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闻问切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前景

　　

                                      汤敏                                      杜晓山                                       高伟                                     焦瑾璞

　　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

　　2004年至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次将“三农”问题列为工作指导重点，“一号文件”几乎成为农村改革的代名词。然而，作为发展“三农”重要支撑的农村金融改革进展仍较缓慢。随着农业银行、农发行、农信社、邮储等一系列机构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的问题症结逐渐浮出水面。如何应对政策指导与实际情况的矛盾？如何在成本收益不平衡的情况下满足农村金融的需求？如何寻找适合农村金融的可复制的运营模式？

　　本次金融圆桌邀请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话题主持：

　　本报记者 邹 靓

　　话题嘉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焦瑾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 伟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杜晓山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汤 敏

　　望

　　政策导向和事实的矛盾

　　中央政府长期呼吁并出台系列政策支持“三农”建设与发展，然而广大农村地区缺乏长期资金支持的困境鲜有起色。部分大型金融机构退出农村市场，农村资金流出情况严重。是怎样的深层次原因导致了政策导向与事实情况的矛盾？

　　汤敏：造成这种矛盾的最根本问题，是由于开展农村金融成本高、回报低、风险大，且政策层面的影响比较大。政府与机构各有各的考虑，政府希望发展“三农”、发展农村金融，鼓励机构进入农村；银行方面被限制提高利率，无法达到成本收益的平衡。

　　以传统方式做农村金融，加上地方政府干预等外力因素，无法达到发展农村金融的目标。而真正愿意做农村金融的力量受政策限制却暂时尚无法进入市场。

　　杜晓山：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说，需要考虑成本核算，即是否有利可图。大型金融机构不愿意如政策希望的那样开展农村业务，并不是说农村业务肯定赔钱或是大银行做农村业务肯定赔钱，这在国外都可以举出发证。是否开展农村业务以及如何做到盈利，要看银行定位。印尼人民银行农村信贷部（BRI-UD）的例子一直被广泛运用来证明这一点。

　　BRI-UD类似中国的农业银行，上世纪80年代改制之后成立了三大部门，农村信贷部、企业信贷部（城市信贷部）、海外信贷部。其中农村信贷部资产最少，但是盈利能力却比其他两个部门要强。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企业信贷部和海外信贷部几乎崩溃，而农村信贷部的还贷率只降了1-2个百分点，依然赚钱。BRI-UD就是靠农村信贷部保住了银行，农村业务和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成了BRI-UD的当家品牌。

　　中国的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同样要考虑定位问题，农行这类大机构可以做大型项目、优质大额的中小企业贷款，农信社偏重中小企业中的规模小的进行，邮储银行可以做小额信贷。

　　高伟：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要想在农村长期坚持下去，必须实现自身经营和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要在既定风险水平下争取收益最大化。脱离这个前提，是不切实际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由农村金融的服务对象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的。我国农业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本高、收益低，自然风险大的特点；加入WTO后，弱小分散的小农户面临国际市场的冲击，增大了市场风险。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成本高、风险大而收益低，系统性风险严重。由于风险和收益不匹配，造成农村信贷资金大量外流。

　　要降低农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靠单个金融机构是不行的，这需要政府发挥必要的作用。从宏观层面上来说，需要大力发展农业保险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分散农业生产的生产风险；创新和探索新担保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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