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我充满理想但不脱离实际

　　本报记者 陈晓颜

　　对话语录：

　　现在农村的储蓄变成了城里的投资，用于搞高速公路、机场等，他们自己搞生产却没有钱。

　　大家有时对企业家不理解，这很不公平，所以要为富人说话，现在的社会财富这么多，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当然也有党的政策支持。

　　三十年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如果睡一觉醒来，我不会觉得是在中国，我会以为是在美国。

　　慈善应该由民间来做

　　本报记者：前段时间，你办富平保姆学校时遇到了困难，甚至你学校毕业的保姆由于疏忽，导致雇主家里的孩子死亡而经历了一场官司，想没想过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困难？

　　茅于轼：开始没想，后来人慢慢多了，我们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保姆这个行业是人对人的服务，出什么事都可能的。北京保姆行业里已经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把客户弄死了、有的保姆工作中摔死了、还有的保姆有偷窃行为等等，所以后来我们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说实话，一时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也不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们曾想过这个事是不是不能做了，但是一旦退出来，我们帮助贫困地区的妇女到北京就业的目的就达不到了，所以我们就继续坚持在做这件事。后来发生了这场官司，如果法院能公正地判决，我们也能承受，现在问题是法院的判决显然是很不公正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文章，现在法院既然判了，我们就得执行，这没有办法。

　　本报记者：这场官司需赔付多少钱？

　　茅于轼：47万。

　　本报记者：从哪筹集这笔钱？

　　茅于轼：各方面凑吧，单位自己有十几万元的剩余，还缺三十万，由社会捐款、股东出资凑齐。头两笔赔款已经付了。

　　本报记者：你在帮助弱势群体的同时，总会遇到很多困难，你没想到过颐养天年、放弃这些事吗？

　　茅于轼：政府对民办事业不放心，我们政府是个大包大揽的政府，过去是从摇篮到坟墓它都管，当然农民它不管，只管城里人，现在有了民营企业，挣钱的事它不管，很多事都是民营企业在做，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就出现了多元化的状态。做慈善本该由民间去做，可是我们过去的慈善事业都是政府在做，现在政府脑子还没有转过来，还要加强控制、不让老百姓办慈善。这条路不能说绝对不通，但非常之困难，我们为此跟政府打了不少交道，都没有成行。

　　要是有好的环境，我们可以少花很多精力，但应该讲，很多人还是很热心的，政府里也有很多热心人，所以我们多少还能办些事，比如甘肃省政府就比较支持我们，我们的生源主要来自甘肃省。

　　我没有想过放弃，不但不想放弃，还想扩大招生、做大一点。我们现在一年也就招三千人左右，一个月不到三百人。拿一个省来讲，它有几百万人的劳动力，但现在有变化，有所减少，所以现在需要挖掘其他机会，我们正在联系河北、河南帮助我们扩大招生。

　　本报记者：很多人认为，你是凭着理想在做事，理想主义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茅于轼：我这个人充满了理想，但我不脱离实际，从现实出发。从正面讲，一个人应该为了理想而奋斗，我有很多理想，我真正的理想是世界大同的理想，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对外交的看法、对全世界市场的看法，我都非常理想化，这种理想化好象没什么负面影响。

　　本报记者：你凭着理想在做事，但现实世界并不完善，你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茅于轼：现实世界就是这样，不论做什么事，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这个无所谓，我不在乎。和政府打交道也一样，有的很支持，有的就给你设置障碍，我倒觉得很自然，得道者多助，我终究还是做成了很多事，你做的对，大家还是愿意支持你的。

　　在中国开办私人银行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2006年，尤努斯因为开办穷人银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媒体也开始报道你在山西设立的扶贫基金，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做这件事情的？

　　茅于轼：1992年，我捐了200元给希望工程，这个钱到了山西一个小村庄，接受捐助的小朋友给我写了信，就这样开始有了交流。我了解他们那有个老师是残疾人，我就想用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我是经济学家，想着怎么能小钱办大事，于是想到了小额贷款，第一次给了他们500元，半年后500元还回来了，我就再加点钱，就这样慢慢做起来了。

　　本报记者：你当时扶贫基金的钱从哪里来？

　　茅于轼：最初的钱是我自己的，后来有了各方面的帮助，得到了林毅夫、汤敏、亚洲银行朋友的资助以及素不相识朋友的捐助，现在共有三十多万元的捐助，这都是我的朋友、部分政府官员的捐款，数目很少，捐钱做不大，只有成为产业才能做大。

　　本报记者：扶贫基金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茅于轼：我去过几次，可以看出当地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举个例子，那个镇叫团水头镇，我第一次去是1996年，当时只有一个饭馆，去年去看，有六七个饭馆，这说明就餐人多了，生活提高了。还有，我第一次到龙水头村时，全村只有一辆摩托车，现在几乎一半的家庭都有摩托车，那时候也没有手机，现在手机相当普及了，几乎家家都有手机，也有部分家庭有固定电话。他们借了钱，都是用于搞生产，其中用于农业的占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用在做买卖、搞运输、进城打工，也有用于看病、小孩上学的。

　　本报记者：我知道，你在运作这个基金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呢？

　　茅于轼：主要的困难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为什么尤努斯能做成，而我们办不成呢？其实尤努斯也不是很容易办成的，他跟当地政府谈判了10年，才让他办了私人银行、专门做小额贷款。按照传统的认识，银行就是为有钱人服务的，穷人不是银行的服务对象，但他要说服传统的看法，让穷人也能享受银行的服务，这费了很大的劲。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政府要垄断，不让老百姓干，到现在也还没改，慢慢在改，但最关键的一步还没迈出来。

　　本报记者：你认为在中国开办私人银行的可能性有吗？

　　茅于轼：有。第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国私人银行都进来了，为什么不让中国人开办私人银行？这从道理上讲不通；第二，农村金融的需要，就是小额贷款服务农村，中国的农民享受不到贷款服务，农民的存款存进去后，贷不出来，六七亿中国农民的储蓄到了国营金融系统就借不出来了，结果农民就越来越穷。一个农村需要发展，他的储蓄要变成投资，现在农村的储蓄变成了城里的投资，用于搞高速公路、机场、三峡建设等，他们自己搞生产却没有钱，搞生产是要资金的，中国农村的金融服务问题非常大，过去只有存款服务，没有贷款服务。过去给农村服务的农村信用社干得特别糟糕，它不借钱还罢了，通过私人关系借的钱不用还，亏损几千个亿。农村金融这么糟糕，中央政府很着急，一条路就是开放民营小额贷款，不过它走得很慢，一步步在走，现在关键的一步没迈出来。

　　本报记者：这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茅于轼：就是让你个人去办，个人去办私人银行做小额贷款。现在的状态是不让你个人办，要政府办，你个人可以出钱，但不能办，由我来办，就这个意思。

　　本报记者：你认为政府的担心来自什么方面？

　　茅于轼：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不相信私人办，怕私人办出事，其实中国的银行是公家办的，公家办的出了那么多大事，亏损几万个亿，不是一样在办吗，为什么不能让老百姓办？老百姓不能出事，政府可以出事；二是怕私人金融业和国有金融业竞争，国营银行竞争不过私人银行，不过，我觉得这个担心有些多余，因为农村资金有限，我们国家金融业里的钱，不论是股票、还是保险、银行，大部分来源于城市，少数来自于农村，所以开放这一块，对国有金融业竞争的威胁是有限的。我估计今年能放开，这跟尤努斯有关系，人家孟加拉都干好了，中国怎么能干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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