致中国的混乱。
《21世纪》：我们一般认为，美国应该是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受害者。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在您所接触的美国人中，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麦金农：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而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双赢局面。中国遭受了损失，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会明显削减。美国普通民众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但有来自国会的政治压力，所谓中国制造业严重影响了美国制造业，政府需要采取行动。只是他们找错了对象，没有修正财政赤字，却要求中国升值货币，把精力花在了错误的方向上。
《21世纪》：您很早就指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不恰当之举，当时您提议美国应该加息。事实上，美国从2004年6月开始着手加息，经过16轮，现在美联储基金利率已达5%，这是25年来美国持续时间最长、频率最为密集的加息周期。但实际上，美国的长期市场利率甚至出现了下跌。美国经济项目下的巨大赤字根本得不到缓解。而且您曾经认为，美国应该为全球经济过热负一定的责任。那么，到了现在，这种责任应该如何体现？您建议美国应该怎么做？
麦金农：现在仍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尤其是在东亚，贸易货币是美元，各方通过银行来支付美元，政府也持有美元储备，是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保持美元价值的稳定，避免大幅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美联储的失误在于，2004年以前，利率过低了，银行间联邦基金利率只有1%，以前从未这么低过。在产生了大量通货膨胀之后，他们才升息到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但还是不足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我觉得要到6%左右才行。
维持现行汇率将是上策
《21世纪》：您过去认为，由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已接近美国的，那么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将会导致中国陷入以出口、国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放缓为先导信号的通货紧缩境地。现在，您是否仍然抱有这种观点？
麦金农：当然，只是目前实际的升值幅度还没有大到给中国经济造成那样的影响，如果升值继续延续下去，麻烦就大了，就像日本曾经历的日元大幅升值那样。现在，人民币刚刚开始稍有升值，美国的压力还在继续，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在扩大，升值的上限究竟在何处还不得而知。
《21世纪》：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10%，您是否认为中国便不能承受？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货币升值的同时也保持了经济发展良好。比如欧元升值了至少50%；印度在两年内升值10%但依然出口旺盛；对于这些数据，您怎么看？
麦金农：具体的升值幅度很难确定，实际已经升值的幅度，和预期未来的升值幅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经济学者惊讶于如何能够承受一次性升值10%，其实只要此后不再继续升值，就是可以承受的。我的解决方案就是不管当前的汇率究竟是多少，盯住不变就行了，目前是8.01，那就维持这一汇率好了。两个经济体陷入不安，是由于很多经济学者认为应该控制不确定性因素，以恢复贸易平衡，应该建立更为安全的监管系统，以维持中国物价水平的稳定。
至于货币升值，最主要最典型的例子应该是日本。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1971年的260一路上升到了1995年的最高80，破坏了日本的经济。在80年代后期，台湾地区、韩国也曾升值货币，那是得到了美国财政部这一“货币操纵者”的认可。韩国最终在1997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经济倒退。根本原因是它们在面对美国的压力时，没有做出适当的调节。
《21世纪》：为了应对中国目前的问题，曾有人提议要对出口征税，以抑制出口，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您如何看待这一建议？
麦金农：我的同事刘遵义教授主张对出口征税，而不是直接升值货币，我不认为这会对贸易失衡有效。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一帮学者则主张人民币升值35%，这只会让情况更糟。他们人都不坏，我们都认识，他们只是错在理论基础不对。那些模型看似很有道理：货币升值，出口商品变贵，出口就减少，同时进口商品变便宜了，进口就增加。看起来，货币升值似乎可以影响贸易平衡。但事实上，还有收入选择和严重的通货紧缩等因素，就像当年的日本，日元升值经济遭殃。因为像日本、中国、韩国这样的债权国，货币升值会使投资放慢，由于很多人都持有美元资产，从而造成大量的资本流失，消费也随之下降，出口减少的同时进口也减少了，贸易状况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因此，当一个债权国被迫升值时，很难预测其贸易平衡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货币升值解决不了贸易失衡的问题，无论是“被迫升值”，还是“主动升值”。只要人们预期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利率就会继续走低，中国出口业的工人也在担心未来走高的人民币，工资增长会放缓，从而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使其更有竞争力，这是一个悖论。
资本账户开放：正确但却操作困难
《21世纪》：3月初，人民币汇率曾经短暂下挫，但没过几日又再续强势。应该说，自去年7月份汇改以来，货币当局一直在做积极的努力，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却随之愈来愈强。虽然浮动汇率制是您一直建议中国政府不要做的，但毕竟发生了，而且没有即将停止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否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一次性大幅度地使人民币升值以抵制热钱流入？
麦金农：可能招致热钱流入的不是现阶段的汇率水平，而是对人民币继续走高的强烈预期。我认为中国现在放开资本市场和资本帐户是正确的选择，只是在同时升值货币的情况下，操作起来很有困难，因为资本市场放得越开，国内利率下降和热钱流入的压力就越大。显然，国家外汇管理局试图加强对资本流入的控制。事实上，它鼓励人们将资金转移到国外，降低资本流入，因为它担心热钱流入会使得利率降低，并且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
《21世纪》：很多学者认为中美双方目前巨额的贸易顺差原因在于美国的低储蓄率，但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认为假如美国单方面提高国民储蓄率，恐怕对于全球经济并非幸事，因为这将可能导致通缩的发生。为此他建议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任何减少都必须由其他国家经常项目盈余或盈余增加的减少相配合。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
麦金农：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任何减少都必须由其他国家经常项目盈余或盈余增加的减少相配合，我认同这一说法。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都是储蓄过度，美国却严重不足，导致了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修正长期平衡的最佳途径就是鼓励中国消费者使用信用卡，刺激消费，而美国联邦政府则需要开始增加税收收入。要对付极低的家庭储蓄也很困难，可以依靠强制的养老金储蓄系统，就像新加坡一样，通过投资基金，迫使每个人拿出收入的5%，用于投资股票、债券，从而产生大量储蓄。
目前美国贸易赤字的四分之一来自中国，还有大量是来自石油生产国，总的来说，日本的贸易顺差和中国类似，只是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较大。目前，美国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不会造成太大的威胁。它最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中国的储蓄没有那么高的话，情况还会好些。
汇率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21世纪》：在您前一段时间的文章中，您认为中国目前盯住汇率制度的动机在于保证国内金融稳定，而非争取出口优势。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讲述过类似的观点，但我们看到国会议员和普通民众对汇率问题却显得日益失去耐心，那么经济学家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麦金农：经济学家常常可以带来危害，而不是帮助。过去有一个菲利普曲线，是显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之间取舍关系的曲线，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通货膨胀政策，来维持低失业率。在50年代末，当我还是名研究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专家都相信这一点，问题只是你想要维持多大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幸运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汇率是固定的，政府难以选择通货膨胀率。到了7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后，才有人开始写论文论证菲利普曲线，人们才意识到，很多基本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是错的。现在，关于贸易平衡的错误模型也是如此。
《21世纪》：您觉得现在这个问题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理论问题？
麦金农：中美间的汇率问题发展为一个政治问题，的确是这样。目前基本上有两类人，一类主张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其中有很多华盛顿的经济学者；另一类则要温和得多，他们只是主张浮动汇率，以更大的浮动性代替固定汇率。问题是，由于货币严重不匹配，任何随机的货币升值，都会使在中国持有美元资产的人受到影响。日本就有这样的特点，从1990年代一直到2004年，日本在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贸易顺差，时间比中国长得多，日本是私人持有的美元资产更多，中国则是政府持有更多，日本的保险公司、银行、养老基金，很多都是美元资产持有者，没有人认为政府会出面阻止日元的大幅升值，任何随机的升值都会使紧张的美元资产持有者陷入困境，汇率浮动的上限很难确定。
另一方面，像1997年以前的泰国和阿根廷等债务国，它们持有美元负债，对它们而言，自由浮动也很困难，任何随机的美元升值和本币贬值都会影响它们的债务。当货币严重不匹配的时候，自由浮动也不起作用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微妙。
很难要求IMF再做些什么
《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加剧，对于相关国际机构的改革也日益提上了日程表，最近关于如何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应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呼声不断兴起，您对此如何看待？
麦金农：当然，目前的状况需要各国之间协调合作，但要建立在正确的模型之上，错误的模型只会使合作成为空想。美国就认为，IMF需要领导各国，使它们的汇率浮动变得更为灵活，就像亚洲各国一样，经历了货币升值和浮动性加大，但我觉得这样不对。IMF诞生于1945年，源于布雷顿森林协议，其主旨是要稳定汇率，在此后的20年间，它不失为一个成功的体系，维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现在，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因素，很难再要求IMF做些什么。
《21世纪》：另外，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些人都在质疑IMF的作用。
麦金农：那是另外一回事，赋予IMF的使命是让亚洲国家的汇率波动更为灵活，但我并不认同这一点。
《21世纪》：最后，今年再度访问中国，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经济学者，您还想说些什么？
麦金农：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我觉得，中国的学术界在将经济理论付诸实践、制定汇率政策上，还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跳出主流贸易平衡模型的限制和政治家的影响，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学者，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an McKinnon)
●1935年7月生于加拿大埃德蒙顿
●1956年获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1961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61年起开始执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
●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贸易和金融、经济发展、货币和银行学、东亚经济、浮动汇率下的外汇市场和货币政策等
●同时担任拉美、亚洲和欧洲中央银行顾问，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发展银行等多个国际组织顾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的专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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